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的竺可楨
竺可楨，美國哈佛大學的博士生，中國氣象學的開創者。1936年，當行政院政治會議通過了由他出任浙大校長時，他正在中央氣象研究所所長的位置上。他一再推辭，卻因親朋好友的勸說而動了心；他一再表示只干一年，卻因抗日戰爭的爆發而改變了初衷。
如果說，最初讓竺可楨動心的僅僅是這樣的一句話——“浙省文化近來退化殊甚，需一大學為中流砥柱?！蹦敲?，等到1937年的10月，當他向一年級的新生發表演講時，便有了這樣的內容——“國家為什么要花費這么多錢來培植大學生？為的是希望諸位將來能做社會上各業的領袖。在這困難嚴重的時候，我們更希望有百折不撓、堅強剛果的大學生來領導民眾，做社會的砥柱。”等到1938年的6月，當他向應屆畢業生致辭時，更有了這樣的思想——“諸位離校以后，每個人應該以使中華民族成為一個不能滅亡與不可滅亡之民族為職志。把這自強不息、奮發有為的精神，傳播于各村鄉、各城市、各機關去?！痹俚鹊?/span>1939年的7月，當他在送別又一屆的畢業生時，則進一步地有了這樣的理念——“大學畢業生如欲為國家造福，則單求一點智識與技能，尚非最重要的目標；大學畢業生的人生觀必須確定，方能使社會事業有格外的成功?！?/span>
——這，就是竺可楨于實踐中一步步形成的對于大學的認識，也是他于戰火中一步步形成的對于辦學的思索。為了培養出“各業的領袖”，為了培養出“社會的砥柱”，為了讓更多的人擔負起中華民族“不能滅亡與不可滅亡”的重任，竺可楨義無反顧地挑起了這副重擔。他無怨無悔，一干就是13年；他不僅把這所大學一而再、再而三地“馱”離了戰火與硝煙，而且把這所大學于顛沛流離中“馱”成了令世人矚目的“東方劍橋”。
一遷浙西建德
當年，竺可楨在接手浙大后可謂雄心勃勃，他一心想干出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來，以徹底改變學校原有的落后面貌。不曾想，一年之后日本侵略者竟將戰火燃到了長江三角洲，杭州成為了敵機轟炸的重要目標。作為一校之長的竺可楨，交給了我們這樣一份清單——“自9月20日至10月30日的6個星期中，因警報而不能上課的時間平均為16%，最多的集中在8點—9點，占28%，次之為下午2點—3點，達22%?！?/span>
為了保證正常的教學，為了保護師生的安全，竺可楨當機立斷作出了這樣兩項決定：第一，將一年級新生遷往天目山中的禪源寺，將附設的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和農業職業學校遷往蕭山縣的湘湖。他安慰大家道：“禪源寺是我國東南地區的有名大叢林，西天目參天夾道的柳杉，更是中國各地所少見。在這種心曠神怡的環境之下，我們應該能夠樹立起一個優良的學術空氣?！钡诙?，于杭州的校園內成立特種教育執行委員會，下設總務、警衛、消防、救護、工程、防毒等機構；學生中則組織起戰時后方服務隊，進行各種必要的訓練。當年的學生干部劉奎斗回憶道：“竺校長經常坐鎮辦公室，有時我陪同他到校區各處察看同學們躲警報的情況和校警布防與警戒等，希于不幸遭遇轟炸時有最小的損失。他那種大無畏的精神，使同學們在敵機的轟炸下仍能鎮靜如常。杭州數次遇襲，母校均能安然無恙，皆竺校長之賜也?！?/span>
1937年秋，竺可楨等人在天目山禪源寺前合影
