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福林
約好的下了飛機就去黃福林（又名小黃河）老人家中采訪，結果飛機延誤，采訪時間一改再改而推遲至次日下午。去之前擔心老人會對此“置氣”，誰知老人不僅全然不提采訪改期之事，還關切地問我初到云南習不習慣。關切的話語，和藹的面容，使我緊張的心情放松了下來，距離感一下全無。我們坐在客廳里，沙發前的茶幾上全是老人閱讀學習的材料和書籍，他已是89歲的高齡，真是活到老學到老啊！
小“孤兒”變成小戰士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家在天津的黃福林一下變成了“孤兒”，父親心疼兒子，流浪中把兒子送出戰火連天的天津，送到了西安。白天12歲的黃福林四處當雜工做學徒，晚上躺在孤兒院的地上就會想起當初，離開天津之后一路的狼狽遷徙，人們成群外出逃難，中國廣闊的大地上，路在山與山間回轉，路上，全是移動的難民——這一切他都看在了眼里。
1938年一次跟著縫紉廠師傅出差河南信陽的途中，他跟著朱大鵬借機參加了革命部隊。在新四軍五師的“孩子劇團”，比他還小一歲的小戰友，教會他識字。簡易的政治課本上“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中國人四萬萬，有好人有壞蛋”……給了黃福林政治的初蒙。
這個由20來個天真活潑的孩子在竹溝八團留守處組成的劇團，在成立不久就南下深入敵后和部隊一塊過著艱苦的戰斗生活。憑著頑強的毅力和意志，小家伙們很快適應了敵后游擊戰的環境。夜行軍時，孩子劇團也得摸黑走三四十里路，如遇到敵情嚴重，還要強行軍七八十里。當時發的軍衣軍帽都不合身，反而襯得黃福林們那幼稚的臉龐上有幾分成熟的氣質。可鞋子不合腳就麻煩了，一些孩子穿的是自己學著打的草鞋，套在腳上松松垮垮的，爬不了幾里山路就要散架。遇到雨天更糟糕，踩進泥漿里就拔不出來了，只能光著腳走路。
那是個“滾稻草”的年代，上上下下，從司令員到馬夫，宿營時都離不開稻草。“鋪稻草，蓋稻草，稻草窩里生虼蚤。”黃福林說：“這話一點不假，一覺醒來，誰也逃不脫一身的疙瘩。我們每每宿營都是在堂屋中央鋪上兩捆從老鄉處借來的稻草。”疲憊不堪的孩子們有時背包不卸、鞋子不脫，就橫七豎八地倒進稻草窩里了。男女無別，你壓著我的膀子，我枕著你的肚子就酣酣地入夢了。隊長、指導員把大幅幕布打開蓋在大伙身上當被子。只要有一個人醒了，一掀幕布，大家都醒了，睜開朦朧的睡眼相互瞧瞧，男孩女孩各有睡相，常常會爆發出一陣饒有趣味的大笑。
史沫特萊給我們捉“革命蟲”
1940年2月，美國著名女作家、記者艾格尼絲·史沫特萊和我國著名女記者、女作詞家安娥一起到根據地訪問。她們剪著同樣的短發，穿著同樣的灰棉軍裝，掛著小手槍，騎著棗紅馬，威風又灑脫。
1940 年，史沫特萊為劇團的孩子們合影。前排低著頭的
就是史沫特萊的“中國兒子”盛國華，黃福林站于盛國華后
“史沫特萊觀看了我們的演出后非常感動，跑到我們住的房子里，燃起稻草燒水，拿老鄉的木盆給我們洗澡，還翻動內衣幫我們捉虱子（那時都戲稱‘革命蟲’）。她看到我們中有的‘打擺子’（發瘧疾），有的長疥瘡，有的身體很瘦弱，想讓我們擺脫這惡劣的環境，提議帶我們去美國搞街頭演出，為抗日根據地軍民募捐，當然最后沒能成行。”黃福林遺憾地說。
相處幾天，史沫特萊和安娥與孩子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分別時我們依依不舍，史沫特萊女士把照顧她生活的盛國華認做自己的‘中國兒子’，還給大家照了許多相。至今我還保存有一張在京山八字門的全家福照片，看上去，我們是一窩子地道的‘小土八路’。”
