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軍騎兵部隊在開辟淮北抗日根據地的行軍途中
抗日戰爭時期，八路軍、新四軍開辟的淮陰（現淮安）敵后戰場，是華中地區乃至全國抗戰的一個重要戰場。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八路軍、新四軍和淮陰軍民開展了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爭，譜寫了可歌可泣的英雄詩篇，樹立了氣壯山河的民族豐碑，為取得全國抗日戰爭的勝利作出了重大貢獻。
重兵開辟
1938年9月召開的中共中央六屆六中全會，決定把黨的工作重點放在敵后，確定了“鞏固華北，發展華中”的戰略方針，并決定撤銷中共中央長江局，成立以劉少奇為書記的中原局，直接領導長江以北、隴海路以南廣大地區的敵后工作和黨的工作。從此，華中敵后抗日斗爭進入了一個嶄新階段。
淮陰地區（含當年區劃范圍）位于蘇北的腹部，東瀕黃海，北枕隴海路，淮河、廢黃河橫穿東西，京杭運河縱貫南北，洪澤湖包孕西境，高寶湖相連蘇中東南邊陲。這個地區戰略位置十分重要。1938年5月徐州失陷后，日軍“閃電”進犯，國民黨軍節節敗退，淮陰地區迅速淪陷。不久，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挺進江淮平原和洪澤湖地區，開辟敵后戰場，建立根據地，成為抗日的中堅力量。1939年10月，羅炳輝率新四軍第五支隊到達皖東，開辟了以盱眙縣半塔（今安徽省來安縣境）為中心的淮南津浦路東（又稱皖東）抗日游擊根據地。1940年4月，劉少奇（化名胡服）率中原局機關由淮南津浦路西轉到路東，在盱城停留三天，在聽取了第五支隊第十團和縣抗日民主政府領導人的匯報后，就根據地建設、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部隊整編和加強地方武裝等問題作了重要指示，為建立鞏固的盱眙抗日根據地指明了方向。
與此同時，新四軍第五支隊開始逐步向東發展，開辟高寶湖西地區。1940年4月，第五支隊一部到達與皖東接壤的三河兩岸，分別在塔集和銀集鎮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
1940年8月初，為了加快落實中原局將蘇北作為“發展華中”突擊方向的戰略方針，根據劉少奇的指示，黃克誠率八路軍第二縱隊機關和新二旅兩個團及第三四四旅第六八七團到達了皖東北地區雙溝（今泗洪縣境）。在黃克誠到達這里之前，劉少奇曾在這個地區視察和指導工作兩個月；以金明為書記的中共蘇皖區委亦于1939年5月成立。當時，已有好幾支中共領導的抗日武裝活動于該地區：一支是張愛萍領導的新四軍第六支隊第四總隊；接著是彭明治率領的蘇魯豫支隊，先期到達的是該支隊的胡（炳云）田（文揚）大隊；還有一支是鐘輝（已去延安）、韋國清、孫象涵、李浩然、江華等領導的山東縱隊隴海南進支隊（后改為蘇縱隴海南進支隊）。但此時這幾支部隊沒有形成統一的領導系統。為此，黃克誠一到雙溝，就趕到盱眙中原局駐地與劉少奇會面。劉少奇聽了匯報后，決定將淮河以北、津浦路以東所有我黨領導的武裝部隊，統一整編為八路軍第五縱隊，由黃克誠任司令員兼政委。同時，成立蘇皖黨政軍委員會，黃克誠任書記，以統一領導蘇皖地區黨的各項工作。劉少奇還指示：現在要趕緊整編隊伍，開辟蘇北淮海、鹽阜地區，把南下主力轉過去，支援北上的新四軍，打擊頑軍。黃克誠回到皖東北后，迅即整編部隊，下轄三個支隊（旅）：彭明治、朱滌新（后吳法憲）為第一支隊；田守堯、吳信泉為第二支隊；張愛萍、韋國清為第三支隊。
8月上旬，南下八路軍一部與新四軍第五支隊會師于運河以西的淮安寶應地區，配合第五支隊以黎城為指揮中心，向三河北岸淮寶進軍，擊退了頑軍三十三師的進攻，共同開辟了這個地區。9月中旬，黃克誠率縱隊部機關進入淮海區。在第五縱隊強有力的推動和指導下，淮漣地區自上而下建立起各級抗日民主政權。
1941年3月，張愛萍率新四軍第三師第九旅由泗縣開赴洪澤湖地區，成立了湖上的抗日民主政權。至此，淮陰敵后地區次第開辟為抗日根據地，涉及淮南、淮北、淮海、鹽阜和蘇中5個戰略區。新四軍軍部在鹽城重建后，八路軍第五縱隊被統一整編為新四軍第三師。活動在這一地區的還有新四軍第四師、第二師、第一師和獨立旅，陳毅、張云逸、羅炳輝、譚震林、彭雪楓、鄧子恢、粟裕等新四軍領導人都在這個地區留下了戰斗的足跡。
