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40年代的劉少文
領導創辦內部刊物，參與組織、指導抗日書刊出版發行
為利用上海有利條件開展中國共產黨的宣傳工作，在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時期，李克農、潘漢年、劉少文研究決定，由李白電臺抄收新華社電訊，經劉少文組織人員分送上海各報刊選用。
“上海八辦”還從延安出版的中共中央機關報《新中華報》和中共中央政治理論刊物《解放周刊》等報刊上選擇文章，略加編排，以《解放周刊》名義公開發行，最大發行數量達8000多份，銷往重慶、香港、南洋等地，并直送宋慶齡、許廣平等知名人士。
劉少文領導創辦了“上海八辦”機關刊物《內地通訊》和《江南通訊》，并親自選稿，組織編印，專門報道根據地和八路軍、新四軍的情況，宣傳中國共產黨抗日主張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在抗日救亡團體和群眾內部發行，影響很大。
《救亡日報》是中共用國共合作形式并以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名義主辦的報紙。“上海八辦”對其創刊及經營都給予極大支持。1937年8月28日，劉少文以柳華為筆名撰寫題為《從目前戰局講到全面抗戰的戰略》的文章，在《救亡日報》上發表。這篇文章分析了抗日戰爭最初形勢，宣傳了中國共產黨的軍事斗爭主張。
11月22日，《救亡日報》在上海停刊。為爭取輿論陣地，在劉少文指導下，12月9日又出版了《團結周報》，在上海各救亡團體內部發行。1938年2月11日至6月26日，劉少文以鐵人為筆名撰寫了11篇文章，先后在《團結周報》顯著位置上發表。這些文章以犀利的筆鋒，分析抗日戰爭形勢，宣傳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宣傳持久戰以及運動戰和游擊戰相結合的主張，批判“速勝論”和“悲觀論調”，鞭撻“和平論”和“投降主義”。
為沖破日偽政權的新聞封鎖，劉少文和中共江蘇省委相關部門協同，于1937年12月9日創辦了《譯報》。劉少文派梅益、王任叔參加《譯報》工作。《譯報》出版12期即被租界當局查封。
為對付租界當局不準中國人辦中文報紙的限制，文委以高薪聘請英國商人出面擔任發行人，改名《每日譯報》，于1938年1月21日繼續出版。該報設社論委員會，劉少文利用聚餐的形式，與社論委員會成員研究撰寫社論，他還講過持久戰、保衛武漢、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游擊戰爭等問題。劉少文為《每日譯報》多方籌措經費，彌補虧損。他在3月16日給陳紹禹、周恩來、博古等人的一份報告中說：“《譯報》最近改組，我們有把握保持長期的影響，6月1日將有新的改進，每天出兩型張，分為新聞版和譯文版。譯文版我們打算送香港或廣州去翻印發行。”《每日譯報》通過抗日群眾組織，把發行網深入到基層，把中國共產黨的聲音帶給廣大群眾。《每日譯報》宣傳抗日的方向為日本侵略者所不容，日方逼迫租界當局于1939年5月18日強令該報停刊。
除《每日譯報》外，劉少文還參與組織、領導或指導了《公論叢書》《文獻》《時論叢刊》《導報》《華美晨報》《華美晚報》《上海職工》《上海婦女》等報刊的出版發行工作。
《公論叢書》是宣傳抗日和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大型綜合理論月刊，由劉少文委托王任叔主編，于1938年9月10日開始出版，共出十輯。
《文獻》月刊是“上海八辦”主辦，于1938年10月10日創刊的文摘式資料性刊物。由錢杏邨（阿英）主編，該刊按月匯編上海、大后方和各抗日民主根據地報刊，以及外文報刊發表的有關抗戰的文章圖片。其中，許多文章和圖片由劉少文親自選出刊登。《文獻》月刊共出了8卷。劉少文指導阿英、金學成等創辦“風雨書屋”作為《文獻》月刊、抗日叢書的發行機構。
1939年初，劉少文指導金學成接辦《華美晨報》，并多次親自參加撰寫重要社論，有些社論被塔斯社翻譯播發，頗有影響。《華美晨報》附設有華美廣播電臺，其廣播是專供游擊區收聽的。
金學成等還辦了《華美晚報》和《華美周報》，事先都報告了劉少文。
劉少文運用上海的便利條件，組織力量把宣傳品譯成外文，向世界各地散發，還向德國共產黨員、記者漢斯·希伯提供資料，由他用“亞細亞人”筆名撰寫文章在國外發表。
