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風雨飄搖之秋，清華正好像一個船，漂流在驚濤駭浪之中，有人正趕上負駕駛它的責任。此人必不應退卻，必不應畏縮，只有鼓起勇氣堅忍前進。雖然此時使人有長夜漫漫之感，但吾們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風定。到那時我們把這船好好地開回清華園，到那時他才能向清華的同人校友“敢告無罪”。
說這段話的人是梅貽琦——清華大學的校長；
梅貽琦
說這段話的時間是1940年——抗日戰爭進入了最為艱難的時期。
三年之前，北平淪陷了，天津淪陷了；令世人矚目的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和南開大學，在日本侵略者的鐵蹄之下慘遭踐踏與蹂躪。1937年8月28日，國民政府做出決定：三所學校撤出平津，于長沙組建“臨時大學”。11月1日，臨時大學正式上課；僅僅幾個月，長沙又危在旦夕，學校不得不請準教育部，再次作出西遷昆明的決定。1938年2月，全校師生帶著所剩無幾的資產，兵分三路踏上了漫長而又艱苦的旅程。4月2日，奉教育部令，臨時大學易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5月4日，西南聯大正式開學，由于校舍緊張，理、工二學院設于昆明，文、法商二學院暫時落腳于蒙自，一學期后遷回本部。
依照最初的協定，三校校長梅貽琦、蔣夢麟、張伯苓組成了西南聯大常務委員會，并輪流“坐莊”擔任常委會的主席。但是沒過多久，蔣夢麟和張伯苓即前往重慶另有他任，整個聯大的重擔便落在了梅貽琦一個人的肩上。整整八年的時間，梅貽琦與學校生死相依，休戚與共，這是他一生中最為艱難的歲月，也是他一生中最為輝煌的時期。師生們親切地叫他“梅常委”——他的確成為了校園中名副其實的“常”委！
——這，就是梅貽琦在作上述演講時的背景：他被逼上了梁山，他更被逼得發出了“不應退卻”、“不應畏縮”的誓言。
如今，越來越多的學者對這段特殊的歷史，對這所著名的學校，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有人將它稱為“中國現代教育史上迄今難以企及的奇跡”，有人將它稱為“斯芬克司之謎”。然而“謎”也好，“奇跡”也好，都與梅貽琦的艱苦撐持緊緊地聯系在一起——他是一支默默燃燒的蠟燭，但蠟燭的本身同樣是歷史的體現；他是一支靜靜書寫的鋼筆，但鋼筆的本身亦同樣是歷史的化身。
……那是1946年的5月4日，西南聯大終于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而宣告結束。校園內豎立起了一座巍峨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馮友蘭教授親筆為它題寫了碑文：“河山既復，日月重光，聯合大學之戰時使命既成……緬維八年支持之辛苦，與夫三校合作之協和，可紀念者蓋有四焉……”他一共為其列出了四條“可紀念者”，而這四條“可紀念者”，不僅是聯大全體師生的驕傲，也是梅貽琦個人的自豪。
可紀念者之一——
“曠代之偉業，八年之抗戰，已開其規模，立其基礎。
今日之勝利，于國家有旋乾轉坤之功，而聯合大學之使命與抗戰相始終。”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
的確，西南聯大的命運與國家的命運緊緊地聯系在一起了，西南聯大的勝利與民族的勝利緊緊地結合在一起了。它的精髓，就是民族氣節，就是愛國主義！——有了它，才能“與抗戰相始終”；有了它，才能產生出“旋乾轉坤之功”。此前，三校的歷史雖然各不相同，但愛國主義的傳統卻是一脈相承的。以南開為例，九一八事變爆發后，校長張伯苓即向全校同學號召道：“設因此次事件，刺激特深，武人能因之徹底團結，青年能因之抱為國奮斗至死不腐之志，誠堪為中國前途慶幸……余不以此指望全國青年，但望我南開同學共奮勉之！”作為張伯苓的弟子，梅貽琦于清華大學的國難紀念會上亦高聲呼吁：“沈陽既去，吉林、黑龍江、錦州隨之而陷。大家不要以為目前尚可茍安，殊不知此時敵方時時可以再有動作，或另有陰險圖謀，實則形勢非常可危。吾們應當深刻紀念，時時注意準備才是。”
