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地緣特點
在浩瀚無際的太平洋的西北角，自東向西分布著一系列的島嶼，與亞洲大陸隔海相望，這就是日本。
有學者指出：“日本歷史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受到地理位置的影響，這一點與不列顛島頗為相似。因此有人說，日本既離大陸非常近，近到足夠從偉大的中華文明中得到好處；又離大陸非常遠，遠到可以保持自己的獨立。在近代世界大舞臺上，最早實現工業化的西方國家是不列顛島上的英國，而在東方，最先成為工業化國家的恰恰正是地處歐亞大陸東北端的日本。”兩個同為孤懸海上的列島國家，卻能成為稱霸東西方的大國，絕不是歷史的偶然。
日本的地理條件并不優越，國土面積僅37萬平方公里，不僅礦產資源匱乏，而且經常遭受地震、臺風和火山噴發的襲擊。惡劣的自然環境，匱乏的自然資源，使這個東方島國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一直處于相對落后的狀態，同時也直接造就了這個民族強烈的危機感，從而形成了一方面比較開放，善于虛心學習，另一方面崇尚武力，熱衷擴張的國民特性。
日本海權思想的萌芽
日本從17世紀開始一直實行閉關鎖國的政策。1623年和1624年，先后禁止了與英國和西班牙的貿易關系，雖然允許中國和荷蘭商船前往通商，但僅限于長崎港，并且行動受到諸多限制。由此，德川幕府統治下的日本進入自我封閉狀態，歷史上稱之為“鎖國時代”。然而，大陸的封閉隔絕被新航路的開辟所打破。地處東方航線末端，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的日本，自然而然失去了天然的地理屏障，進入了英、法、美、俄等海上強國的視野。從18世紀末俄國沙皇派使節到日本要求通商到19世紀中葉的近60余年里，這些列強到日本要求通商多達50多次。1791年，著名學者林之平在《海國兵談》一書中指出，由于“海國”兼具“易遭外敵入侵”和“易御敵于國門之外”的雙重特點，“若無防備”，便難以抵擋“外敵入侵”，所以作為“海國”的日本必須“擁有與海國相稱的武備”，否則“難以建立日本的國防”。1840年發生在中國的第一次鴉片戰爭極大震驚了同屬封建主義國家的日本。“通過鴉片戰爭，幕府終于懂得了鎖國海防的局限性。……由此，幕府感到總有一天英國勢力會同樣達到日本，于是攘夷論開始后退，1842年取消了驅趕外國船只的命令，日本海權思想實現了第一次大解放。
日本海權思想的產生與發展
1866年日本明治天皇睦仁即位，這個在日本近代史上具有極其重要地位的君主立志開國進取，革除舊習，吸取西方文明，在充分考察了西方列強之后，提出了“文明開化，置產興業，富國強兵”三大政策，在日本國內興起了一種自上而下的資本主義改革，國力迅速大增。日本是一個一直都自詡為萬國之本的國家，強調天皇統治世界。年輕的明治天皇更是有著“開拓萬里波濤，布國威于海外，措天下于富岳之安”的勃勃雄心，剛剛開始推行維新12天就出席海軍的閱艦式，并于1887年和1893年兩度帶頭從自己的私房內庫中撥錢捐款發展海軍。
1890年，美國學者馬漢寫了《海權對歷史的影響》一書，認為，“海上力量的歷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軍事史。在其廣闊的畫卷中蘊藏著使得一個瀕臨海洋或借助于海洋的民族成為偉大民族的秘密和根據”；“獲得海權或控制了海上要沖的國家，就掌握了歷史的主動權”。隨著馬漢的海權理論日益擴大的傳播，大洋彼岸的日本以此為本逐步形成了其完整的近代海權思想，從根本上奠定了其躋身于世界強國之列的基礎。而這種發展海洋權力的觀念一旦與日本傳統的民族主義和擴張主義結合則構成了日本海權思想的核心，成為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日本始終堅持的基本國策。于是，當時的日本就像一輛只有加速擋沒有剎車的戰車：1874年，入侵臺灣失敗；1875年，發動“江華島事件”強迫朝鮮簽訂《江華條約》；1879年，吞并琉球國；1882年，強迫朝鮮簽訂了《濟物浦條約》；1887年，通過《清國征討策案》；1894年，發動挑起中日甲午戰爭，強迫中國簽訂《馬關條約》，割讓遼東半島、臺灣島等，賠款白銀2億兩；1905年，發動挑起日俄戰爭，強迫俄國簽訂《樸茨茅斯條約》，割讓庫頁島南半部，并獲得俄國原先在中國和朝鮮的特權；1910年，正式吞并朝鮮……