然而，侵略者的狼子野心遠非竺可楨等善良人所能預料——1937年的11月5日，日軍終于在距離杭州100公里處的金山衛登陸了，形勢愈來愈緊張。為了保護住這所浙省的“中流砥柱”，竺可楨斷然下令：自11月11日起，全校師生員工分作三批遷往位于浙江西部的建德縣！
其實，遷校一事竺可楨早在一月之前就開始醞釀與籌備了，他不僅派出人員前往桐廬和建德等地進行考察，而且親自出馬實地進行勘測。那天的布告是這樣寫的：“除一年級的新生外，全體同學于11、12、13三天遷移建德。先由大輪拖民船赴桐廬，每次可容180人；次自桐廬換小輪赴建德，每次價約100元之數。晚12點出發，次晨8點抵桐廬，下午四五點至建德?！薄憬髮W的第一次遷徙就此拉開了帷幕。
走水路，是為了節省開支；走夜路，是為了躲避空襲。數天之后全體師生終于平安地抵達了建德，而竺可楨卻又開始了他新一輪的忙碌——11月14日，檢查各處的安排，先“出至東城”，于二年級的學生宿舍看望同學；繼之“至北門林場”，到教員宿舍慰問同仁；然后“至文廟、嚴子陵祠及何宅”，那里是三、四年級學生們的下榻地；最后“回至方宅，即總辦公廳也”。11月16日，上午召集學生代表談話，安排防火事宜，老屋“系木板，路又窄，一旦失火，不堪設想”；下午召開特種教育常務委員會會議，確定總務長、情報委員和壕溝設計委員的人選，并安排新的工作。11月17日，得知因人手短缺、車輛不足，尚有400箱圖書和儀器滯留杭州，當即帶領搬運人員折回危城之中。11月19日，得悉留在天目山的一年級學生“恐慌甚殊”，親返山中探望，并召集該地的教職員談話，以安定人心……竺可楨有寫日記的習慣，感謝他留下了如此詳盡的記錄。
——雜亂而繁忙的遷徙工作終于勝利地結束了！11月19日浙江大學正式復課，竺可楨總算長長地吐出了一口氣，他定下心來，開始著手于早已制定好的治校方略——于全國的高校之中率先推行“導師制”：
自從我國創設學校以來已愈30年，這30年當中，在設備和師資方面，不能不算有進步，但是有個最大缺點，就是學校并沒有顧到學生品格的修養。其上焉者，教師傳授完他們的學問即算了事；下焉者，則以授課為營業。在這種制度下，決不可能造成優良的教育。
俗話說：“覆巢之下豈有完卵？”但是對于竺可楨來說，只要這個巢還沒有完全傾覆，他就要把浙江大學按照既定的方針辦下去！——這是他的職責，不僅要在戰火中保護好學校，更要在戰火中治理好學校。他為之而嘔心瀝血，為之而殫精竭慮。一日，一位老友與他不期而遇，注視良久竟不敢相認。竺可楨苦笑道：“自長浙大以來，余兩鬢幾全白，頹然老翁矣?！薄@一年，他剛滿47歲。
二遷江西泰和
那天在天目山校區時，竺可楨為了安定師生們的情緒，曾發出過這樣的誓言：“日兵不到富陽，則建德分校不移；不到余杭，則天目分校不動?！辈辉?，戰局的飛速發展竟令這句話成為了讖言——11月12日，上海失陷；11月20日，國民黨政府宣布遷都重慶；11月26日，浙省教育廳下令解散所有的省立學校，浙大附設之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和農業職業學校亦在名單之中……面對著眼前的這一局勢，竺可楨明白：天目山也好，建德縣也好，只能是臨時性的躲避，最終同樣逃脫不了淪陷的厄運，為此他不能不再一次地考慮遷校的問題。
