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伯苓
當年的南開學校，曾經是何等的壯觀與美麗！
然而，張伯苓30多年的心血卻于轉瞬之中付之東流
據史料記載，1937年7月29日的黎明，架設在天津“北支駐屯軍司令部”以及同文書院內的日軍大炮直接對準了南開大學的校園，巍峨的木齋圖書館及其他教學設施頓時成為一片廢墟；7月30日的下午，日本飛機攜帶九二式50千克炸彈對準南開中學、南開女中和南開小學進行大規模的輪番轟炸，校園夷為平地。
——南開中學主任喻傳鑒回憶：“……四架敵機在中學上空盤旋不去。忽見一架飛機，翅膀一斜，投下一顆炸彈，轟的一聲，響徹云霄。刺——刺——刺，接著又是轟轟數聲，啊！敵人投彈了……第一批敵機輪番投彈后，過十余分鐘，第二批又來，每批三四架不等，總先在中學上空繞飛數周，后乃投彈。每一彈下，樓房左右擺動不已，如遭劇烈地震。炸彈爆炸時，又好像天崩地坼，耳為之聾！敵機更番轟炸，達十次數，投下炸彈數十枚。”
——南開大學學生慧珠回憶：“炮彈像生了眼睛一樣，老是跟著我們弄‘別扭’，直向我們追逼來，一個個越逼越近……一個炮彈擊中了秀山堂的樓頂，轟然一聲，一團團黑煙從樓頂沖出來，熊熊的火光也跟著冒上來。在我們的眼前，秀山堂的影子逐漸暗淡、模糊、消失了！‘完了！’我們嘆息。”
據不完全統計，在這次的損失當中，大學部被焚毀的教學建筑及師生宿舍共37棟，被搶劫與焚燒的中西文圖書及成套的期刊雜志10余萬冊，化學系、物理系、算學系、電工系、生物系等系科的試驗設備及儀器標本幾乎被破壞一空，按照當年的貨幣計算，共達663萬多元（法幣）；中學部及小學部被炸毀的樓房共30棟，被焚燒的中外圖書達5萬余冊，總價值為121萬元（法幣）……
當年的南開學校，曾經是何等的壯觀與美麗！——以大學部為例，面對校門的是一條筆直向西的大中路，道路兩旁，高的是依依的垂柳，矮的是蒼翠的扁柏，將整齊的校園劃分成南北兩個部分；路的中段為一泓湖水，呈對稱的啞鈴狀：其南側湖塘的周圍，自東向西分別是名為“麗生園”的植物園、名為“思源堂”的科學館和名為“秀山堂”的教學樓，再往西延伸則是教師宿舍“柏樹村”和女生宿舍“芝琴樓”；其北側的湖畔，坐落著可以容納數百人的木齋圖書館，無論是設計還是規模，均堪稱全國第一流。往西走則是男生宿舍和運動場館，其中有大操場、田徑場、足球場、籃球場、排球場、棒球場、網球場以及該時尚屬罕見的冰球場，可謂是應有盡有……老南開人曾經這樣回憶道：“水是南開大學校園內的一大特色。整個學校不僅被支河細流所環繞，校內也是小溪縱橫交錯，南北通達，具有水鄉風光。同學們常常雇一只小船，從校門口放舟而去，聽憑自己的興致游蕩，可以到校內任何一個地方。南開的另一美景是花園和蓮池。校門口傳達室左右，是十數畝的桃園；圖書館、科學館附近各有一處花園。蓮池約有四五處，最大的是湖中啞鈴式的南蓮池和北蓮池。小溪、蓮池、花樹、葦塘，伴著紅房、水塔、平頂及圓頂的歐式建筑，整個校園寧靜而又秀麗。”當年柳亞子參觀之后，曾欣喜賦詩曰：“汽車飛馳抵南開，水影林光互抱環。此是桃源仙境界，已同濁世隔塵埃。”
……然而，僅僅才兩天的時間，這座“桃源仙境界”竟變成了人間的地獄！被毀掉的不復存在了，尚未毀掉的則大搖大擺地駐進了日軍第27師團的搜索隊、病馬廠（包括病馬血清研究所）、通信隊，以及裝甲車編制的第二中隊。——思源堂成了他們的訓練室和庫房，定量分析實驗室成了他們的禁閉所，應用化學研究所的辦公室則成了他們的廚房；校園內近萬株的樹木被砍伐殆盡，波光粼粼的河流和蓮池被填為平地……更有甚者，原本掛在思源堂西南側的那口由海光寺贈送的大銅鐘，重達1萬多斤，鐘面刻有《金剛經》的全文，每逢舉行畢業典禮時，均敲鐘以示紀念，有多少名畢業生即鳴響多少下，洪亮的鐘聲遠至十數里之遙，如今也被強盜們掠奪而去，并制成子彈，用來屠殺它原先的主人！