正因為具有這樣的精神，三校師生才有可能辭別故土轉戰他鄉；正因為具有這樣的精神，梅貽琦才會挺身而出，承擔起繁重而艱巨的校務。然而昆明并非世外桃源。戰爭給西南聯大帶來的威脅，首要的便是空襲，慘絕人寰的空襲——
其中最為慘重者有三次——1938年9月28日，設于昆華師范學校內的教工宿舍葬身火海，一名軍事教官及其5歲的幼子當場死亡。1940年10月13日，師范學院的男生宿舍全部被毀，辦公處與教員宿舍多處震壞；西倉坡清華辦事處中二彈，兩名留守人員當場殉職。1941年8月14日，校園中彈70余枚：男生宿舍、女生宿舍及飯廳多處被毀；第七、第八教室及生物實驗室被炸；圖書庫中彈；常委會辦公室及出納組、事務組、訓導組、總務處被夷為平地……
此時，作為一校之長的梅貽琦與大家生死相依、患難與共。其夫人回憶道：“西南聯大沒有防空設施，飛機一來大家就跑開躲起來。月涵（梅貽琦的字——筆者注）在走開之前，總是先把文件收拾妥當，放好鎖好才走。他作為校長，也和教師學生們一起跑到學校后面的小山上，在墳頭之間躲避一下。”陳岱孫教授的描述就更加具體了：“在躲避空襲時，他和師生們一起，席地坐于校舍北門外的亂墳之間。飛機臨頭時，一起跳入亂墳中事前挖好的壕溝里，仰察炸彈的投向。這一鎮定堅毅、平等同艱的行為在西南聯大起了不言而教的作用。”
的確，在這生死攸關的考驗面前，梅貽琦梅貽琦的一舉一動產生著巨大的影響。他除了鎮定自若，除了與大家同生死共患難外，更要代表學校向世人控訴日軍的暴行，向民眾表明自己的立場。在《告校友書》上，他勉勵大家道：“物質之損失有限，精神之淬勵無窮，仇深事亟，吾人更宜努力。”——為此，在整整八年的時間內，西南聯大從未因為躲避敵機的轟炸而停止過辦學。為了避開空襲較為集中的午間，學校將上課的時間調整為上午7點到10點，下午3點到6點；如果再碰上警報，則索性將課堂搬至山坡上或是荒野中……
戰爭給西南聯大帶來的第二個威脅是貧困——
由于國家經濟慘遭破壞，教育經費只能按七成撥給，教師的薪俸也只能按七折領取。以學校而言，每月的撥款只有三萬余元；自1938年4月起，教育部再次從中扣除百分之三十，作為“統籌救濟戰區專科以上學校學生辦理高等教育事業之財源”；不久，又一項重要的經濟來源——清華大學的庚子賠款基金也宣布停付，學校陷入了舉步維艱的境地。不得已，只有借貸，但是，五年間的欠款連本帶息已高達1400萬元，即使不吃不喝，也得六七十年才能還清。為此，學校的一切開支只能從簡——房屋以黏土打壘，房頂以鐵皮覆蓋；不曾想一旦下雨，聲響如鼓，教授們只得于黑板上寫下“停課賞雨”四個大字，成為了聯大的黑色幽默。然而等到1941年，就連這鐵皮屋頂也不得不拆下拿去換錢了，“停課賞雨”竟成為“絕響”……作為一校之長的梅貽琦深感對不起大家，他“開源”無路，只能“節流”——下令撤去了辦公室的火爐，更主動封存了學校派給他的汽車。
以教師的生活而言，同樣是吝囊羞澀，饔飧不繼。數學大師華羅庚棲身于牛圈的棚頂上，文學大師朱自清身披趕馬人的毛氈以御寒，物理教授吳有訓的皮鞋露出了腳趾頭，著名詩人聞一多捕捉螞蚱以果腹……一校之長的梅貽琦，與大家一樣囊空如洗。夫人于大街上擺起了地攤，變賣孩子們穿不下的衣服，再后來索性和其他幾位教授夫人一起賣起了自制的糕點——糕是粉紅色，形狀像銀錠，取名為“定勝糕”。做成后送到冠生園食品店去寄賣，為了省錢，總是步行，往返需要一個半小時，又舍不得穿襪子，結果把腳都磨破了，腿腫得好粗……梅貽琦默默地看著妻子，不知該怎樣安慰是好，他只說了一句話：“今后出門不要再遮遮掩掩了，別人知道你是校長夫人又有什么關系？——我梅貽琦沒有當亡國奴！”
人們說，這就是聯大的精神；聯大人說，這就是他們的驕傲！梅貽琦為這所誕生于炮火中的學校制定出了新的校訓：“剛毅堅卓”。——四個字幾乎是同一個意思：剛強不屈，堅定不移。為了鼓舞士氣，梅貽琦又于全校征集新的校歌：“……千秋恥，終當雪。中興業，須人杰，便一成三戶，壯懷難折。多難殷憂新國運，動心忍性希前哲。待驅除仇寇，復神京，還燕碣。”——字里行間抒發的是同一個精神：收復河山，報仇雪恥。一校之校訓，體現出的是它的辦學思想；一校之校歌，體現出的是它的辦學精神。這校訓與校歌，成為了梅貽琦的精神支柱，也成為了聯大人的精神象征。