跟隨李先念中原突圍
黃福林16歲入黨，1943年18歲時被調到五師十三旅三十七團任特務連指導員。往后的抗戰歲月，他一直在李先念身邊。
“我們在敵后和敵偽頑斗爭中，從新四軍豫鄂獨立游擊支隊，到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到新四軍五師，再到中原軍區，我們發展成了一支有5萬人的大軍。1946年6月我是軍區保衛干事兼手槍隊指導員，跟隨李先念參加了著名的中原突圍。”
當時以李先念為師長的新四軍五師、以王震為旅長的八路軍三五九旅、以王樹聲為司令員的豫西軍區部隊合編而成的中原軍區共6萬人，被國民黨10個整編師30萬美式裝備的正規軍，緊緊地圍困在湖北大悟縣宣化店周圍方圓不到百十公里范圍之內，無食少藥，與全國其他解放區相隔甚遠，在全國形成了孤軍作戰的局勢。蔣介石密令國民黨軍隊7月1日行動，24小時之內將中原軍區部隊全部殲滅。我中原軍區部隊為了爭取主動，于6月26日分七路實行全面突圍。
完全出乎敵人意料，中原軍區主力竟然向西，向蔣管區挺進。經過一個月艱苦卓絕的突圍，中原軍區主力沖破了國民黨30萬軍隊的追堵圍剿，其間強渡唐河之后部隊分成兩路，李先念率機關和主力部隊8000人、王震率領兩個旅7000人。王震打到陜南攻下敵人堅守的玉皇嶺，越過隴海鐵路，一直打回延安。李先念打到陜南南化塘，遇到胡宗南第一軍第一師堅守的高山峻嶺。“我們這一主力（包括機關）從宣化店出發，突破國民黨30萬人包圍圈，打過平漢鐵路，一直向西，在趙川、南化塘的那一場惡戰之后，只剩下1600人。在整整一個月中，強行軍上千里路，我一直做保衛工作跟隨著李先念同志。”三十七團團長夏子厚、四十五團團長汪世才兩位紅軍團長一馬當先，率領部隊17次沖鋒，扯開南化塘一個山口，掩護李先念、陳少敏、鄭位三等首長及部隊越過了山嶺。
黃福林也跟著部隊一起進入陜南，他說：“這時部隊和當地龔德芳領導的游擊隊合編。奉中央指示，成立了陜南軍區。我被調到二團二營任教導員。”陜南地區山多人稀而且非常貧窮，部隊常吃不飽飯，睡不上覺。國民黨部隊仗著絕對優勢進行反復掃蕩。我們部隊常常遭到重大損失，團部也被敵人襲擊。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實在難以堅持。
“1947年4月，中央決定撤銷陜南軍區，部隊集中起來打回伏牛山、穿過隴海路、強渡黃河、進入山西根據地，我被調到中原局中原軍區黨校機關任協理員，副校長是任質斌。在蔣管區作戰，沿途都是我們戰友的烈士碑，陜南的烈士陵園里，有犧牲的著名紅軍團長汪世才、游擊隊司令龔德芳等烈士，想起來真叫人痛心！”
1960年，黃福林到北京參加全國第三屆文藝工作者代表大會，在人民大會堂見到李先念同志，李先念立刻叫出他的名字：“這是我們五師最俏皮的小鬼黃福林嘛！”
剛下過雨的昆明雖說是“一雨入冬”，但氣溫并不是很低，只是窗外狂風大作。在“呼呼”的風聲中，黃福林老人將他的戰斗歲月講給我聽，提到自己的父親，老人抑制不住傷心的淚水：“我都不知道父親是什么時候走的！”
黃福林自打12歲被父親帶著離開了天津，就一直跟隨著新四軍五師四處征戰，從此再沒有回故鄉天津生活過。1955年昆明軍區成立，他被調到昆明，歷任十四軍軍報總編輯、四十師政治部宣傳科科長、軍政治部宣傳處副處長、軍區后勤部政治部副主任。但是這么多年過去了，他話語中的“津”味不減，真是“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啊！
愿這位慈祥的長者健康、長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