中央大學由南京直接遷往了重慶，這不能不令竺可楨心生羨慕。但浙大不是中大——第一，它沒有那么多的經費；第二，教育部的意見是令它在浙南與贛南二地進行選擇。竺可楨開始派人前往兩地勘察，既尋找合適的校址，又打聽最佳的路線。12月4日，江西吉安來電，告知白鷺洲“可容全校”。于是他親自出馬，用了整整7天的時間，完成了實地的考察?！@是他的日記：12月17日，召開特種教育委員會常委會議，決定將搬遷的時間提前，“南京失落以后，日人有侵武林（即杭州——筆者注）之趨勢。杭州如失守，則公路必斷，而浙贛或不通，故不得不先遷也?！?/span>12月18日，派人前往江西玉山聯系車輛，“浙大既決定提早遷移，則車輛不得不與浙贛路總局直接接洽，以便收指擘之效。”12月19日，召開教職員工會議，討論教學的安排，“課程暫不結束，至吉安后繼續上課，兩星期后大考?！?/span>12月22日，運送圖書儀器的船只出發，“計第一次418箱，第二次237箱，第三次441箱，共1096箱”，尚余二三百箱在待運中。12月23日，召開特種教育委員會會議，商討人員的出發時間與安排：24日晚為二年級學生及全體女生，25日晚為三四年級的學生，26日晚為一年級的新生（已先行由天目山轉移至建德）；“每次均須船10只，由事務課偕同免票學生前往押船”，并具體落實了負責人員的名單。
就這樣，僅僅才安頓了一個月的浙江大學又開始了它的第二次遷徙。——這一次的路線共分為三段：先從建德乘舟南下至蘭溪；再由蘭溪轉乘火車西行至江西樟樹；最后再由樟樹轉換木船沿贛江南下直抵吉安……然而不曾想，1937年的12月24日——亦即浙大師生正式啟程的那一天，杭州淪陷了。百姓逃難如潮，軍隊調動如梭；客車被迫停開，貨車被充軍用……面對著突如其來的緊張和混亂，竺可楨一時也慌了手腳。經過討論，更經過詳細的研究，他作出了一個大膽的決定：全校人馬立即改變路線，由蘭溪乘船上溯至常山，再乘汽車繞至贛浙交界處的玉山，最后再由那里想方設法登上開往南昌的火車……為了保證這條線路的暢通，竺可楨親自前往探路；為了提前聯系好車輛，竺可楨在玉山整整奔波了11天。
1937年12月，浙大師生坐民船從建德赴蘭溪途中
原本是管“天”的科學家，如今管起了“地”上的事情；原本是大學的校長，如今成了“流亡大隊”的大隊長。作為一名文人，竺可楨遠遠談不上“指揮若定”，但他卻努力做到了“身先士卒”?！?/span>1938年的1月11日，鞍馬勞頓的他先行趕到吉安，開始著手復課前的準備工作：1月12日，奔赴泰和，視察教室等事宜。1月13日，會晤當地學校的校長，商議租賃房屋一事。1月15日，召開特種教育常務委員會會議，鑒于泰和的房屋尚未修繕完畢，決定1月22號先于吉安開學，一星期后進行考試。
1938年的1月21日，浙大的師生們終于以25天的時間走完了這段長達752公里的行程，勝利地抵達了吉安。按照原定的計劃，先于吉安城內的那兩所臨時借用的學校中，將1937年秋開始于杭州的、后又繼續于建德的課程全部補上，并舉行了學期考試。1938年的2月11日，全體師生再次背起行裝，搬遷到了位于泰和縣上田村的新校址中——除去教室和宿舍外，以大原書院為學校總部，以華陽書院為農學院的試驗場和農場，以蕭氏的藏書樓為圖書館，以其宗祠為大禮堂……竺可楨終于又舒了一口氣，面對著眼前的窮鄉僻壤，面對著今后的篳路藍縷，他咬咬牙，一如既往地又開始了多次被打斷的辦學計劃與實踐：
我國稱受教育的人為“讀書人”，這名稱誤盡蒼生。書本子的教育不過是教育的一部分，所以袁子才有詩道：“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信哉言乎。
——這便是竺可楨始終堅持的治校方略與辦學理念，他繼續奮斗著這一未竟的事業。僅僅半年的時間，他不僅讓學校的規模于原來的基礎上又有了新的發展——增設了一所師范學院；他更帶領著同學們走出“讀書人”的誤區，走向廣闊的天地，既為當地興辦起了公益事業，又于實踐中獲得了扎實的本領——修筑起一條長達15華里的防洪堤，開辟出一座方圓600畝的墾殖場，創辦起一所具有正規設施的澄江學校……