在這樣的一種激勵之下，聯大的教師們找到了自己的崗位——堅守三尺講臺，堅守文化陣地。他們明白，一個民族的教育事業是維護和發揚這一民族的文化傳統和思想精神的重要手段，其作用絲毫不亞于沖鋒陷陣，不亞于攻城拔寨。聯大的學生們也找到了自己的方向——為祖國而學習，為抗戰而服務。那是1943年，為了協助援華的美軍開展工作，梅貽琦親自動員學生們投筆從戎，擔任翻譯。——“‘國家……民族……難道中國的青年不敢為著他的祖國冒點危險嗎？’梅貽琦先生低沉而有力的聲音，像鐵錘似的打擊著我們。”這是當年學生們的回憶。為了勉勵更多的學子參軍，梅貽琦作出決定：四年級的同學，服務兩年后不再回校，以畢業論；四年級以下的同學，復員回校后免修一定的學分，以資鼓勵。整個抗戰期間，西南聯大一共有多少學生奔赴前線，如今已很難統計清了。有人說1100人，有人說1600人，但有一個名字是不會錯的：梅祖彥。他是梅貽琦的獨生子，那年才滿19歲。
的確，西南聯大的第一個“可紀念者”，就是它的“與抗戰相始終”。——是它，讓中國的知識分子在民族危亡的時刻顯示出了崇高的氣節；是它，讓中國的教育事業在國難當頭的時刻展示出了巍然的風采。
可紀念者二——
“三校有不同之歷史，各異之學風，八年之久，合作無間。
同無妨異，異不害同；五色交輝，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終和且平。”
抗戰爆發后，為了解決高等院校的辦學問題，國民政府曾批準建立了西北、東南、西南等多所“聯合大學”，但是除了西南聯大外，其余的“聯合者”沒過多久便解體了。究其原因，似乎并不難解，這畢竟是“前無古人”的事情；反之，能夠存在下來者，能夠“五色交輝，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終和且平”者，倒是成了一個令人難以相信的奇跡。
文人相輕，自古有之；再加上政治傾向性的不同，文化價值觀的不同，要想把有著不同歷史背景的學校團結成一個整體，這無疑需要一股強大的凝聚力量。一開始，三校之間確實有些貌合神離——“北大一向是窮慣了，什么事不一定要有什么規模，只要有教員、有學生、有教室就可以上課。清華是有家當的學校，享受慣了‘水木清華’的幽靜與安定。南開好像脫離了天津的地氣，就得不到別的露潤似的，總覺得政府要在后方辦大學而要他們來參加，他們當然不能夠把家當挖出來。”這是后人為之作出的總結。然而沒過多久，這一“格格不入”便徹底消失了。不僅三校教授們的意見完全一致：“聯大校政交梅校長主持，我們放心！”而且其他兩位校長也對梅貽琦充滿了信任——張伯苓說：“我的表你戴著。”（即“你代表我”之意）蔣夢麟說：“我的不管就是管。”
梅貽琦上任了。但是從他的性格來看，似乎并不具備“領袖”、“舵手”一類的魄力——他不愛說話，人們稱他為“寡言君子”。然而了解他的人明白，他的魅力恰恰就蘊藏在了這一“寡言少語”的背后：這正是他虛懷若谷的表現，正是他禮賢下士的體現。八年多來，他有似一位高明的指揮家，默默地卻令龐大的樂隊奏出了和諧的樂曲；他有似一位精湛的美術家，無聲地卻令多種的色彩組成了絢麗的圖畫。
第一，尊賢敬能。
1931年，梅貽琦初掌清華大學時，曾有過一段非常精彩的演說——“孟子說：‘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我現在可以依照說：‘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這一“大師論”，正是梅貽琦執掌聯大的思想核心。正因為他尊重知識，尊重賢能，才會有那么多的大師級人物匯集于他的旗下——馮友蘭、聞一多、朱自清、陳寅恪、吳宓、王力、金岳霖、湯用彤、潘光旦、華羅庚、陳省身、吳有訓、曾昭掄、吳大猷、周培源……真可謂群賢畢至，眾才咸集，西南聯大被世人譽為了“教授儲備庫”。梅貽琦又將自己放在了一個什么樣的位置上呢？他有過這樣兩個比喻：一是說自己是“率領職工為教授搬椅子的人”，二是說自己是京劇中的那個看似氣派卻并非主角的“王帽”。在他的日記中，年年月月都有著同樣的內容——遇有生病者，親自去探望；遇有結婚者，親自去賀喜；遇有丁憂者，親自去吊唁；遇有貧困者，親自去襄助……尤其是后者，他不止一次地召開會議，商討解決的辦法，而且更屢屢地“久臥不能成眠”。古語曰：“士為知己者死。”有這樣的掌門人，各路賢才又怎能不“襁至而輻輳”？
