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是瞬間歷史的記錄，是歷史記憶的載體，是歷史細節的佐證。但往往照片的拍攝者未及時記錄拍攝照片的時間、地點、人物姓名以及拍攝照片的緣由，時間一久，就給后人審讀這些照片時帶來一些困難，甚至誤讀誤解。
彭雪楓一生留有很多照片，現已出版的兩部《彭雪楓將軍》畫傳（長城出版社1997年3月版和2007年8月版）共收錄有103張（包括合影）照片。據我所知，除彭雪楓在開封訓政學院求學時與同學路庭訓等的兩張合影遺漏外（照片中彭雪楓所穿的毛線背心，據說就是他的女友李桂敏親手所織），可以說是搜羅凈盡了。遺憾的是，畫傳的編者對其中幾張照片的說明不當，沒有準確而完整地說明照片所反映的歷史。這使得翻閱畫傳的讀者難以正確了解彭雪楓的革命實踐。
現不揣冒昧，謹就彭雪楓幾張照片的說明作一簡述，以補不足，借糾其誤。
彭雪楓和彭德懷、徐海東、郭述申的合影
一張照片反映了一個特定的歷史背景。這張合影，攝于1935年10月，反映了中央紅軍和已由豫南大別山轉移到陜北的紅二十五軍勝利會師的重大歷史記憶。正如毛澤東所說，陜北根據地是中央紅軍長征的落腳點，是紅軍的家。因此，這一歷史記憶在中國革命史上的重大歷史意義就應大書特書。從照片中彭雪楓、彭德懷兩人當時的神色和衣著上看，可窺見中央紅軍歷經萬里長征時的千辛萬苦以及到達陜北亦尚遠未得到恢復和改善的狀況。因此這一合影所包含的紅色歷史深刻記憶及其鮮明的時代特色，就更加寶貴，值得珍惜。可是，彭雪楓畫傳的編者沒有用四人合影，而是分割為彭德懷、彭雪楓的單人照；或彭德懷和彭雪楓兩人的合影。盡管由于當時彭雪楓和彭德懷沒有留下單人照和他們的合影，必要時偶爾這樣借用一下雖無不可，但這樣使用的結果，這張照片原來的歷史記憶就模糊不清了。
彭雪楓在一湖邊的坐照
一張照片記錄了一個革命者人生經歷的一個階段。這張彭雪楓在一湖邊的坐照，是畫傳中最為倩麗的照片之一。這張照片，曾經首次發表在1937年10月26日出版的上海《良友》戰時畫報第14期上。在《良友》發表此照時，彭雪楓還在此照上親自題有“送良友”三個字。這說明，彭雪楓在八路軍駐晉辦事處時的對外交往已經相當廣泛，不僅在政界和軍界而且在文化知識界也都有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但《良友》發表這張照片時編者并未說明此照拍于何處。前后兩部彭雪楓畫傳都認為這張照片是彭雪楓1937年5月由太原到華北巡視時在北平中南海拍攝的。從時令和彭雪楓當時的衣著上看，這個判斷是可信的。而畫傳編者未能點明這張照片在彭雪楓經歷中的意義，也就顯不出這張照片的歷史記憶。
彭雪楓和張愛萍的合影
一張照片留下革命者的一個足跡。彭雪楓和張愛萍曾是并肩戰斗的親密戰友，但到目前為止，我們僅僅發現他們兩張合影。一張是在陜北紅大，另一張是在抗戰時的豫皖蘇邊區。在陜北紅大的合影，是國際友人斯諾訪問紅大時拍攝的，并首次發表在《西行漫記》上。而在豫皖蘇邊區的這張合影，拍攝的時間地點，據《彭雪楓將軍》畫傳編者判斷，是張愛萍任中共豫皖邊工委書記的時間。這是個模糊概念，是張愛萍任工委書記的這天，還是任工委書記期間？地點又在哪里？從彭雪楓和張愛萍這張合影的背景上看，應是拍攝于1938年12月新四軍游擊支隊司令部駐地河南省鹿邑縣南白馬驛。2002年春，筆者在隨《彭雪楓傳》編寫組實地考察此地時，游擊支隊司令部駐地那棟高大的房舍不僅尚存完好，就是那突出的屋檐和那高高的臺階也都和這張合影的背景酷似。經查史料，彭雪楓率領新四軍游擊支隊是在1938年12月中旬由河南睢杞太地區進駐豫東鹿（邑）南白馬驛（現屬鄲城），并于1939年1月8日由白馬驛經皖西北進駐永（城）南書案店的。因此，彭雪楓和張愛萍的這張合影，應是攝于1938年12月中旬至移駐書案店之前。而不是張愛萍被任命為中共豫皖邊工委書記的1938年11月20日。因為那時彭雪楓正率新四軍游擊支隊向豫東挺進途中，張愛萍那時亦剛由浙江奉命到達河南確山，還沒有到達鹿南白馬驛。出現彭雪楓和張愛萍這張合影拍攝時間上的這種錯誤的原因，是因為《彭雪楓將軍》畫傳的編者對彭雪楓和張愛萍的革命行程和豫皖蘇邊的創建歷程不太熟悉的緣故。
彭、鄧、劉、張、吳五人的合影
一張照片記錄了一個歷史事件。這張彭雪楓和鄧子恢、劉瑞龍、張震、吳芝圃5人合影，是彭雪楓畫傳中最具影響和流行最廣的照片之一。但是，畫傳編者未能說明這張合影拍攝時間、地點和事由。如長城出版社1997年3月版的解說是：“鄧子恢為彭雪楓送行時的合影。”讀者不禁要問：鄧子恢因何為彭雪楓送行？是什么時候送行？在什么地方送行？又如長城出版社2007年8月版的解說是：“淮北行署主任劉瑞龍和鄧子恢政委與彭雪楓等的合影。”同樣，讀者不禁要問：是什么時間、什么地點和為了什么合影的？不回答這個問題，這張照片就會失去它的歷史價值。
據劉瑞龍回憶說：1944年“八月中旬，我和雪楓同志分別那天，區黨委幾個人，還開了一個簡單的會，研究了今后路東路西工作的要點，飯后送行，遠望征騎，揚鞭西去，不料竟成永訣”。那么，這個會是在什么地方開的呢？鄧子恢的回憶揭開了這個謎。他說他與彭雪楓“王莊送別，竟成永身永訣”。正因為如此，江蘇省泗洪縣對該地大王莊才作了“原新四軍四師司令部駐地、西征舊址陳圩鄉大王莊”的命名。現還健在的這一歷史的唯一見證人張震在其回憶錄里亦曾對此作了更為明確的記載。他指出：1944年8月15日“率部西征時，鄧子恢、彭雪楓、劉瑞龍、吳芝圃與我在洪澤湖畔的大王莊合影留念，方寸之間，記錄了當年我們的戰斗友誼。”。這樣，這張合影的歷史記憶就被全部揭示出來。因此，目前有關彭雪楓率部西征時出發地是半城以及這張照片是在半城拍攝的記載，都是錯誤的。
綜上所述，作為實物史料而存在的彭雪楓照片，盡管目前我們對它的收藏還不完整，但就目前已出版的照片本身所反映出的歷史記憶以及它對新四軍四師歷史的印證和補充，已是非常寶貴和十分可觀了。因此，從彭雪楓照片這一特定的角度出發，繼續挖掘它的歷史記憶，以便拓展和深化黨史、軍史特別是新四軍四師歷史的研究，是目前彭雪楓研究工作應予以注意的一個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