這一年，教育部派人于全國各地巡視檢查，在西遷的學校當中，浙江大學獲得的評語是：“最能安心上課。”
三遷廣西宜山
然而，殘酷的戰爭再一次打破了竺可楨的夢想——1938年的春末夏初，津浦鐵路被敵人打通，戰火開始由北而南、由東而西地向著華中地區蔓延，“最能安心上課”的浙江大學也無法再安下心來了。6月28日，竺可楨不得不把遷校的問題再次提交到了校務會議的桌面上——若敵艦上駛九江，則泰和危殆矣；若南昌一旦失守，則浙贛線必中斷也。屆時再想遷校，無論如何也來不及了。
為此，竺可楨開始了第三次奔波——究竟是遷往貴州，還是遷往廣西？他必須進行實地的考察。7月12日，抵達湖南長沙；7月21日，抵達湖南祁陽；7月22日，抵達廣西桂林……他一路察看，一路探聽，作為一名科學家出身的校長，竺可楨追求的是精確與謹飭，更何況在他的肩上所馱負的不是一個兩個班級，不是十個百個學生，而是一所正在發展壯大的學校，一所被視為“中流砥柱”的高等學府。于是，他風塵仆仆，馬不停蹄，最終的目的地是教育部長陳立夫向他推薦的貴州安順。然而不曾想，就在這時一個噩耗竟晴天霹靂般地降臨在他的頭上——7月23日這天，他收到一封催其速歸的電報，趕回泰和方得知，年僅 14歲的次子已于數天之前病逝，相濡以沫的妻子也是沉疴在床命懸一線。竺可楨心急如焚卻又束手無策，一周之后妻子竟同樣撒手人寰……面對如此而來的打擊，竺可楨悲痛欲絕，他在給夫人的挽聯上寫道：“慘兮，子遽離世，同甘共苦已廿年，相期以大義，奈一朝永訣，雪館云峰情何以堪！嗚呼，余何貞昊，大哭仲兒才十日，又遭此奇災，縱再度重逢，落花流水渺不可期！”母子二人患的都是禁口痢，雖說此癥頗為棘手，但也不致無力回天。如果當初竺可楨不當這個校長，如果當初浙大不遷到這個窮鄉僻壤，如果當初他不去湘桂勘察，如果……竺可楨后悔過嗎？沒有人知道。人們知道的只是，他默默地安葬了自己的親人之后，又繼續在為遷校的事情傷神，又繼續在為師生的安全絞盡腦汁。
他拿出地圖，精確地計算著各條路線的利弊——如果遷往貴州，則自泰和經衡陽、柳州至貴陽，全程長達1786公里，其中只有很少的路段通火車，大部分要靠公路來運輸；如果遷往廣西，則經贛州、大庾、南雄、曲江、三水抵達柳州，全程僅1153公里，而且800公里是水路，可以借舟前行。此時的浙大，共有師生員工（包括家屬）上千人，圖書儀器及各種行李數千件，因此竺可楨除了要準確地比較出兩地的遠近外，更要“錙銖計較”地計算出哪一條線路能夠更多地節省開支。
就這樣，位于桂北的宜山成為了首選的目標。它除了與貴州相比具有一定的優勢外，其本身也擁有著相當不錯的條件——既有龍江可以通航，又有公路四通八達，從經濟發展來看，更是被列為了廣西的八大城市之一。于是，一場運籌于帷幄之中、指揮于千里之外的戰斗又打響了——9月11日，委派專人駐桂林和衡陽，著手中轉事宜。9月12日，獲悉“桂省府已撥宜山標營與本校”，且“標營團部已遷移，正在著手修繕”。9月13日，匯3000元至宜山，“購制床桌等”；同日，召集學生談話，“講留泰和八個月之過去，與去廣西之展望與路上一切”……
浙大在宜山標營的籃球場
僅僅才安穩了一個學期，又要遷移了。9月17日，竺可楨帶領著兒女們來到妻子的墓前告別。這里不僅留下了他的思念，也留下了他永生的傷痛。遷徙的線路是這樣安排的：人員和隨身物品繞道衡陽走陸路；圖書、儀器及大件行李走水路——沿贛江南下至廣東三水，再改入西江，溯流而上至宜山。與上一次的遷徙相比，此次尚屬順利。唯船只抵達三水時，因廣州已失守，碼頭一片混亂，押運者倉皇而逃，所幸人員無傷亡，行李無損失……