在二戰結束之前的這一段時期，對海權軍事性質的強調是日本海權思想的主要特點。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戰敗宣布無條件投降，美國軍隊開進了沖繩，朝鮮取得獨立，臺灣主權被中國收回，北方四島并入蘇聯版圖。身為戰敗國，日本還在一部其并不情愿的憲法中聲稱日本永遠廢棄以國家權力發動的戰爭和武力威脅，并放棄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爭力量的權力，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從意識形態和國家利益出發，當時的日本選擇了以“日美關系為主軸”，“經濟發展為中心”的“吉田路線”；其霸權邏輯搖身一變成了經濟自由主義及和平主義。日本一方面將自身的安全托付于美國，盡量藏鋒守拙，把構筑國際政治戰略構想的實質權力轉讓給美國，服務于美國的全球戰略，利用美日同盟這張政治牌打壓傳統戰略對手蘇聯和中國；另一方面通過美日同盟在美國主導的自由開放的國際經濟秩序中發展經濟，以對外援助為手段展開經濟外交攻勢，通過“貿易立國”、“經濟立國”的發展之路進行經濟滲透、經濟占領。該戰略思想的實質是在發展的低潮期，借助強大盟友的力量來維持日本對海權的訴求，主要表現為確保海上交通運輸線安全，開發東南亞市場和充分利用東南亞的廉價資源，以及介入中東發展能源戰略。
20世紀70年代，日本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從而使其具備了從重視海軍及海上安全的傳統海權思想向新綜合海權思想過渡的條件。所謂新綜合海權思想是戰后世界新國際格局的產物，即在高度重視傳統的海上軍事力量及海上安全的同時，關注海洋資源、海洋環保、海洋科技等非軍事因素。
1991年蘇聯解體，以意識形態為堡壘的激烈對峙的兩極格局崩潰，世界進入后冷戰時代。由于共同敵人蘇聯的消失以及美日間嚴重的經濟摩擦，美日同盟一時處于動蕩的“漂流”狀態。但是在雙方的共同努力下，兩國又于1997年9月23日公布了《日美防衛合作指針》，完成了對冷戰后美日同盟的再定義，這其中也蘊藏著日本的海權思想的重大變化，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防衛范圍的擴大。美日兩國在《指針》中提出了“周邊事態”的概念。“周邊事態的概念不是地理性的概念，而是著眼于事態的性質。”這意味著，只要周邊地區發生了日本認為已經對日本安全構成威脅的任何事態都可視為“周邊事態”，美日即可出兵干預，從而在實際上無限擴大了日本海上自衛隊的防御范圍。二是防御重心向西南轉移。冷戰結束后，日本防衛的重點對象已經從北方的蘇聯轉向中國和朝鮮。三是“主動先制”防衛理念的確立。即強調在日本周邊海空部署強大軍事力量，從而在距離本土盡可能遠的地域消滅敵人。
進入21世紀，科技發展突飛猛進，尤其是海洋資源開發的相關技術的飛躍，使資源匱乏的日本看到了基于工業技術在周邊海域獲取資源的途徑，這導致日本注重謀求海洋權益的戰略意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促進了其新綜合海權思想的完善和成熟。2005年秋，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在向政府提交《海洋和日本——21世紀海洋政策建議》中建議以“海洋日本”立論，要求政府從國策高度重視海洋利益，不僅要把同鄰國尚存爭議的領土算在內，連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有關規定不具備島嶼資格的“沖鳥礁”也納入其中，2005年日本政府明確把該報告主張的管轄海域范圍列入了“防衛白皮書”。除此以外，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在《海洋國家——日本的大戰略》一文中極力呼吁要盡快改冷戰時期日本戰略中“猥瑣式思維”為“進取式思維”，積極主動地參與、介入海洋問題和世界事務，把海權放到如何真正成為一個主權國家這樣一個大戰略中來研究。另一方面，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所面臨的各種內外危機更是促使了日本國內民族主義的日益興起，右翼勢力大行其道。可見，日本民族文化根底中的擴張意識是始終存在的，并且會隨著各種因素的作用而不斷發展膨脹。
綜上，日本的海洋利益已經從東北亞擴展到了太平洋和其他地區。“海洋國家論”與發酵的民族主義已經成為新時期日本海權思想的內核，并正對世界海洋格局產生重大影響。
日本的戰略選擇根植于其地緣的特點及海權思想，根植于其高度危機感的民族特征。早在豐臣秀吉時代，“擴張主義”其實就已經在大和民族的靈魂上敲上了深深的烙印，因此無論是明治初期，山縣內閣的“主權線—利益線”方針，還是1927年田中內閣提出的“如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的策略，亦或是后來的“大東亞共榮圈”的構想，本質上都是日本擺脫島國地位，實現強國的夢想表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