這可是張伯苓30多年來的心血啊！——他白手起家，他篳路藍縷，他終于創下了包括大學（1919年）、中學（1904年）、女中（1923年）、小學（1928年）在內的“南開”基業，他終于樹起了私立學校中首屈一指的“南開”體系。僅以其中的大學為例，至抗日戰爭爆發之前，它已經擁有了3個學院、12個系科和2個研究所，堪稱國內第一流的學府。天津人無不引以驕傲，且謠之曰：“天津衛三樁寶：永利、南開、大公報。”梁啟超亦曾贊嘆道：“假如全國學校悉如南開，則誠中國之大幸。”當今學者陳平原寫下了這樣的評語：“如果說20世紀中國高等教育有什么‘奇跡’的話，那么，很可能不是國立大學北大、清華的‘得天獨厚’，也不是教會大學燕大、輔仁的‘養尊處優’，而是私立學校南開的迅速崛起。”……然而，這所有的驕傲，所有的自豪，卻于頃刻之間化成灰燼；這全部的心血，全部的辛勞，亦于轉瞬之中付之東流！
那天——即南開慘遭毀滅性破壞的那一天，張伯苓因出席廬山會議而滯留在了南京。上蒼似乎憐憫他，沒有讓他親眼目睹這場災難，沒有讓他親身遭受這場浩劫。但噩耗傳來之時，他的心碎了，碎得幾乎能夠聽見那一聲爆裂。不知這位年逾六旬的老人是怎樣度過那一夜的，只知第二天他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出的卻是這樣一番擲地有聲的話：
敵人此次轟炸南開，被毀者為南開之物質，而南開之精神，將因此挫折而愈益奮勵。故本人對于此次南開物質上所遭受之損失，絕不掛懷，更當本創校一貫精神，而重為南開樹立一新生命。
這是何等的堅韌，何等的悲壯！張伯苓將其稱作是“南開精神”——“南開，南開，逢‘難’（南）必‘開’！”它的內涵就是百折不撓，就是至死不渝，就是后來老舍和曹禺在那首寫給張伯苓的亦莊亦諧的詩歌中所稱頌的：“看這股子勁兒，/ 哼！這真是股子勁兒！/ 他永不悲觀，永不絕望，/ 天大的困難，他不皺眉頭，/ 而慢條斯理的橫打鼻梁！// 就是這股勁兒，/ 教小日本恨上了他。/ 哼！小鬼兒們說：‘有這個老頭子，/ 我們吃天津蘿卜也不消化！’……”
在南開最困難的時刻，張伯苓不敢作片刻的停留，
其動力源自他的愛國主義精神與情懷
張伯苓身上的這股子勁頭，這股子讓侵略者“吃天津蘿卜也不消化”的勁頭究竟從何而來？——他自己曾這樣闡述道：“四十多年以來，我好像一塊石頭，在崎嶇不平的路上向前滾，不敢作片刻停留。南開在最困難的時刻，八里臺籠罩在愁云慘霧中，甚至每個小樹好像在向我哭，我也還咬緊牙關未停一步。一塊石頭只須不斷地滾，至少沾不上苔霉；我深信石頭愈滾愈圓，路也愈走愈寬的。”那么，作為它的動力，作為這“不敢作片刻停留”的動力又是來自于何處呢？無疑，它們來自于張伯苓的愛國主義精神與情懷——
1895年，年方19歲的張伯苓以優異的成績畢業于北洋水師學堂，但是甲午戰爭的失敗，《馬關條約》的簽訂，尤其是后來他于威海衛親眼目睹的那場恥辱令他怒火中燒：那一年，滿清政府與英國簽訂了屈辱的《中英訂租威海衛專條》，將威海衛、劉公島及其附近的島嶼和陸岸十英里的范圍被迫租讓給了英國。這時張伯苓作為北洋水師學堂的一名實習生，跟隨“通濟艦”前去執行任務。于是他親眼看到了，這個于甲午海戰中被日本強行占據的島嶼，是如何先降下日本國旗，重新升起大清國旗的，但時隔一天之后，又是如何再降下大清國旗，改懸英國國旗的。他形容自己的心情：“悲憤填胸，深受刺戟！”