重要戰斗
從1938年初到1945年9月，八路軍、新四軍在淮陰敵后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斗爭，取得了輝煌戰果，并在華中乃至全國各大戰場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抗戰開始后，淮陰人民紛紛成立抗日武裝，奮起抗擊日軍。王養吾領導的盱眙民練武裝，吳覺、張芳久領導的淮陰抗日義勇隊，李干成、林士鈞領導的漣水抗日義勇隊，高興泰、趙心權領導的淮安北鄉民眾抗日自衛隊等，都在各地打響抗日的槍聲。1939年12月，由八路軍山東縱隊隴海南進支隊第八團（由淮陰、漣水抗日義勇隊和淮安抗日民眾自衛隊合編而成）和以漣東薛華甫為首的第九團組建的八路軍蘇皖縱隊南進支隊第三梯隊（對外叫淮河大隊），在吳覺梯隊長和萬眾一政委的領導下，堅持原地斗爭，出色完成了接應八路軍第五縱隊南下開辟淮海區的重大任務。
從1941年春起，淮陰敵后抗戰進入了極端困難階段。面對日軍野蠻、殘酷的掃蕩，新四軍主力及地方抗日武裝創造和運用“麻雀戰術”、“貓捉老鼠戰術”和水上游擊戰術，以及“冷槍陣”、“土炮陣”、“火雞陣”、“臭狗陣”、“蟹殼陣”等有效的殲敵方法，進行了英勇頑強的斗爭，使日偽軍陷于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1942年夏開始，新四軍主力和地方武裝發動夏季攻勢，僅淮海區一年中，共進行大、小戰斗820次，攻克據點93個，打死日軍186人、偽軍2478人，俘日軍26人、偽軍1907人。1945年8月上旬，各地抗日軍民發起了對日軍的全面大反攻，淮陰全境很快解放。
打得“最堅決與最壯烈”的劉老莊戰斗、大胡莊戰斗。1943年3月18日，新四軍第三師第七旅第十九團四連在淮陰縣一個普通的村莊上，在千余敵軍圍攻之下，從清晨到黃昏激戰整日，指戰員82人全部陣亡。戰后，八路軍總司令朱德贊曰：“淮北全連82人全部殉國的劉老莊戰斗，無一不是我軍指戰員英勇主義的最高表現。”新四軍代軍長陳毅贊曰：“烈士們殉國犧牲之忠勇精神，固可以垂式范而勵來茲。”三師師長兼政委黃克誠贊“劉老莊戰斗”為蘇北抗戰史上“最堅決與最壯烈的戰斗”，其烈士精神是“為國盡忠、為民族盡孝”的愛國精神。2005年9月，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高度評價“劉老莊連”，稱贊這個連是“中國人民不畏強暴、英勇抗爭的杰出代表。”同樣，在1943年3月大胡莊戰斗中，新四軍第三師第八旅83位戰士面對近十倍于己的敵人，頑強奮戰，除1人生還外，其余82位戰士均戰死沙場。這兩次戰斗譜寫的驚天地、泣鬼神的壯麗篇章，在中國人民抗戰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對華中戰場全局產生重大影響的車橋戰役、高楊戰役。1944年3月5日，新四軍第一師在以車橋為中心的淮安、寶應東鄉廣大地區，對日偽軍發動強大攻勢，取得了殲、俘日軍數為華中“六年抗戰以來創舉”，計殲日軍465人（內斃大佐1人、俘中尉以下48人）、殲偽軍483人（俘168人），揭開了華中戰略反攻的序幕。戰斗勝利結束后，中央軍委3月16日贊揚這是“以雄厚兵力打的一個大殲滅戰”。延安《解放日報》發表社論祝賀。陳毅等軍首長也給粟裕師長、葉飛副師長發去嘉獎電。繼車橋戰役大捷后，5月4日，新四軍第三師第十旅兼淮海軍分區各部隊對高溝、楊口的偽軍發起進攻并取得重大勝利，揭開了蘇北地區抗日局部反攻的序幕。
標志著華中敵后戰場取得決定性勝利的兩淮戰役。1945年9月6日，新四軍第三師第十旅及地方武裝向淮陰城發起總攻，僅用90分鐘即全殲守敵，計斃偽二十八師師長潘干臣以下292人，俘偽少將參謀長劉紹坤以下8325人。9月22日，三師第七、第八旅及地方武裝一舉突破淮安（原淮安縣淮城，以下同）城防，殲守敵5000余人，俘偽團長以下4354人。淮安城解放，延安《解放日報》當天就發出急電：“淮陰東南淮安縣城，已于22日晨為我新四軍攻占。至此，華中的蘇中、蘇北、淮南、淮北四大解放區已聯成一片。臺兒莊以下、高郵以上全長五百余里運河線，完全為我掌握。”
