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抗日戰爭勝利后劉朝中、王國英夫婦帶著二女兒抱著三女兒拍照紀念
1920年，我出生在河南省西華縣逍遙鎮阜陵村。我7歲時上了村上辦的洋學堂，初中二年級時日軍發動盧溝橋事變。抗日戰爭爆發，我沒心思再在耶穌教教會學校讀書，夜里和幾個同鄉男同學爬墻逃回家。
參軍 正巧，新四軍第四支隊李駿大姐住在我家，宣傳抗日救國工作。1938年5月，她介紹我參加新四軍。入伍后我們先學習抗日救國的道理，學做群眾工作。我在諸葛寺大廟里辦了兩期婦女認字班，培養婦救會骨干。諸葛寺聯保處駐有國民黨軍隊，他們將100多貧苦農民抓去當壯丁，關在廟里。我和聯保處文書買通看廟門的人，夜里把100多人放出逃生，他們大多數參加了抗日隊伍。
1938年10月30日，彭雪楓帶領373人東征來到我們西華縣杜崗村，和蕭望東率領的先遣隊、吳芝圃帶領的游擊隊在此地會師。我帶著婦女認字班的同志們，也帶著她們親手做的軍鞋慰問彭司令員和指戰員。彭司令舉起一雙布鞋大聲說：“女同胞們，你們用雙手一針一線做的軍鞋，我們全體指戰員穿在腳上，會多打勝仗消滅鬼子的，讓我們團結起來，把鬼子趕出中國去!”
三支部隊會師后進行整編，定名為新四軍游擊支隊，彭雪楓任司令員，吳芝圃任副司令員，蕭望東任政治部主任，張震任參謀長。彭司令同時宣布，第六支隊挺進到豫皖蘇邊區建立根據地，開展游擊戰爭，西華部隊留下來堅持抗日斗爭。他說：西華縣是我們的后方，保持和河南省委及長江局的聯系，是華中有影響的地區，是“白色包圍中的蘇維埃”，又稱“小延安”。他稱贊西華縣群眾工作基礎好，有抗日自衛軍，政權鞏固，裝備不錯，是華中與黨中央取得聯絡的交通要道，也是黨的文件、革命干部過往的中轉站。
西華部隊駐扎在周口一帶。一天，司令員侯香山找我談話，讓我幫助籌建學兵連，任文化教員，地點在小學內。
國民黨反動專員劉莊莆把西華抗日部隊視為眼中釘，企圖以調防為名，讓部隊開往漯河以西整編，半路上消滅掉。劉莊莆的秘書叫林亮，是中共秘密黨員。他接到密電，立即通知我西華抗日武裝負責人侯香山。后來我軍急行軍渡過渦河，向彭雪楓處轉移，敵人撲了個空。我找到副司令吳芝圃要求分配工作，他派人把我帶到永城縣馬村橋鄉做民運工作，以后又調到渦陽縣丹城集作民運工作。
考驗 1941年4月，是我一生中最難忘的時光。中共渦陽縣委副書記曾謀和縣委秘書吳光大姐找我談話，說我在民運工作中表現突出，介紹我參加中國共產黨，在小油燈下我填寫了入黨志愿書。
此后，部隊挺進到蘇北洪澤湖畔官塘鄉時，接到區黨委書記劉子久的審批信，批示我入黨后補期6個月。半年后在魏營區官塘鄉，由區委書記程辛、組織科長龐玉芬主持將我轉為正式黨員。不久，批準我任官塘鄉黨支部副書記。
1941年5月，部隊作戰略性轉移，轉戰蘇北淮海抗日根據地。行軍路上，彭雪楓師長風趣地說，我們這支隊伍像“雜七隊雜八隊”，有穿花衣服的“新娘子”，有穿長衫大褂的“先生”，有穿破舊軍裝戴禮帽的，還有扎毛巾的白發老人，也有十幾歲的兒童，身背的武器也是五花八門。大家你看我，我看你，捧腹大笑。1942年毛主席號召大生產，我們每人發4斤棉花，自己紡紗換布解決穿衣問題。我當了3年兵才穿上第一套灰粗布軍裝。
在豫皖蘇邊區，因干旱無雨，農業歉收，吃飯也成大問題。在那個年代，我們吃過樹皮、樹葉、野菜、玉米芯、地瓜干，凡是沒有毒的，都拿來填肚充饑。陳毅軍長詩云：“肚饑響如鼓，有米清可數。野菜加水煮，吃飽勁頭足。”這正是新四軍艱苦生活的真實寫照。
1941年夏天，由于身背長槍、子彈、手榴彈連續急行軍，我的乳房被磨破發炎化膿，不得不到醫院開刀醫治。主刀醫生因沒有麻醉藥止痛，他便用麻繩把我綁在門板上，接連給我開了3次刀。因為休克時間長，醫院認為我沒有希望了，就為我買了一口棺材，可后來我又醒過來了，我看到身邊的棺材還笑了。這口棺材后來給一位因破傷風而犧牲的同志用了。