1927年，身為南開大學校長的張伯苓親赴東北考察，所經之處無不目睹“日人經營滿蒙之精進與野心”。他痛心之至：“不到東北，不知中國之大；不到東北，不知中國之險。”返回學校后，他立即成立了“滿蒙研究會”（后易名為“東北研究會”），著手進行資料的搜集與專題的研究。很快，《日本問題專號》編印出來了，《東北經濟資源與發展》及《Manchuria》(《滿洲》)等書也編寫出來了。九一八事變以后，《東北經濟地理》一書正式出版，并成為南開中學的必修課程。專家學者們這樣評價道：“這本教材無疑地是當時國內有關東北地理有限著作之中最好的一部。對祖國將來的建設極為重要。但只有南開中學才能以扼要的科學知識和大量的統計數字教導學生加深了解，何以東北對祖國是那樣的重要神圣。”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張伯苓立即于南開大學召開全體師生大會，當眾發表了題為《東北事件與吾人應持之態度》的演講，并于校園內掛出這樣一副對聯：“莫自餒，莫因循，多難可以興邦；要沉著，要強毅，立志必復失土。”不久，“天津抗日救國會”、“天津中等以上學校抗日聯合會”等群眾組織紛紛成立，張伯苓義不容辭地出任領導，并多次發表演講，動員社會各界的抗日救亡力量。作為南開的校長，他更是當眾宣布了這樣幾條規定：凡東北籍的學生，生活費一律減免，學費緩交；凡因戰亂而流亡關內的東北大學的學生，南開一律向其敞開大門，以助完成學業。
1933年，山海關失陷，張伯苓親筆致函沙場將士：“努力殺敵，為國爭光。”以鼓勵他們繼續戰斗的決心和意志。其后他又派遣四名師生，攜帶1000條毛巾、1000塊肥皂、300斤糖果，奔赴前線以示慰勞。
1934年，第18屆華北運動會在天津召開，南開大學與南開中學的數百名學生面對主席臺用手旗打出了“勿忘國恥”、“收復失地”等標語，并齊聲高唱《努力奮斗之歌》：“眾青年，精神煥發，時時不忘山河碎，北方健兒齊努力，收復失地靠自己。”這些標語和歌聲如利刃般刺痛了坐在主席臺上的日本駐津最高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他當即向擔任運動會副會長兼總裁判長的張伯苓提出抗議。張伯苓的回答卻是：“中國人在自己的國土上進行愛國活動，這是學生們的自由，外國人無權干涉！”
1935年，日本帝國主義的魔爪進一步伸向了華北，其天津的指揮部，就設在了距離南開大學、南開中學僅一箭之遙的海光寺。那年的開學典禮上，張伯苓只向全校的師生們問了三個問題：“你是中國人嗎？”“你愛中國么？”“你愿意中國好么？”頓時激起了全場的一致共鳴，大家異口同聲地回答道：“是！”“愛！”“愿意！”洪亮的聲音在秀山堂的大廳中久久回響。
……
南開校訓
今天不少的專家學者們都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日本軍隊為何獨獨要對南開進行毀滅性的轟炸？其實它的答案已經明擺在這里了——這就是張伯苓的愛國主義精神，這就是張伯苓的抗日救國立場，這就是張伯苓讓小日本“吃天津蘿卜也不消化”的強硬精神！作為南開中學1932級的學生，臺灣研究院著名院士何炳棣曾驕傲地寫下了這樣一句話：“南開中學是近現代史上篤篤實實最愛國的學校”，“可以向近代世界各國所有的中學挑戰”。
其實，日本人早在1937年之前就開始了報復——九一八事變后僅僅一月余，駐扎天津的日本軍隊即糾集土匪、流氓、漢奸、惡霸，成立了一支“便衣隊”，于城內發動暴亂，南開學校被迫停課一個多月；其后，他們又組成各種各樣的“參觀團”，甚至包括和尚、尼姑在內，跑到校園內肆意搗亂，干擾正常的教學秩序；再后來，日本駐軍竟以軍事演習為名，徑直將裝甲車開到了學校的大門口，把寧靜的校園當成了他們的打靶場。他們的“理由”是：南開是“抗日據點”——“只要你們取締抗日，我們就不再來了！”……無疑，張伯苓與南開早已成為了日本侵略者的眼中釘、肉中刺，為此，1937年的7月29日與30日之所以發生那兩場浩劫，也就不足為奇了。
