我今年63歲，住江蘇省如皋市如城鎮，現任如皋絲毯藝術博物館館長，系第七、八、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江蘇省第十、十一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1988年，我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了一條建議，兩年后誕生了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法》。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發生里氏8．0級地震，我建議國家下半旗為數萬遇難同胞志哀，被國務院采納。從童年時代至今，我與國旗結緣的那一幕幕場景歷歷在目，匯聚成濃濃的國旗情結。
我陪外公掛國旗
年幼時外公就教我認識國旗：“五星紅旗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五星紅旗為長方形，紅色旗幟象征中國革命。紅旗上方綴有5顆黃色五角星，黃色呢，是我們中國人黃色人種的民族特征。5顆星，較大的一顆在左邊，象征中國共產黨，4顆小星環繞在大星之右，像星拱北斗，并各有一尖角正對著大星的中心點，象征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人民大團結……”外公的語調慷慨而激昂。
“什么是北斗呀?”我依偎在外公懷里，看著國旗懵懵懂懂地問。
“北斗，就是北斗星呀!”外公將我抱到屋外。他指著滿天的星星教我辨認：“看，那排列成‘斗’形的七顆亮星就是北斗星。北斗星是指示方向和判別星座的重要標志呀！”幼學如漆，那個寂靜的夜晚，我認識了國旗，也認識了北斗星……
那時，全國剛剛解放，外公經營著一家叫“鄧廣潤”的老字號嫁妝店。每逢元旦、五一、十一等節日，甚而春節、中秋、端午等傳統節日，外公都會在店門外掛起五星紅旗。對我童年來說，更有趣的是看“掛國旗”。
每次，外公一說“掛國旗”，我就手忙腳亂地端著板凳前去幫忙，但無論怎樣爭取，矮小的我都是配角。那面用紅布手縫而成的國旗，總是經過別人的手，最終高高掛在店門前。國旗光彩奪目，迎風飄揚。
國旗通常連續掛10多天，一眼望去，老街各店面前一派火紅，映紅了一張張笑臉。半個多世紀過去了，那童年的記憶一直刻在我的腦里，揮之不去。
羅斯·卡爾心中的國旗
1985年6月，我在如皋接待了一位重要客人。她是我在中央工藝美術學院學習時的任課老師——羅斯·卡爾女士。她是美籍華人，被查出身患癌癥。
在彌留人間的最后幾個月，羅斯·卡爾女士帶著三個子女重返祖國，重溫對祖國的深情。我陪同老師走在如城鎮的大街上。老師的生命已進入倒計時，我的心情百味雜陳。老師沒說一句話，她進了一家又一家店，可總是失望地走出來。我猜不透她到底要買什么，緊跟其后，卻不敢多問。終于，在如皋百貨公司，老師買到了她想買的禮物——3面五星紅旗。
當老師從營業員手中接過鮮艷的國旗時，眼眶里滾動著晶瑩的淚花。她像女兒見到久別的母親一般，不住地親吻國旗。瞬間，淚水浸濕了國旗的一角。老師鄭重地把國旗分別交給3位已加入美國國籍的子女，千叮萬囑：“這是我送給你們最珍貴的禮物。記住，你們根在中國，不管走到哪里，我們永遠是炎黃子孫！”我在一旁也忍不住落下淚來。當天，我們一起站在莊嚴的五星紅旗下拍照留念。
3個月后，噩耗傳來!羅斯·卡爾女士離別人世。我眼前不時浮現老師購買國旗和向子女贈送國旗的場景。國旗代表國家尊嚴，象征國家主權。于是，我萌發了建議國家制定一部升掛國旗法規的念頭，要讓五星紅旗深入人心，飄揚在每一個中華兒女的心中，以喚起公民的國家觀念，增強公民的愛國主義意識，振奮民族精神。
《國旗法》和我的建議
1988年初，我光榮地當選為第七屆全國人大代表。這一年的國慶節，我帶著孩子漫步在如城鎮街頭。街上車水馬龍，店內商品琳瑯滿目。但我仍覺得缺了點什么……我不禁想起前不久在美國考察時所見到的場景。在美國，無論博物館、藝術館，還是工廠、機關、學校，星條旗無處不在，甚至連老百姓的郵箱里、郵遞員的車架前，都插著美國國旗。美國人對國旗如此重視，美國人的國家意識讓我震撼，而我們國家在這樣隆重的節日里，整條街上都見不到一面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我心里有著說不出的滋味。
回家后，我查閱了不少資料，發現世界各國對象征國家的國旗、國徽、國歌，都制定了相應的法律法規，而我國至今還沒有一條與國旗有關的法規。當晚，我輾轉反側，久久不能入睡，強烈的民族意識一次次撞擊著我的心。我翻身下床，扭亮臺燈，奮筆疾書，寫下了《加強愛國教育，喚起人民的國家觀念，盡快制定懸掛國旗具體辦法的建議》。10月6日，幾經修改，我將這封約1000字的建議裝入人民代表專用信封，寄往全國人大常委會。