第二，求同存異。
梅貽琦不僅能夠將諸多的大師級人物招徠而來，而且更能夠將他們長久相留和睦相處。個中原因不在別處，就在于他具有寬闊博大的胸懷和“同無妨異，異不害同”的思想。在西南聯大的校園內，始終存在著種種奇特的令人難以理解的現象：一是不同學術思想與學術流派的人，能夠共事于同一系科，甚至開設同一門課程。比如中文系的羅常培、劉文典，他們視新文學如洪水猛獸；朱自清、沈從文，則是高舉新文學大旗的著名作家。他們的觀點形同水火，但在工作中卻能和平共處，互不干涉。二是不同思想傾向的人，乃至不同黨派者，也同樣能夠相安無事，甚至成為朋友。后人曾列出過這樣一張名單：校園內既有左派政黨者、民主社會黨者，也有無黨派而經常批評政府者及持中立態度卻又對政府有意見者；既有國民黨、三青團人士，又有他們中的反對派與批評派……這一局面的形成，關鍵在于學校為之提供了一個極為寬松的環境；而作為第一把手，梅貽琦的寬厚與包容，更是重要的因素之一。
第三，一視同仁。
在聯大的三位校長中，若論資排輩，梅貽琦無疑居末。然而張伯苓也好，蔣夢麟也好，為什么都那么信任他，這便是緣于梅貽琦具有大公無私的精神和舍己為人的品格。有人這樣分析：論設備，論經費，論師生的人數，清華占了絕對的優勢，因此這份家務確實不好當——“一方面要使清華的各方面絕不感到劃不來，一方面要使非清華的各方面絕不感到清華占了上風。這關鍵與奧妙就在梅校長……他的心中與他的作為都只有聯大，沒有清華了。”以領導層的安排為例，梅貽琦始終考慮到三校的利益，絕無孰輕孰重之分。以教師的安排來看，為了避免清華在人數上占據著壓倒他校的優勢，梅貽琦沒有將其全部放入聯大的編制內，而是利用清華的庚子賠款基金，建立了國情普查、農業、航空、無線電、金屬學等研究所，將“多余”人員分散其中。在其他方面，梅貽琦也同樣是一碗水端平，充分考慮到所有人的需求。例如，為了解決教師生活上的困難，清華大學曾利用其工學院的設備，成立了一個服務社，以創收的錢款來補助同仁們的生活。這事本與其他二校無關，但梅貽琦照樣是一視同仁，年終分紅時同樣贈予北大與南開的教師們一人一份“獎金”……
的確，西南聯大的第二個“可紀念者”，就在于它那“八年之久，合作無間”。——有了它，則可向世界莊嚴宣布，中國不再是“一盤散沙”；有了它，則可向國人驕傲證明，知識分子永遠是“團結抗日”的模范。
可紀念者三——
“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轉移社會一時之風氣，
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來民主堡壘之稱號；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
當年，朱自清在一篇名為《清華的民主制度》的文章中這樣評價梅貽琦：“他和清華關系之深，是大家知道的；他愛護清華之切，也是大家知道的。但難得的是他知道怎樣愛護清華，他使清華這七八年里發展成一個比較健全的民主組織。”毛子水亦提出過這樣一個觀點：“我們若著眼于文化的更可貴的一方面，則八年多的西南聯大，始終都在雍容和睦的氣氛中長成。這非特是我們教育史上的佳話，亦是我們中華民族最有光輝的事情。至少，依我個人的意見講，這件事情比培植出楊振寧、李政道、王浩等那件事情要有價值得多；因為這是人類精神修養的一種最高貴的表現。”
這，也就是馮友蘭在碑文中所提出的第三個“可紀念者”——西南聯大不僅樹立了“學術自由”的精神，而且具有著“民主堡壘”的稱號；這里的人們不會隨千夫之“諾諾”，只會作一士之“諤諤”。