“改造我們的中國人。”這就是張伯苓棄戎從教的真正目的。
為了這一目的，他開始了自己的探索，也開始了自己的實踐
可以這樣說：是愛國主義的思想鑄造了張伯苓，又是張伯苓鑄造了堅忍不拔的“南開精神”。——他說了：“敵人所能毀者，南開之物質；敵人所未能毀者，南開之精神。”他還說了：“教育是立在精神上的，而不是立在物質上的……本人以為建立一個大學，精神難而物質易。”因此，作為“南開精神”，作為“南開精神”中的重要軸心，這便是張伯苓久已形成的教育思想與辦學理念，而且數十年來，它們已經潛移默化地融入了一屆又一屆學生們的血液之中，骨髓之內，它們同樣成為了日本侵略者的憎恨之所在，成為了他們“吃天津蘿卜也不消化”的結癥之所在。
——那是1898年，張伯苓以北洋水師學堂實習生的身份，跟隨“通濟艦”前去劉公島執行任務時親眼目睹的一幕：
我看見兩個人，一個是英國兵，一個是中國兵。那英兵身材魁偉，穿戴得很莊嚴，面上露著輕看中國人的樣兒；但是吾們中國兵則大不然，他穿的衣服還不是現在的灰色軍衣，乃是一件很破的衣服，胸前有一個“勇”字，面色憔悴，兩肩高聳。這兩個兵若是一比較，實有天地的分別。我當時覺得羞恥和痛心，所以我自受這次極大的激刺，直到現在，還在我腦海里邊很清楚的。我當時立志要改造我們的中國人，但是我并非要練陸軍、海軍同外國相周旋，我以為改造國民的方法，就是辦教育。
這就是張伯苓棄戎從教的真正目的——“改造我們的中國人”。它甚至勝過“船堅炮利”的熱望，甚至勝過建設軍隊的理想。為了“痛矯時弊”，為了“育才救國”，他開始了自己的探索，也開始了自己的實踐——
第一，他指出學校的教育必須將愛國主義放在第一位。
曾任南開大學秘書長的黃鈺生這樣回憶他們的校長：“他從南開中學時代起，經常地給學生們上大課。大課的主旨，萬流歸宗——‘祖國是可愛的，中國人是有出息的。我們要爭氣，竭盡一切力量保衛祖國，抵抗侵略。’”黃鈺生所講的“大課”，是指每周三的下午，師生們一律集合于禮堂，聆聽“修身班”的課程。作為一校之長，張伯苓是當然的主講人。綜其內容，主要有這樣幾點：一是回顧學校的發展歷史——諸如親歷“國幟三易”的感受、親睹中英士兵的刺激，以此來激勵同學們奮發學習的動力；二是講述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他著重于天津當地的恥辱歷史，如租界范圍不斷擴大，殖民勢力不斷擴張，以此來激勵同學們抗敵愛國的熱情；三是坦陳當前國人的弊病——他將其總結為“愚、弱、貧、散、私”五點，并反復強調，反復剖析，以此來激勵同學們自我覺醒的意識。高叔明是當年南開中學的學生，他回憶道：“每星期三張伯苓校長的訓話，就是南開精神的灌輸。我感覺幾年來修身班的陶冶，奠定了做人的基礎，開辟了處世的途徑。”這樣的“大課”數十年如一日，且一直延續到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
這就是張伯苓辦學的首要目的——“第一當知愛國。”為此他還在學校里舉辦了各種形式的愛國主義教育活動。例如每年的5月7日，均要召開“國恥紀念會”或是舉行游行；又例如利用一切機會組織學生外出參觀與考察，以求實現“知中國”、“服務中國”的目的。那是1931年的7月，為了讓身處課堂的學子們能夠深切地感受到中國所面臨的外敵入侵的危機，張伯苓通過東北海軍司令長官的幫助，借“海圻號”軍艦巡航港口之機，帶領同學們隨艦進行考察。這次旅行長達一個多月，親歷了大連、旅順等22個口岸，返校之后同學們這樣寫道：“未赴旅大之前，聞日人如何力取，如何經營，但未知到如此程度。今身臨其境，有切身之感受，有實地之認識。”