此外，新四軍和淮陰軍民在粉碎日偽軍大舉掃蕩的同時，挫敗了以韓德勤為首的國民黨頑固派的進攻，1941年10月程道口戰斗和1943年3月山子頭戰斗，給華中地區國民黨頑固軍以重創，保衛了蘇北、淮北抗日根據地。
重大貢獻
淮陰敵后戰場是華中抗戰的戰略基地、聯系樞紐，一度成為華中抗戰的政治、軍事中心，為華中乃至全國的抗日斗爭做出了重大貢獻。
淮陰敵后戰場的開辟，是黨中央正確決策的勝利。1938年5月，毛澤東在《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指出，不僅可以在山地建立根據地，而且可以在平原和水網地區建立根據地。他還提到“江北洪澤湖”等河湖港汊地帶，都應該好好組織游擊戰爭，建立持久的根據地，作為發展全國游擊戰爭的一個方面。11月，中共中央六屆六中全會確定了“鞏固華北，發展華中”的正確方針。其后，黨中央和毛澤東更加明確指出：“華中是我最重要的生命線，不入華中，我難以生存。”1939年11月，劉少奇率中原局機關進入華中敵后，提出把發展蘇北作為打開華中抗戰局面的突擊方向。此后，新四軍蘇南部隊加快了向北發展的步伐，八路軍也派黃克誠率部南下蘇北。經過激烈的斗爭，終于打開了華中抗戰的局面。在這樣一個大背景的推動下，淮陰敵后戰場得以迅速形成，逐漸擴大，成為新四軍抗日的主要戰場之一。
淮陰敵后戰場的擴大成為插進日偽心臟的利刃。從1939年9月起，日本軍國主義將其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設于南京。次年3月，以汪精衛為首的偽國民政府在南京粉墨登場。這樣，南京便成了日偽軍指揮的大本營。淮陰敵后戰場的擴大，使這個緊鄰南京的廣大地區成為烽火遍地的抗日前線，無異于一把利刃直插日偽的心臟。特別是1943年1月，新四軍軍部轉移到盱眙黃花塘后，淮陰敵后戰場便成為華中抗戰的政治、軍事中心。據1942年6月至1945年10月的統計資料，華中各地（包括淮陰敵后戰場）對日作戰達2.45萬次，斃傷日軍11.7萬人、偽軍17.5萬人，俘日偽軍10.9萬人。軍部在黃花塘堅持了兩年零八個月，直到抗戰勝利。這也是新四軍軍部駐防時間最長的一個地方。實踐證明，淮陰敵后戰場的開辟，不僅為新四軍軍部轉移黃花塘提供了有利條件，也使這一戰場的戰略地位發生了重大變化，使之在制高點后期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淮陰敵后戰場的鞏固，溝通了八路軍與新四軍的聯系和黨政軍領導干部南下、北上的戰略通道。淮陰敵后戰場是聯系華中（蘇北）與華北（山東）兩大戰略基地的樞紐，為東西南北交通之咽喉；在華中，它溝通了蘇北、淮北、蘇中、淮南四塊根據地的聯系。隨著淮陰敵后根據地的鞏固和發展，其戰略通道和樞紐作用得到了充分、顯著的發揮。蘇魯交通線是一條溝通華中與華北、蘇北與魯南、華中局（鹽城、黃花塘）與黨中央（延安）、新四軍與八路軍聯系的重要交通線。1942年3月，劉少奇從鹽城回延安，就是通過這條秘密交通線安全到達魯南后再回到延安的；1943年7月，中共山東分局書記、軍區司令員兼政委羅榮桓因病往華中治療休養，也從這條交通線往返于蘇北與山東之間。
淮陰敵后戰場開辟的全過程，體現了人民戰爭的光輝思想和巨大威力。淮陰地區沒有便于進行游擊戰爭的崇山峻嶺，但是，八路軍、新四軍主力和淮陰地區黨組織從本地區實際情況出發，創造性地執行黨中央全面抗戰路線，緊緊依靠淮陰人民這一蘊藏著偉大力量的“人山人海”，使敵寇變成這“人山人海”中的“孤島”。淮陰各地黨組織把各階層人民團結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大旗之下，淮陰人民在最艱苦的反掃蕩斗爭中，積極配合主力部隊襲擾敵人，即使獻出自己寶貴的生命也在所不惜；是他們向子弟兵提供了糧食、布匹，即使是自己衣不蔽體、食不果腹也深明大義；是他們向部隊補充了兵員，即使忍受喪夫失子之痛也無怨無悔。1941年9月，在津浦路西反頑作戰中遭到挫折的新四軍第十旅東進來到淮安地區時僅為兩個編制不全的團、3000多人，四年后離開淮陰進軍東北時已為兩個旅六個團、15000余人。淮陰的優秀兒女在戰爭中做出了重大犧牲，據民政部門記錄在冊的抗日英烈就有2000多人，整個淮陰大地到處都可以尋覓到烈士們的英魂。淮陰人民用生命和鮮血染紅的這片大地，將永載史冊，激勵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