西南聯大的自由與民主，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具有“大學獨立”的理念，二是具有“教授治校”的傳統。——當年，北京大學就曾以學術自由和兼容并包而著稱，南開大學亦以從嚴求實和活潑創新而聞名，至于清華更是推行了教授治校的制度；無疑，這一切正是西南聯大的“自由”之源頭、“民主”之基礎，同樣它也是“現代大學”的精華之所在、命脈之所系。以清華大學的管理模式為例，梅貽琦自掌校后，即全力扶植這一校長組織協調下的教授治校制度。具體來說，就是設立教授會、評議會以及校務會議等三個不同的機構。——“教授會”是由全體教授、副教授組成，它的權限包括：審議改進教學、科研以及學風等方面的提案；審核學生的成績并授予學位；建議評議會討論的事項以及由校長或評議會交議的事項；選舉評議員，推薦各院院長，并從教授會中聘任教務長。“評議會”則是這個體制的核心，它由校長、教務長、秘書長、各院院長及教授會選舉出來的七位評議員組成，相當于教授會的常務委員會，是學校最高的決策、立法和審議機構，“教授治校”的作用便是通過它的職能而表現出來。“校務會議”由校長、教務長及各院院長組成，是處理日常行政事務的機構。
至于西南聯大的體制，陳岱孫總結道：“不能說梅貽琦先生把清華體制引進了聯大。但在聯大，一個類似清華領導體制原則的確認和梅實際上主持聯大常委會不是沒有關系的。”
由此可見，在這樣的一種管理模式下，教授于學校中具有了至高無尚的地位和權力。而這一體制的施行，更是從根本上擺脫了國民政府強加于它的種種限制與束縛。——那是1939年召開的第三次全國教育會議，蔣介石公開向“教育獨立”和“學術獨立”的主張提出了宣戰：“今天我們再不能附和過去誤解了許久的教育獨立的口號……應該使教育和軍事、政治、社會、經濟一切事業貫通。”“教育界要齊一趨向，集中目標。”于是西南聯大同所有學校一樣，被強行貫徹了一系列的“部訂”規章制度——課程表、教科書、教授的資格審查、教師的聘任和待遇，乃至行政機構的設置等等，都要按照國民黨的“部頒標準”執行。此外，他們還在聯大成立了“國民黨直屬聯大支部”、“三青團直屬分團部”，以及訓導處等等，以此來控制師生的思想和行動。特別是1941年前后，更明確規定了擔任院長以上職務者必須加入國民黨，以最終達到“以黨治校”的目的。
在這種情況下，作為一校之長的梅貽琦只有兩種選擇：其一，站在政府當局一邊，對師生的思想和行動進行嚴厲的管制；其二，站在進步師生一邊，對不利于教育和學術的制度進行堅決的抵制。梅貽琦不是警犬也不是奴才，他不會選擇第一條道路；但梅貽琦也不是左派不是斗士，他同樣不會選擇第二條道路。事實證明，他有著更為有效的辦法和更為有力的武器——這就是那個足以體現“大學獨立”與“教授治校”精神的教授會和校務會議的制度。有了它，則可以“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有了它，則可以進行有理有利的抗駁。比如說針對那個“部頒標準”，他以校務會議的名義，向教育部公開提出不同的意見：“蓋本校承北大、清華、南開三校之舊，一切設施均有成熟，行之多年，縱不敢謂極有成績，亦可謂當無流弊，似不必輕易更張。”再比如強令加入國民黨一事，作為校長，他本人不能不“遵命”，但是對于其他的教授，他則“無權”干預了。法商學院院長陳序經表示：“如果一定要我參加國民黨，我就不做這個院長！”教務長楊石先當面拒絕：“這一席位我可以馬上辭去，入黨之事斷不可為！”這樣的回答，無疑是以“大學獨立”的精神為力量，以“教授治校”的制度為后盾。至于國民黨當局對進步師生所下達的逮捕令，又或是強令安插訓導長的企圖，更是被梅貽琦以“學校一切大事均由校務會議決定”為擋箭牌，一概不予理睬。為此，西南聯大在國民黨統治區內成為了一個極其特殊的存在——別的學校幾乎都被國民黨操縱于手掌之中，唯有它形成了一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堅固堡壘。對外，它抵抗住了一切干擾與壓力；對內，它保護住了進步的師生，并營造出了一片民主與自由的新天地。