1938年的11月1日，經歷了第三次流亡的浙江大學終于在廣西的宜山勝利開學了。總部設在當地的工讀學校；禮堂和教室則以文廟和湖廣會館充之；另外又于東門外的標營搭建了一批草屋，作為臨時性的教室和宿舍。在當天的日記中，竺可楨有這樣的記載：“9點至標營，召集學生在膳廳談話，到約200人……”沒有片刻的喘息，竺可楨又開始投入新的工作。他念念不忘的，仍然是戰爭期間的教學改革與設想——
現在我國在歷史上是最為艱苦的時期，但同時卻是青年有史以來最難得的報國機會?！崛说氖姑鼰o論如何卑微，力量如何薄弱，只要我們的工作與抗戰有關，我們的心力盡了，我們自己就得到了安慰。從國家的立場說，她費了許多人力與財力來創辦大學，也就得到了收獲。
大學的使命是大學理念的具體體現與外在形式，竺可楨的這段話正是向全校的師生們莊嚴地宣布了戰爭時期浙江大學的特殊使命。就這樣，他僅僅用了一年的時間，不僅使學校于戰火中繼續得到發展與壯大——其一，于浙江龍泉設立了分校；其二，令原有的文理學院分立；其三，設立了文科研究所史地學部、理科研究所數學部，及史地教育研究室——而且還帶領學生們投入到抗敵救亡的事業當中，以不負這一“有史以來最難得的報國機會”。那天是親自為戰地服務團授旗，也是他親口發出倡議：“使之成為永久之機關，每人前去一年，于抗戰前途大有益處！”
四遷貴州遵義
經過三次遷徙的浙大本該在宜山好好地養精蓄銳了，不曾想，這里同樣不是久留之地。僅僅才過了3個月，校務會議竟先后兩次討論起了遷校的問題。
第一次是在1939年的1月，原因是惡性瘧疾猖獗，染疾者已不在少數——竺可楨在日記中留下了這樣一份統計數字：“自浙大遷桂，10月、11月兩個月中患瘧者已達146人，其中惡性者占77%。12月、1月新染者接踵而起，共不下200起，每一家中幾乎必有瘧病之人，其嚴重性可知?！睘榇耍每蓸E不得不派人前往貴州尋找更為合適的校址。
第二次是在1939年的2月，原因是宜山屢屢遭到敵機的轟炸，尤其是5日這天最為慘烈——這是竺可楨的現場記錄：“至農場左近，見路上落彈累累。后據點數，共有86枚之多。至標營，知共燒去二年級學生宿舍一所、標營大門及辦公室與新成之禮堂及農場對門之新造茅屋頂教室一所。”第二天他又補充寫道：“敵機所用者均系50——100公斤之炸彈，彈坑直徑約一丈五六。”為此，學校不得不臨時采取辦法：一是將上午10點至12點的課移至晚上7點至9點上，以避開空襲的時間；二是將師生們轉移到宜山郊外的小龍鄉，以避開空襲的主要目標。
這一次的選址，同樣是由竺可楨親自出馬——2月27日，他來到貴州的烏江，并于日記中記載道：“江面闊200公尺，江南為息烽縣，江北為遵義城。遵義均沙巖，故田能蓄水，人民稍殷富，多稻田。”“全縣人口60萬，貴州第一縣也，但田賦僅45000元。米價每百斤合5元，豬肉每元8斤……”就這樣，黔北重鎮遵義及其附近的湄潭成為了浙大的首選之地。但是后來由于教育部的反對，這一遷移計劃未能立即實現。