經希伯介紹，劉少文會見了美國海軍陸戰隊情報官埃文斯·福代斯·卡爾遜，卡爾遜表示想了解八路軍、學習游擊戰。劉少文報告中共中央獲準，后來中共中央有關部門安排卡爾遜到華北前線觀察八路軍作戰情況。卡爾遜成為中國人民的朋友。
參與組織翻譯《西行漫記》等進步書籍并出版《魯迅全集》
主持“上海八辦”工作期間，劉少文參與策劃和推動《魯迅全集》《西行漫記》和《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等書籍的出版或翻譯。
《譯報》編輯部人員在工作
1938年初春，劉少文帶著一本英文版《紅星照耀中國》到胡愈之家，商請胡愈之設法翻譯成中文出版，并介紹了斯諾去陜北的情況。隨后在劉少文幫助下，胡愈之組織復社集合13人負責翻譯出版工作。劉少文還會見斯諾，為書中的照片和一些內容作了注釋，并親自修改譯文，為應付租界當局的阻撓和禁毀，將書名改為《西行漫記》。第一次印刷2000冊，群眾競相購買，一搶而空，半年內又加印五六次，累計達到八九萬冊，遠銷香港、南洋，深受國內人民和海外華僑歡迎。
在上海租界淪為“孤島”后，魯迅的六七百萬字文稿，隨時有被日本人掠奪的危險，許廣平十分焦急，與中共上海地下組織商定，由復社出版《魯迅全集》。胡愈之請“上海八辦”給予資助。1938年3月9日，劉少文將情況電告中共中央領導人洛甫、博古并請示贊助1000元。他還推動預約購書，幫助籌措印書經費。
1938年夏，劉少文把蘇聯作家奧斯特洛夫斯基著《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英文本交給梅益，并說這部書對中國讀者特別是年輕的讀者很有教育意義，讓梅益作為組織交辦的任務翻譯出來。梅益在工作十分繁忙的情況下抓緊翻譯，邊譯邊交付印刷，于1940年5月開始排版，至1942年最終出版。梅益譯本在中國流傳地域廣、時間長，影響很大。
劉少文還把美國新聞記者、進步作家史沫特萊寫的《中國紅軍在前進》交給梅益翻譯，在《文匯報》上發表。
聯絡指導上海周邊的抗日武裝斗爭
日軍侵占上海鄰近地區，激起當地人民抵抗浪潮，自發的游擊運動興起。根據上級指示，劉少文付出極大精力去開展上海鄰近地區的游擊運動，派人聯絡爭取和指導上海鄰近地區的敵后抗日武裝。
1938年，他不斷派上海救亡團體人員幫助啟東、昆山、太湖一帶的游擊運動，還致電中共中央建議派有游擊戰爭經驗的干部去領導，他提出“利用一切日軍罪行來組織民族的反抗，控制武裝斗爭和游擊戰爭”。
4月20日和26日，他的《怎樣把江南游擊戰爭勝利地開展起來》和《怎樣在抗日游擊隊中進行政治工作》兩篇文章，在《團結周報》上發表。該文指出：應當把各地民眾自發的游擊活動，組成游擊戰爭的洪流，克服“游擊活動的原始性”；動員大批先進的和有訓練的青年與救亡干部到游擊隊中去；為了鞏固游擊隊，要對游擊隊員進行政治教育，要建立自覺自動的政治紀律。他還在上海社會科學講習所講了游擊戰爭課。
劉少文在上海領導籌建了華東人民武裝抗日會（簡稱“武抗”），有計劃地在鄰近上海的幾個地方部隊開展工作。“武抗”建立了浙西抗日游擊縱隊，并爭取了昆山縣第二區、第三區聯合抗日大隊。
1938年上半年，劉少文派曾在上海從事中共情報工作的中共黨員何克希去聯絡梅光迪。梅光迪率約1個連的武裝在江陰西石橋一帶活動。何克希爭取梅光迪共同抗日獲得成功。
7月，劉少文派人去做朱松壽的爭取工作。朱松壽是大革命時期中共黨員（后脫黨），抗戰爆發后把當地青年農民組織成抗日游擊隊約400人，在江陰東鄉一帶活動，被國民黨忠義救國軍收編為第五支隊。8月下旬，朱松壽正式宣布脫離忠義救國軍，接受中共領導，把嫡系一大隊拉出來，組成“蘇浙人民抗日自衛軍”，并被推舉為司令員。
之后，梅光迪、朱松壽把兩支部隊帶到茅山新四軍第一支隊司令部駐防地區整訓，改編為“江南抗日義勇軍第三路軍”。
1938年秋天，前中央特科人員翁迪民，化名宮岳，受“武抗”負責人高原派遣，以上海救亡青年的身份到太平橋與地方武裝頭目胡肇漢接觸，了解其在蘇州附近的澄陽湖一帶拉隊伍情況，宮岳回到上海后向劉少文作了匯報，劉少文指示宮岳到胡肇漢部去做爭取改造工作。
為幫助宮岳適應新的工作環境，劉少文用3個半天給其講授如何開展工作，內容涉及游擊戰術和游擊隊的政治工作等。
1939年春節前后，宮岳帶6人正式到胡肇漢部隊開展工作。與此同時，劉少文派已在胡肇漢部任作戰參謀的盧志英到楊忠（楊少南）部開展工作并任該部參謀長。在各方面配合下，宮岳努力奔走，把胡肇漢部、常熟人民抗日自衛隊（簡稱“民抗”）和楊忠部等聯合起來，成立江南抗日游擊隊總指揮部。
1939年底，劉少文將上述抗日游擊隊正式移交給新四軍領導，并將主持此項工作的高原等介紹到新四軍工作。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