出于“第一當知愛國”的思考，張伯苓為南開制定出了這樣的校訓：“允公允能，日新月異。”他解釋道：
……以“公能”二字為依歸，目的在培養學生愛國愛群之公德，與夫服務社會之能力。故本校成立之初，即揭橥“公能”二義，作為校訓。惟“公”故能化私，化散，愛護團體，有為公犧牲之精神；惟“能”故能去愚，去弱，團結合作，有為公服務之能力。
作為中國近代的著名教育家，張伯苓在這一校訓中深刻展示出了他的辦學目的與教育思想——他所說的“公”，就是愛國，就是犧牲……那是1939年的1月，早年的南開畢業生周恩來從抗戰前線回到大后方，面對著重新崛起的學校，面對著恩重如山的師長，他念念不忘的仍然是這個引導了他多年的校訓。那天他在全校的師生大會上發表演講，而演講的內容就是“允公允能”，就是“允公允能”在抗日戰爭中的深遠意義：“在當前，公，就是國家大事，就是抗戰到底，取得最后勝利，把日本侵略者趕出我們神圣領土；能，就是學習，學好抗日的本領、建國的本領，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建設一個強大國家。”
第二，他指出學校的教育必須將培養“現代能力”作為主要目標。
這一思想，也正是張伯苓在校訓中所提出的“能”字的內涵，也正是他多次強調的“手腦齊全”的培養方向。作為一名新型的教育家，張伯苓曾多次赴日本、美國以及歐洲等地留學與考察，經過對比他發現了：“中國所最感缺乏者，厥為有‘現代能力’之青年。”為此他于1929年即制定出了這樣的教學計劃：“在學校中造成環境，使學生多得‘開辟經驗’的鍛煉，以養成其‘現代能力’。”
由此可見，在這樣的一種以培養“現代能力”為目標的辦學理念的指導之下，學生們不會再是“兩耳不聞窗外事”的書呆子，也不會再是夸夸其談的“口頭革命派”了。——以學生社團而論，他們培養出了卓越的政治家周恩來；以學生劇社而論，他們培養出了著名的戲劇家曹禺、金焰……有人統計，當年經周恩來組建或參與的社團就有將近10個，尤其是1914年成立的“敬業樂群會”，會員竟發展到了300多人。再以演劇為例，張伯苓可謂中國話劇第一人，早在1909年他就于校園內大力提倡新興話劇，并自編自導，與師生同臺演出；1914年南開新劇團成立，其影響之大，就連清華學校的師生也專程從北京趕到天津觀看演出。
那是戰爭爆發以后，南開與清華、北大合并為西南聯合大學，不曾想就在這一擁有著幾千學生的龐大校園內，南開人身上的這一特點還是那么顯著。一位當年的在校生這樣寫道：“從南開來的學生，總體上看，喜歡課外活動，在任何一個群體中，只要有了一個或幾個南開人，就會熱鬧起來，組織起來，搞起了為自身服務或為廣大群眾服務的集體活動。例如學習活動、文娛活動、體育活動、福利活動等。其中，來自南開的學生表現出了優良的集體主義精神、團結精神和服務精神，起著組織骨干的作用。南開人在品格上，一般表現豁達、豪放、團結、合作、互相激勵、互相幫助、不自外于人，工作能力強，有非常好的素質表現，受到人們的熱烈歡迎和擁戴。”——無疑，這正是張伯苓平素所強調的培養“現代能力”的結果。
第三，他指出學校的教育必須以嚴格的要求作為保證。
張伯苓要培養的是“允公允能”的學生，是具有“現代能力”的學生。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他不僅提出了“德智體三育并進而不偏廢”的口號，更親自制定出了嚴格的紀律要求與考核標準。
以德育為例，他指出這是“萬事之本”。為此，他要求學生在道德品行方面必須具備五種“善行”——立志、敦品、勤勉、虛心、誠意。為了從日常做起，從點滴做起，他甚至對儀表也進行了嚴格的規定——這便是書寫于鏡面上、懸掛于要道旁的《四十字鏡箴》，他將其視之為“吾校學生之氣質”：