……1939年的11月15日，日本軍隊突然從廣西北海的龍門港登陸，并一步步北上，占領了防城、欽州和南寧。面對著這一措手不及的形勢，竺可楨不得不將遷往遵義的問題再次提上了日程——在他的日記中這樣記載道：11月26日，召開緊急會議，“決定目前照常上課，小龍鄉建筑繼續進行，俟敵人進占賓陽時始停課。書籍儀器等不得已時即留存小龍鄉。女生由校車送至相當地點，男生步行?！?/span>11月28日，再次召開緊急會議，決定敵人一旦侵入武鳴、賓陽線時，立即西遷；“通知各系將圖書儀器分為緊急與不緊急兩部，不緊急者先行起運?！?/span>11月29日，派人“至貴州獨山、都勻、瓷安等等地方，覓得150間房屋可為暫避之所”；另派人“至長安、三江、合江等地，探運行李之路線”。12月1日，“繪制宜山、貴陽及貴陽、遵義、湄潭間距離及高度表?！?/span>12月5日，親往黔桂路局了解情況，得知“局中有船40艘，大者可載10噸……回宜之船赴柳城者浙大可利用”。12月6日，教職員及大部分家屬撤離宜山，前往貴州都勻，所剩者僅24戶。12月7日，“舊雜志及重要儀器雇利通公司車運黔。”12月13日，“第一批船載儀器赴柳城轉長安、三江”，“第一批書籍裝上汽車二部”。12月15日，召集一年級學生談話，“述國家之困難，及大學之顛沛流離；次述吾人在現代之世應持之態度；最后述浙大過去簡史與遷徙之過去與將來?！?/span>12月23日，遵義新校舍籌備委員會成立，并于當天出發；考慮到經費不足，“不能將全部學校搬往遵義，故不得不留一部分儀器在宜山也”……文質彬彬的竺可楨已經學會了鎮定自如，學會了指揮若定。但他畢竟不是將帥之才，他做不到“舉重若輕”，面對著這一傷痕累累的“馱隊”，他全然是“舉輕若重”，事必躬親。那天，他一直等到全校的教師學生、圖書儀器均已安排妥當之后，才最后撤離了炮聲隆隆的宜山——那天是1940年的1月12日。
竺可楨實在是太疲勞了，他于日記中“不經意”地記下了這樣兩筆，讀之頗令人凄然——“此二三年來，余老態日增，看報紙須去眼鏡始清晰，耳中常聞哄哄之音，如一二里外之機器聲然?！薄昂鷩┎t來拜年，猜我已過60歲，可知我是龍鐘不堪了。二三年不相見的人沒有一個不驚怪我老得如此之快?！薄堑?，因為事無巨細，因為率馬以驥，竺可楨的身體已經遠遠地虧損了。這究竟是性格使然，還是本性難移？整整八年的時間，他沒有一天休息，沒有一刻放松。他不僅獻出了自己的美好年華，也獻出了自己的寶貴健康。
——這不，當他剛一踏上貴州的土地，又馬不停蹄地忙碌開了；整整半個多月的時間，總算是一切就緒了！—— 2月1日，竺可楨正式入校辦公；2月9日，一年級學生先借青巖鄉房屋復課；2月22日，其他年級于遵義正式上課……等到這一年的冬天，竺可楨又將學校的布局重新做了調整——文學院、工學院和師范學院內的文組，設在遵義；理學院、農學院和師范學院內的理組，設在距遵義75公里處的湄潭；一年級遷至湄潭附近的永興場，青巖鄉的校舍不再使用。
一所大學在不到三年的時間內四遷校址，這于中外教育史上實屬罕見。竺可楨成了地地道道的“流亡大學”的校長，他損失了許多，但他也因此而收獲了許多——
以前有人批評國內的大學為貴族化，因校舍是崇樓高閣，畫棟雕梁，而內部設備又十足洋化，學生過慣了舒服的學校生活，連自己家庭生活都過不慣，更不必說“親民”或深入民間了。但今日的情形已大異，我們一方面在顛沛流離，一方面卻在更近一層地親民。這本身便是一種很可寶貴的教育，在平時是不易獲得的。
……那是四年之后的1944年，英國劍橋大學的一位名叫李約瑟的教授前來中國考察，臨走前他說了這樣一句話：“在重慶與貴陽之間的一座名叫遵義的小城里，可以找到浙江大學，是中國最好的四所大學之一?！彼€說了：“西南聯大和浙江大學足可與牛津、劍橋、哈佛相媲美！”——這樣的評價，足以令竺可楨欣慰了，也陶醉了。
國立浙江大學遵義校本部
