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1月，我所在的坦克第九師執行增兵華北任務，由安徽三界地區調至山西長治地區駐防，并由南京軍區改隸北京軍區。因此，我有了去北京出差的機會。1971年夏，我探親回家，父親對我說：“下次再去北京，就去看看你傅秋濤伯伯和陳斐然伯母，替我問個好。自從1949年4月25日我們在南京最后一次見面，到現在已經20多年啦，不知道他們現在處境怎樣?真想念他們啊!”
1974年年初，組織上安排我到北京長辛店裝甲兵技術學院學習。一個星期天的上午，我按照父親告訴的地址，一路打聽，終于在一家煤基店旁邊找到了北池子13號。朱紅大門上一對古銅色門環，門樓上飛檐畫梁，是典型的明清建筑。我上前摁響了門鈴，不一會門被拉開了一條小縫，門縫里露出了一名年輕軍人警覺的面孔。
“你找誰?”
“請問傅秋濤的家是在這嗎?”
“你是哪的?”
“裝甲兵技術學院的。”
“你來干什么?”
“看望傅伯伯啊。”
“你姓什么?”
“我姓傅。”
“哦?!你和他是什么關系?”
“他是我父親的老首長啊！”
說話間，我推開大門進了院子便向屋里走去，身后那個年輕的軍人滿臉疑惑地看著我，嘴里在自言自語地說著什么。
當我走進客廳時，傅伯伯已從房間來到了客廳。
“你是誰啊?干什么來啦?”
我向傅伯伯邊敬軍禮邊說：“我是您老部下傅彪的兒子，是替我爸爸來看望您的。”
“噢，傅彪啊!他現在可好啊?”
“爸爸已在去年去世了。”
傅伯伯略有所思地說：“噯!好人不長命啊!”隨后傅伯伯為我倒了一杯茶，并問道：“你怎么能找到這來的?”
我說：“是爸爸留給我的地址。爸爸在世的時候，就讓我替他來問候您，今天我來看您就是替他了心愿的。您和伯母現在都好嗎?怎么只有您和勤務員在家?伯母出去了?”
傅伯伯憤憤地說：“什么勤務員!是那幫人派來監視我的!你伯母不在這里。”接著他說：“我這里只有余秋里敢來看我，其他人都不讓來，你怎么敢來看我呢?他們怎么讓你進來的?”
我說：“我是來看望父親的老首長的，怎么不敢來呢？”隨后，傅伯伯興致勃勃地說起他和我父親從湘鄂贛開始一起鬧革命的經歷。他說：“你爸爸1929年6月在修水參加革命，一直隨我在紅軍肅反隊、游擊隊、交通隊、紅軍獨立二師、湘鄂贛省蘇維埃、湘鄂贛省保衛局工作。1936年，省委派他去修銅兩縣蘇維埃肅反委員會任主任、修銅兩縣蘇維埃任主席。1937年12月，從湘鄂贛紅軍游擊隊改編為新四軍一支隊一團起，到1939年他到新四軍教導總隊九隊學習，我們都在一起。1940年，他被調到新四軍江北游擊縱隊。皖南事變后他編入新四軍二師工作后，我們就分開了，直到1949年4月我們在南京見了一面。之后，他去了浙江金華軍分區，以后就再也沒見到了。”他沉思一會說：“在南京見到你爸媽時，他們已有兩個孩子，現在有幾個孩子啦?”
“有六個，兩個女兒，四個兒子。”
“都叫什么?”
“老大是女兒叫傅秋，老二是兒子叫傅揚，我是老三叫傅濤……”
傅伯伯連忙叫停，追問道：“你姐姐叫什么?”“傅秋啊。”“你呢?”“叫傅濤。”傅伯伯兩眼直直地瞪著我：“你姐和你怎么都用我的名字啊?!”