一位普通人大代表的建議，驚動了共和國最高權力機關。兩個月后，我收到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寄來的一封信函。信中還附著國務院有關部門請示制定《國旗法》的報告。報告寫道：“李玉坤代表提出的建議很重要，我國至今還沒有懸掛國旗的法律依據，制定這方面的法規刻不容緩，建議由國務院法制局、全國人大和政協草擬懸掛國旗的法律或辦法。”
信里還告知了我一些情況：已陸續有人民群眾對國旗國歌的規范提出了建議，而你是人大代表中第一個提出來的。也只有人大代表提出議案，才有可能為國旗立法。
這是一個遲到的法律。信中介紹道：1950年上半年，中國政協第六小組就起草過《關于國旗升掛辦法和國歌演奏辦法》的法規草案，由當時政務院秘書長林伯渠交給毛澤東主席，請求批準。9月7日，毛主席在文件末尾批了“同意”，并簽上“毛澤東”；到了9月9日又在“同意”兩字上畫了“?”，在后面寫上“緩辦”二字，隨后簽上“毛澤東”。38年前，這項立法就此擱置了。
38年后，因為我的一條建議，國旗立法將變為現實。就在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來信后不久，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二次、第十三次會議反復審議了《國旗法草案》。1990年6月2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楊尚昆簽發28號主席令，正式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法》，并于同年10月1日實施。很短時間內，我的名字竟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法》聯系在一起，以較高的頻率出現于大眾傳媒。
胡其俊和國旗班班長趙新風
1992年3月26日，我以全國人大代表的身份到天安門廣場看望國旗班戰士。身材魁梧、儀表端莊的國旗班戰士以標準的軍禮迎接我的到來。據了解，他們是最后一批國旗班戰士。以后，國旗班就改為國旗護衛隊了，人數由30人增加到100多人。
“國旗班戰士幾十年如一日，不怕酷暑嚴寒，護衛國旗，充分體現了戰士們的愛國主義情懷，我作為人大代表，向你們致敬！”一陣親切的問候后，我從包里掏出一疊“全國人大七屆五次會議紀念封”贈送給國旗班戰士。
“《國旗法》的頒布實施，使我們很受鼓舞！”國旗班班長趙新風在陪同我參觀國旗護衛隊駐地時，興致勃勃地向我介紹戰士們護旗執勤情況。趙新風說，以前群眾來看升降國旗，雖然熱情很高，但什么姿勢都有。《國旗法》實施后，情況大為改觀，軍人自動敬禮，群眾肅立注目，就連小朋友們也自動行舉手禮。我不住地點頭：“好，這就好，愛國主義意識增強了！”
據趙新風介紹：自開國大典之后的20多年里，天安門廣場一直沒有專業升旗手，升降國旗的任務一直由北京市供電局負責。自1951年10月1日之后的25年間，負責為天安門廣場升降國旗的，就是電工胡其俊。那時升旗沒有國歌伴奏，而且也不是天天升旗，只有逢節假日或外國元首來訪時，才會通知胡其俊去升旗．他總是提前一天到天安門管理處領國旗，第二天騎車到天安門廣場升旗，升完國旗后再到供電局上班。那會兒升降旗的時間也完全靠他個人估計。1976年5月，北京衛戍區部隊接替了胡其俊升降國旗的任務。
趙新風是1989年春天參軍到天安門國旗班的。1991年4月15日，使用了41個春秋的老國旗旗桿光榮“退役”，趙新風與兩位戰友為它完成了最后一次降旗；1991年4月16日，天安門新國旗旗桿啟用，趙新風又親手按動電鈕升起第一面五星紅旗。1991年5月1日，“天安門國旗班”擴建為“天安門國旗護衛隊”，趙新風也由此成為天安門國旗護衛隊國旗班的第一任班長。
從趙新風的談話中我得知，為了保持國旗的莊嚴神圣，戰士們每天都要換上一面嶄新的國旗。而目前少數單位國旗破損、褪色后不及時更換，仍升掛在高空，影響了國旗的尊嚴。我當即表示：“這個問題提得很及時，也很重要，我將盡快向全國人大反映這個情況!”
從北京回來后，我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寫出了“關于大力宣傳《國旗法》，并指定有關部門研制牢固耐用、不易褪色的國旗的建議”。國家司法部、紡織工業部接受了我的建議，并作了答復。中國社會科學院心理研究所承擔了此項任務。該所在對各地采集來的國旗樣品進行分光測定，選出30多種候選顏色，然后經過專家篩選和廣泛征求民眾意見，確定了最適合五星紅旗的紅色和黃色，并研制出不易褪色的布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