鋤奸 1941年在渦陽縣丹城鄉搞民兵工作時，我和王興鄉長以及王洛靈住老百姓家。一天夜里特務開槍把王鄉長打死，又放火燒尸，我和王洛靈躲在床底下角落里沒有被發現。
還有一次，通信員項進的父親來看他。深夜趁我睡著了，小項來偷我的手槍，把我驚醒了。我奪過槍來問他要什么？他跪在地上哭著說：“指導員，我對不起你，我父親叫我把你打死。因為你對我太好了，我不忍心。”隨后我叫人把小項看管起來，并向團長匯報。團長派人審訊小項的父親，才知道他是日本特務，以探親為借口來搞暗殺的。最后被組織處決了。
1942年11月開始，日寇將近萬人向我新四軍第四師所在地發起連續33天的“掃蕩”，傷病員要立即轉移到安全地帶。我的愛人劉朝中任教導員，當時身體多病在行署醫院邊治病邊工作，我任醫務所指導員。我倆帶輕傷員到洪澤湖隱蔽，縣委安排上海來的3個青年人和我們同行。我們在蘆葦蕩里躲避敵人時，一個青年人突然開了一槍。劉朝中問他為什么開槍，他講不小心走火了。
天黑以后大家都入睡了，我主動睡在開槍青年的身邊觀察動靜。他推了我幾次，我假裝睡著了。于是他用大棉襖蓋在頭上，點起小油燈，在小本子上寫東西，寫完又睡了。我看他睡著后，輕輕從他衣袋里摸出小本子，到船頭借著月光看寫了什么內容，并給朝中看。他感到可疑，叫我和另一個男同志下船找公安局長，最后弄清楚本子上記錄有傷病員、負責人、槍支等情況。局長馬上派兩個戰士和我們一起上船，通過審問才知道他們的真實身份竟是日本特務，偽裝成抗日青年搞暗殺活動的。最后槍斃了這3個日本特務。
反“掃蕩”勝利結束了，組織上決定我一個人留在洪澤湖邊朱臺子村做群眾工作，建立民兵組織。一天黑夜，農會主任朱大伯急匆匆地來找我，說土匪頭子朱大壯回來了，正在家里睡覺。我腦子里馬上想到如何為民除害。但沒有槍怎么把他干掉呢?我忽然想起有個老鄉在后勤部工作，可以去找他借槍。
我和朱大伯借來一長一短兩支槍，偷偷溜到朱大壯睡覺房間里，先把他枕下的手槍拿掉了。朱大壯醒來，只好束手就擒。走到村里一大水塘邊，朱大壯跳到水塘里準備逃走，我開槍把他打死了。后來我向縣委王光宇書記匯報情況，他笑著說，你膽子可夠大的！
關愛 我在彭雪楓師長領導的第四師工作，上下關系十分融洽。1943年我任醫務所長時，一天團部通知有敵情，讓同志們在拂曉前轉移到安全地點，并保證傷病員的安全。我緊急布置：重傷員坐擔架，輕傷員由護理員照顧步行，所有藥品裝箱挑著走，炊事用具能帶的帶走，帶不動的放在地洞里。
同志們有序地開始轉移了，只有一個被俘的頑軍排長不肯走。我再三向他說明，情況緊急一定要轉移。他仍然不聽，而且說就是把他打死也不走。我一聽火了，抽出皮帶就是一下子。當時打也是為了愛，否則萬一被俘人員再落入敵人之手，就是死路一條。但打俘虜是違反政策的，事后我找到張團長請求處分。他笑著說：打人是犯法的，你要好好學習黨的俘虜政策，嚴格執行，有錯改了就好。
后來我任指導員，蔡奎任所長，一個姓冷的被俘國民黨軍醫任副所長。在敵人封鎖的情況下，每人只有五分錢菜金。為了給傷病員增加營養，我們自己種萊，到洛塘河用手榴彈炸魚，給傷病員改善生活。
當時藥品奇缺，我讓村長出主意、想辦法。后來他想出一個妙計：村里有位老奶奶剛病故，村長托城里的親戚買藥，再把藥放在老奶奶的空棺材里運回來。
第二天，男女老少幾十人，披麻帶孝出發了，到城門時，“送葬”的人大哭起來，站崗的也沒過問，順利把藥品運回，解決了部分急需藥物，傷病員很快痊愈出院，重返前線。我們醫務所被評為先進單位，有5位護理員被評為先進工作者，榮獲獎章。領導還獎給我一支手槍、一支鋼筆。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了。一天，朝中高興地請來一位照相的，拍張全家福。開始我倆全副武裝，照相的同志講，你們穿便衣照好，表示已進入和平時期。于是，我們穿便服抱著兩個女兒，拍了張歷史照片，保持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