面必凈，發必理，衣必整，紐必結。
頭容正，肩容平，胸容寬，背容直。
氣象：勿傲、勿暴、勿怠。
顏色：宜和、宜靜、宜莊。
張伯苓出身于軍校，他的嚴格亦如同軍校中教官對待學員一樣。他說過：“研究學問，固然要緊；而熏陶人格，尤其是根本。”他更說過：“中國教育之兩大需要：一為發達學生之自創心，一為強學生之遵從紀律心。”為此，他制定了嚴厲的懲罰條例——“苓鑒于民族精神頹廢，個人習慣不良，欲力矯此弊，乃將飲酒、賭博、冶游、吸煙、早婚等事，懸為厲禁，犯者退學，絕不寬假。”
再以體育為例，張伯苓的重視與嚴格，同樣是眾人皆知的。他說過：“教育里沒有了體育，教育就不完全。”他更說過：“不認識體育的人，不應該做校長。”遠在上世紀的20年代，當南開的在校生不過千余名時，校園內就已具有了15個籃球場、5個足球場、6個排球場、17個網球場、3個機械場以及2個帶400米跑道的運動場，這在全國來說實可謂鳳毛麟角。除了這些“硬件”之外，張伯苓更對全校學生頒布了嚴格的考核標準。不及格者，通知家長；缺考者，以不及格論處。
1935年，張伯苓與參加國際足球比賽的運動員合影
張伯苓于辦學當中的嚴格是遠近聞名的。不論是誰，只要違犯了校規，均得“懸牌記過”。后來，為了有利于學生改正錯誤，更易為“宣布其姓名于預備室，用以養其廉恥”。再后來，又進一步修改為：“凡遇學生犯過，先由管理員招往詰問，如能自認其過，且立志痛改，則予以竹簽一，書其事于上，名曰‘立志改過簽’，使隨身攜帶，坐臥不離，以資警勵。俟遷善后將簽取消，復為無過。”他之所以這樣做，是有他長遠目的的——艱能礪志，苦能養德；他就是要以如此的嚴厲來砥礪他的學生，來錘煉他的后輩。
吳敬璉是1944年進入重慶南開中學的，從他的回憶中可以看到，直至戰爭期間張伯苓依然是一如既往地嚴格于他的學生：“初中部（男生）一年級五個班，二年級四個班，到三年級只剩三個班。一年‘刷’（淘汰）掉一個班。一般而言，兩門課不及格就要被‘刷’。而品行或體育只要一門不及格，就會被‘刷’。我自己在一年級上學期，就差一點因為體育沒有‘達標’而被‘刷’，后來靠其他功課成績優良和承諾每天晚自習后跑800米才被允許升班續讀。”
——這是一個發生在抗戰爆發后的故事：南開與北大、清華一起遷往長沙，合并為“臨時大學”。該時各方面的條件都非常艱苦，以住宿而論，地面潮濕不堪，屋頂到處漏雨。北大校長蔣夢麟嘆息道：“倘若是我的孩子，我就不讓他住在這樣的宿舍里。”張伯苓則截然相反曰：“倘若是我的孩子，我就一定要他住在這樣的宿舍里！”不僅如此，他還在學生中成立了軍訓總隊，下轄五個男生中隊、一個女生中隊，自己親任隊長，進行強化管理和嚴格訓練。這無疑為后來的長途行軍，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這還是一個發生在抗日戰爭爆發后的故事：由于長沙的形勢日益緊張，臨時大學不得不繼續向昆明撤退。行軍路上，南開的負責人向自己的學生下達了這樣的命令：“如果是南開的同學與南開的同學之間鬧不團結，各打五十大板；如果是南開的同學與北大、清華的同學鬧不團結，加倍懲罰！”
……
這就是南開的教育！這就是張伯苓的追求！據說當年在天津，只要是南開的學生，哪怕不戴校徽，也一眼就能分辨出來——在他們的身上具有一種昂揚向上的精神，一種堅韌不拔的氣概。它的內涵就是愛國的思想，就是扎實的本領，就是嚴于律己的人格與風范。這，也就是“南開精神”，令小鬼子“吃天津蘿卜也不消化”的精神！
——無怪乎，在陜北的窯洞里，周恩來要對一位來自天津的記者說出這樣的話：“我在天津南開讀中學、大學。這個學校教育嚴格，課外活潑。我以后參加革命活動是有南開教育影響的。”也無怪乎，張伯苓要面對世人道出自己的“擔憂”：“在平津陷落以前，華北學生之愛國運動，大半由我南開學生所領導，因此深遭日人之嫉恨。此后我南開津校之慘遭炸毀，此殆其一因。”