我忙答道：“我也不知道，也許爸媽是為了紀念你們的友情吧!”接下來便是傅伯伯一陣爽朗的笑聲……
不知不覺已到中午。“別走了！”傅伯伯說：“就我一個人，中午就在這里陪我吃飯。”往日的戰友深情喚起了他美好的記憶，使身處困境的老人如此開心，我欣然地接受了他的挽留。飯間傅伯伯問：“你吃苦瓜嗎?”
“吃，上世紀60年代南京還沒有人吃苦瓜時，爸爸就帶著我們自己種苦瓜吃了。”
“你們怎么吃的啊?”
“豆豉炒苦瓜、辣椒炒苦瓜，還有清炒苦瓜、涼拌苦瓜……”
“哈哈，花樣還不少哪!能吃苦的人，才會知道甜，真是湘鄂贛的伢仔啊!我今天讓你吃苦瓜燉雞湯，你吃過嗎?”
“沒有。”
傅伯伯為我盛了一碗湯說：“那你喝喝看。”我嘗了一口，湯里有著苦瓜淡淡的清苦和雞肉的鮮美，真是清香四溢啊。飯后，我向傅伯伯道別，他將我送至門前，小聲地問我：“有時間的話，還敢來看我嗎?”
我堅定地答道：“敢!我一定會來的!”但后來由于種種原因，直到我從裝甲兵技術學院畢業返回山西的部隊，都沒能再去看望他老人家。
后來，部隊移駐天津。1978年底，我愛人到天津來探親。我岳父與我父親是老戰友，也是傅伯伯的老部下。1979年1月初，為實現我對傅伯伯的承諾，我和愛人從天津來到北京來看望傅伯伯。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后，一大批革命老前輩得到了解放，重新恢復了工作和自由。傅伯伯家里那些監視他的人已撤走了，陳斐然伯母也見到了。我們一進門傅伯伯就立即認出了我。“你是傅彪的那個叫傅濤的伢仔吧!”我真沒想到都四年多了他還能清楚地記住我的名字。接著他指著我愛人問：“這是哪一個啊?”
我忙說：“她是我愛人，是您的老部下王彪的女兒。”
“王彪?哪個王彪啊?！”傅伯伯皺著眉頭略有思索地問。
我一下醒悟過來了忙說道：“就是王得勝，后來改名叫王彪了。”
伯伯眼睛一亮高聲說：“王得勝，王得勝，曉得曉得!改什么名字!還改了個王彪，是不是跟你爸爸傅彪學的噢?!”然后又哈哈大笑起來說：“一個傅彪，一個王彪，兩個彪就是兩只虎噢!了不得!我身邊出了兩只虎啊!”接著他對我愛人說：“你爸爸這個王老虎是個一打仗就不要命的喲!”又指著我接著說：“一次我讓他爸爸和你爸爸去偵察敵情，回來時路過白匪的一個碉堡，他們一看只有三四個人在看守，就沖進去干掉了那幾個白匪，繳獲了三四條槍和一些彈藥，剛撤到路口不遠處正碰上碉堡里其他十來個白匪回來了，狹路相逢，他們趁白匪還沒發覺碉堡里發生的事，就吹著哨子大喊著‘二班向左，三班向右，一班跟我上’，白匪一下子被嚇蒙了，立即散到道路兩邊趴倒，他們就迅速地沖了過去。白匪等了一會，沒有發現后面有什么部隊，知道上當了，連忙掉頭就追。他爸爸讓你爸爸快把槍摔了，他就是不肯，直到甩開敵人后一看，他的鞋都跑沒了。回來后我罵他不要命啦，他嘿嘿一笑說：這不是又多好幾條槍了嗎?你聽聽，嗨!真是個要槍不要命的東西!”
在一片歡聲笑語中，我們又談了許久。考慮到傅伯伯身體不好需要休息，我們起身依依不舍地道別，沒想到這竟是我們和傅秋濤伯伯、陳斐然伯母的最后道別。在回去的路上，我一直在想這些從湘鄂贛走出來的父輩們幾十年來鄉音未改，真情不變，在他們身上有著許許多多值得我們學習和傳承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