是啊，八年的戰火，四度的遷徙，浙江大學不僅沒有被摧垮，反而在不斷的耕耘，不斷的收獲——從辦學的規模來看，1936年竺可楨剛剛接手時，僅有文理、農、工3個學院13個系，等到抗戰勝利時，它已發展到了6個學院、25個系、4個研究所、5個學部、1個研究室、1個分校及1所附屬中學；從培養的學生來看，不僅數量上從最初的400多人增加到了后來的2000多人，而且質量上更是令人刮目，其中當選為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院士的就有13人，成為“各業領袖”者更是數不勝數；從科研的水平來看，王淦昌的《關于探測中微子的一個建議》、貝時璋的關于實驗生物的研究、談家楨的關于基因遺傳的研究、羅宗洛的關于微量元素和生長素對植物生長關系的研究、蔡邦華的關于昆蟲分類學的研究、蘇步青的射影微分幾何和仿射微分幾何的研究、陳建功的三角級數論和復變函數論的研究等等，均位于世界前列……
人們都說：“一個好校長便是一所好學校?！边@句話放在竺可楨的身上，是再恰當不過了。然而，有一點卻被眾人忽視了，這便是竺可楨對于校址的選擇?！扼每蓸E傳》的作者是這樣總結的：“浙大四次遷校，都不考慮通都大邑如重慶、桂林、昆明、貴陽之類，這說明竺可楨選擇校址是綜合考慮了各方面許多條件的。不往大都市正是其中之一。一則大城市是敵人注意的重點，不免時有轟炸。抗戰期間許多大學都曾受敵機轟炸，因空襲而耽誤的教學科研更多，而浙大則只在宜山時有過多次空襲和遭到一次大轟炸，其它的干擾很少。二則中小城市的生活費用較低，民風較樸實，這對于浙大師生安心教學，特別是求是校風的培養也是很有好處的?！?/span>
但是，這樣的分析依然是片面的：它只看到了事物的表面，殊不知就在這一“外因”的背后，蘊藏著一個更為重要的“內因”——這條自浙江而贛南，而桂北，而貴州的路線，正是明代理學家王陽明曾經生活過的地方；這條數萬里的遷徙之路，也正是竺可楨在帶領大家緊緊地追尋著他的足跡。
那是剛剛抵達廣西，竺可楨說了：“今浙大以時局影響而三遷入廣西，正是躡著先生的遺蹤而來；這并不是偶然的事，我們不應隨便放過，而宜景慕前型，接受他那艱危中立身報國的偉大精神?！?/span>
那是剛剛遷至貴州，竺可楨又說了：“昔王陽明先生至龍場一年，其影響所及，風化文物，莫不因而改善進步?！愦髞泶?，尚有多年之逗留，吾人自當法步先賢，于所在地之種種設施，革革興興，盡心竭力以赴。”
——由此可見，竺可楨的選擇是有目的的：浙大的四次遷移均是“躡著先生的遺蹤而來”；而“躡著先生的遺蹤而來”的原因，則是為了尋找精神的力量：
陽明先生與叛亂匪盜斗，與瘴癘疾病斗，又對著權臣小人與種種不良環境之阻撓來奮斗，以一介文人而敢于蹈險至此，非具有修養過人之大無畏精神者，何克臻此！……先生當年謫黔居桂，才是孤身深入荒僻之地，以我們今日比他的當年，已是十分舒服。而今日中國所臨大難之嚴重，則遠過當時之內叛與匪亂。我們溯往處今，怎可不加倍刻苦奮勵？陽明先生公忠體國獻身平亂的精神，正是我們今日所應繼續發揚的，并且擴之于對外抗戰，與進一步的建國事業。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斌每蓸E以王陽明的精神成就了浙江大學，浙江大學也以其流亡的經歷成就了竺可楨。他本非教育家，但他卻摸索出了辦學的經驗，總結出了教育的理念——他說，“大學是社會之光”，是“海上之燈塔”；他本非軍事家，但他卻成功地指揮了一支龐大的“馱隊”——不僅將浙大“馱”了回來，而且“馱”成了令世人矚目的“東方劍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