“大學獨立”與“教授治校”的意義還不僅僅表現在這一方面，朱自清在文章中這樣總結道：“在這個比較健全的民主組織里，同仁都能安心工作，樂意工作。他使同仁覺得學校是我們大家的，誰都有一份兒。”——這“誰都有一份兒”，正是西南聯大最終收獲的成果：教授們不僅是主人，更是公眾人物，他必須處處為人師表，時時率馬以驥，并以此來“轉移社會一時之風氣”。——那是1941年，為了解決部分教師的貧困問題，教育部明文規定，凡兼任行政工作的教授可以領取一筆“特別辦公費”。但是在西南聯大，各院的負責人均公開表示放棄，梅貽琦不僅帶頭，而且連教育部下發給聯大學生的補助金，他也不允許自己的四個正在聯大讀書的孩子去享用。反面的例子也并非沒有，中文系的劉文典就是其中的一個。他才高八斗，學富五車，卻是非混淆，善惡不辨，不僅投靠了地方上的大土豪，而且嚴重貽誤了教學工作。中文系開除了他的教職，一向寬厚仁慈且求賢若渴的梅貽琦同樣沒有寬恕他。
在這樣的一種追求之下，一種“風氣”之中，西南聯大能夠成為大后方的“民主堡壘”，是不足為奇的，更是“可紀念”的。——正是因為有了它，方顯出中國的知識分子在如何捍衛著民主與自由的權力；正是因為有了它，方顯出中國的教育事業在如何吸取著“現代大學”的精華。
可紀念者四——
“吾人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間，
收恢復之全功，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薊北。”
馮友蘭于紀念碑的碑文中“稽之往史”，他說：中華民族曾經有過四次偏安“南渡”的恥辱，前三次均“未有能北返者”——“晉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但是第四次，也就是西南聯大的這次“南渡”，卻一反前例，“于不十年間收恢復之全功”，勝利地返回了故土。作為聯大，這確實是它的第四個“可紀念者”；作為梅貽琦，則終于實現了當年他所立下的要把這艘“漂流在驚濤駭浪之中”的船勝利開回清華園的誓言。
其實抗戰勝利后，得以實現“恢復之全功”的學校并非西南聯大一家，因此馮友蘭所說的“可紀念者”應該包含著更為深刻的內容——這便是“中邦三十載，西土一千年。”這兩句話來自美國的一所大學，在清華30周年校慶時他們發來了賀電。這十個字意思既簡潔又深遠：西方經過了1000年的努力才出現了一流的“現代大學”，但是在中國只用了30年的時間，就建成了足以與之相媲美的高等院校。的確，這樣的成績，這樣的收獲，才真正是西南聯大的驕傲——
從辦學的規模來看：戰爭中三所學校的損失均慘重之極，但是僅僅用了幾年的時間，西南聯大即發展成為一所擁有著文、理、法商、工、師范5個學院、26個系、2個專修科及1個先修班和1個進修班的綜合性大學了；在校學生達3000余人，以八年累計，共畢業2522人，這于當時國內的高校來說，可謂首屈一指。
從科研的成果來看：八年期間碩果累累，僅以獲得重大影響的著作而言，即有聞一多的《神話與詩》《楚辭補校》；朱自清的《詩言志辨》《新詩雜話》；王力的“語法三書”；馮友蘭的“貞元六書”；吳晗的《明太祖》；金岳霖的《論道》《知識論》；湯用彤的《西漢魏晉佛教史》；潘光旦的《優生概論》《自由之路》；華羅庚的《堆壘素數論》；吳大猷的《多原分子的結構及其振動光譜》……它們于國內外無不具有領先的水平。
從培養的人才來看：八年期間從西南聯大的校園中走出了一批又一批的杰出學子，這里有兩位諾貝爾獎的獲得者——楊振寧和李政道；這里有八位為中國“兩彈一星”作出卓越貢獻的專家——鄧稼先、朱光亞、趙九章、郭永懷……；1948年中央研究院評選出81名院士，西南聯大占了25名；1955年中國科學院評選出470名學部委員，西南聯大又占了其中的118名……
無疑，這同樣也是梅貽琦個人的驕傲。今天的學者是這樣提出要求的：“作為一個高等學府的領導人，只有具備大教育家的素質，才可能把大學辦出一流水平。”對于梅貽琦的評價，似乎更多地集中在了他對西南聯大的領導上，其實如果深入地分析一下他的辦學思想，他是真正具備了這一“大教育家的素質”的。他不僅具有優秀的領導才華，更具有成熟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