“南開之事業無止境，南開之發展無窮期。”
這就是張伯苓的氣魄。“南開精神”是炸不垮的
就這樣，南開被炸毀了！被那些因為它的存在而“吃天津蘿卜也不消化”的日本侵略者炸毀了！然而僅僅才過了五個月，張伯苓卻面對著廣大的校友發表了這樣一篇慷慨激昂的講話：
（敵人）愈是想方設法去毀，而我們愈往上長進，如同以斧伐樹枝，愈伐而后愈長得茂盛，也就是這個道理。南開學校是這樣，校友事業更是這樣，他愈想毀滅我們，我們愈向上長進。
他不僅沒有氣餒，反而充滿了驕傲，因為早有“先見之明”的他，一年之前就為南開尋找到了新的“根據地”。——“大江東去我西來，北地愁云何時開？盼到蜀中尋樂土，為酬素志育英才。”這是他于1935年的冬天在前往重慶的輪船上寫下的詩。
不久，在重慶郊區沙坪壩，一所名為“南渝中學”（取南開在渝設校之意）的校舍破土動工了。他將自豪寫在了臉上：“……京、滬淪陷，各校倉促遷川，痛苦萬狀。僉以南開學校于戰前早有準備，樹立基礎，深為稱羨。一致譽苓眼光遠大，有先見之明。其實華北之岌岌可危，暴日之必然蠢動，舉國皆知。不過苓認識日本較切，而南開校址又接近日本兵營。倘有變，津校之必不能保，自在意中，故乃早事準備，及時行動耳！”那天，他將特意帶去的菊花種子播撒在新的校園內，且名之為“南開菊”。眾人歡呼道：“南開的菊花開放到南渝了！”——是啊，不多久經濟研究所也恢復起來了，臨時小學也成立起來了，再加上已經合并于西南聯大的大學部，南開的基業、南開的體系又在巴山蜀水之間重新崛起了！
它，還是當年的那個南開——學校里各種社團依然活躍，各種比賽依然火熱；運動場上依舊是你追我趕，排練廳里依舊是各顯其能；就連那個“允公允能，日新月異”的校訓也原封不動地搬了過來，所不同的是，它們栽種在了地上——用數百平方米的灌木組成字體，栽種在了校園的土坡之上；再有一個不同，就是運動會的名稱，它被易名為“七二八體育會”——這天是南開的校難，凡是南開的學子誰也忘不了它！
……然而，重慶的南開，依然沒能逃脫敵人的魔爪——頭上不斷有敵機的轟炸，但警報解除后，同學們立即井然有序地跨入教室上課；校園內到處有被炸毀的房屋，但“三友路”上，松竹梅卻依舊在傲雪凌霜！
抗戰之前一流的大學不在少數，但是能夠與北大、清華齊名的，似乎并不是這所私立的南開——時人曾有謠曰：“北大官氣，清華洋氣，南開土氣。”——但是為何最終竟獨獨是它與這兩所頂尖的學府合并為西南聯大？為何竟獨獨是它擁有了這樣的令人艷羨的殊榮？答案自然有多種，但南開的精神，張伯苓的不屈，無疑是最為重要的因素，它令南開獲得了永生！
請看，這就是張伯苓的氣魄——說這段話時，距離抗戰勝利還有一年：
將來全國復員時，苓誓為南開復校，地點仍在天津，大學必設八里臺，科系須增加；中學仍在舊址，力求設備充實；在北平及長春兩地，并擬各設中學一所；至重慶南開，則仍繼續辦理。
……南開之事業無止境，南開之發展無窮期，所望我同人同學，今后更當精誠團結，淬厲奮發，抱百折不回之精神，懷勇往直前之氣概，齊心協力，攜手并進，務使我南開學校，能與英國之牛津、劍橋，美國之哈佛、雅禮并駕齊驅，東西稱盛。
——張伯苓是炸不垮的！“南開精神”是炸不垮的！
作者小傳
陳虹，女，江蘇作家協會會員，南京師范大學社會發展學院教授，碩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中國現當代文化史。主要著作有：《陳白塵評傳》《管文蔚傳》《日軍炮火下的中國作家》《日軍炮火下的中國文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