第一，他提出了“通才教育”（或稱“自由教育”）。
梅貽琦認為，大學不應該“只重專才，不重通才；重實科不重文理”。因此對于學生來說，首先應該進行的是“知類通達”的訓練。其次則是“人格”的全面培養，即在教授知識的同時，培養他們的意志品格和修養情操。
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西南聯大為學生的全面發展提供了充分的條件，營造了良好的環境——其一，允許學生跨學科、跨專業自由選擇課程，以豐富他們的文化知識，開闊他們的求知視野；其二，允許學生在校內組織各種社團和活動，以促進彼此間的交流和思想上的活躍；其三，鼓勵學生參加各種社會實踐與調查，既增強他們的動手能力，又服務于社會與民眾。
第二，他提出了“教授治校”。
梅貽琦認為：“學校猶水也，師生猶魚也，其行動猶游泳也；大魚前導，小魚尾隨，是從游也。從游既久，其濡染觀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為而成。”由此可見，他所倡導的“教授治校”，其含義不僅在行政管理上，也在教書育人上。
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西南聯大為學生的全面發展提供了充分的條件，營造了良好的環境—其一，允許學生跨學科、跨專業自由選擇課程，以豐富他們的文化知識，開闊他們的求知視野；其二，允許學生在校內組織各種社團和活動，以促進彼此間的交流和思想上的活躍；其三，鼓勵學生參加各種社會實踐與調查，既增強他們的動手能力，又服務于社會與民眾。
第二，他提出了“教授治校”。
梅貽琦認為：“學校猶水也，師生猶魚也，其行動猶游泳也；大魚前導，小魚尾隨，是從游也。從游既久，其濡染觀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為而成。”由此可見，他所倡導的“教授治校”，其含義不僅在行政管理上，也在教書育人上。
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西南聯大對“慎選師資”是十分重視的，其當選者必須具備這樣兩個條件：其一，要學貫東西，通曉古今，并且于學術上兢兢業業，居于領先的水平；其二，要治學嚴謹，教育有方，能夠啟思設疑，充分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在西南聯大有這樣一個不成文的規定：凡基礎課程，包括各專業課的“緒論”，均由著名的教授來擔任。原因是只有他們才能深
第三，他提出了“學術自由”。
梅貽琦說：“大學之設備，可無論矣，所不可不論者為自由探討之風氣。”
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學校里的每位教師均“自由”地而又努力地建構自己的學術體系，并且不斷地充實與完善。陳寅恪在講授隋唐史時即公開宣布：“前人講過的我不講，近人講過的我不講，外國人講過的我不講，我自己過去講過的也不講，現在只講未曾有人講過的。”由于有著這樣的自由與自信，在西南聯大的講臺上，一是呈現出了“百花齊放”——八年中教師們開出的課程多達1600門，足以給學生提供廣闊的選擇空間；二是呈現出了“百家爭鳴”—校園中“教師沙龍”、“Seminal”（討論會）等活動層出不窮，正如學生們所形容的“誰也不怕誰”，它使各種學術在爭論中得到充分的發展。
……梅貽琦成功了！他不僅使自己成為了“大教育家”，而且讓西南聯大“于不十年間，收恢復之全功”，讓中國的教育實現了“中邦三十載，西土一千年”！學子們稱他是“永遠的校長”；同仁們譽他為“中西合璧的真君子”。——是的，正是他的這一成功，令世人了解了教育工作者于文化抗戰中所取得的重大成果；正是他的這一成功，令世界知曉了中華民族擁有著傲視天下的精英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