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中國的戰敗,標志著中國近代洋務運動的失敗。但是，也正是甲午戰爭的失敗逼使沉睡的中國覺醒。中國從此開始了救亡圖存的自強運動。
西方把日本近代化中的出色表現歸之于日本文化的開放性，善于學習和攝取外來文化，這種解釋是以“富國強兵”的價值觀和單純的經濟增長作為評估的基準的。1938年，胡適在他用英文發表的《中國與日本的現代化運動——文化沖突的比較研究》一文中提出了深刻的見解。他認為，日本式的現代化處在統治階級的中央集權的控制之下，“它是有秩序的、精打細算的、連續性的、穩定的、有效率的現代化”，但是，“日本的現代化并非沒有很重大的不利之處。日本領導人在較早時期實現這一急速的轉變，他們之中的最有遠見者也只能看到與理解西方文明的某些表象。他們處心積慮要保存自己的民族遺產，加強國家與皇朝對人民的控制，因而小心翼翼地保護日本傳統的大量成分，使之不致受到新文明的觸染。人為地采用好戰的現代化的強硬外殼來保護大量中世紀傳統文化，在這其中不少東西具有原始性，孕育著火山爆發的深重危機?！?/span>
胡適預言的日本近代化的外殼中包藏的危險物果然像火山一樣爆發，不僅炸毀了東亞各國近代化的初步建樹，最后也炸毀了日本自己的近代化成果。這是個深刻的歷史教訓。日本為了民族生存而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明治維新，但是，軍國主義膨脹起來的野心又嚴重拖累了日本。
恩格斯曾說：“偉大的階級，正如偉大的民族一樣，無論從哪方面學習都不如從自己所犯錯誤的后果中學習來得快?！币虼耍腥諆蓢慕癁槲覀兲峁┝藢氋F的歷史經驗和教訓。
改革內在動力的產生與持續
近代中國危機中的被動變革與日本明治維新的主動變革相比，清王朝的統治者在制度上的改革大大落伍了。一個國家與民族的連續性是受一種無形的歷史力量保障的，這種歷史上形成的無形權威是由人們約定俗成的價值觀、思維模式、行為模式、傳統類型、風俗習慣、信念與傳統來維系的。日本領導人充分調動了這些傳統，整合資源，維持了轉型時期國家和社會的穩定。這與當年嚴復提出的“非新無以為進，非舊無以為守”的思想極為相合。而中國卻在傳統制度、思想和文化的桎梏下，沒有激發出真正改革的內在動力與自主創新體制的能力，改革在封建專制制度的禁錮下，已經嚴重扭曲形變。痛感改革是社會進步唯一出路的知識精英卻在力挽狂瀾時沒有能力把握和控制改革的步伐與節奏，更沒有可能認識到取道西方而創新于東方的“移植”與“嫁接”的銜合與統一。封建專制統治限定的改革是以維護封建王權為宗旨，而不是以社會進步為目標。因此，在中國封建社會出現的資本主義萌芽不可能建立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權力的失衡，權威的喪失，制度的禁錮，思想的保守，文化的束縛，最終導致清王朝成為跌倒的“泥足巨人”。因而，先進的生產力如果不能推進產生與之相適應的先進的生產關系，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改革的內在動力就永遠無法真正出現。這可以說是中國近代以來“外部刺激式”改革的悲劇根源所在。
改革是一個破舊立新的過程?！捌婆f”的壓力來自統治集團的保守與惰性阻礙了社會的進步所引發的國內局勢的動蕩或是受到外部世界的刺激和挑戰；“立新”的動力來自沖破社會發展慣性所形成的變革力量。變革的壓力是一個累積的過程，積累起來的社會矛盾如果疏導不及時就會帶來危機，危機中的變革成敗直接關系到國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運。因此，如何化解矛盾、處理危機是一個國家的統治集團必須面對的風險和挑戰，而能否成功應對，關鍵是統治集團的戰略選擇正確與否。戰略的核心是抉擇，抉擇的關鍵是變革方式的選擇，無論是漸進式變革、還是激進式變革，都一定要在統治集團的管控能力范圍之內，統治權威的喪失將直接導致變革的失敗，而成功駕馭危局的能力將為國家的生存和發展贏得強勁的動力和形成后發優勢。因此，統治集團的素質與能力是改革能否獲取內在動力的關鍵因素。
改革是戰略選擇不斷修正和完善的過程。戰略選擇是以各自民族文化傳統為積淀的統治者在歷史客觀條件下所作出的戰略抉擇。清朝前期的滿清貴族銳意進取，突破自身原有落后的體制，開創出康乾盛世，而清朝晚期統治階級的保守、落后和腐敗在激進式變革的打擊下，加速了統治權威的喪失，內憂外患最終導致了帝制崩潰、王朝解體的結局。改革的內在動力的產生與持續問題的解決不僅是統治精英的抉擇與較量，而且，改革真正的持久動力來源于民眾的參與和支持。盡管日本明治維新是一次資本主義變革，但是，其“富國強兵”的戰略選擇中所包含的“殖產興業、振興貿易”的經濟政策和“擴充軍備、抵御外侮”的國防戰略是有其合理成分的，因此催生了民眾的廣泛參與和支持的強烈愿望與熱情，這為國家的發展和富強提供了強勁的動力之源。而中國的洋務運動僅僅是統治階級中一小部分人的愿望，其改變也僅僅停留在“器物”層面，而不是“制度”層面。沒有動搖封建腐朽、沒落的政治制度的根本，又沒有民眾的普遍參與和支持，失敗就是其不可避免的結局。只有真正獲取改革的內在動力，才能提高國家戰略能力，增強國家管控能力，形成國家創新能力，也才能為國家未來的發展提供巨大的潛力和堅實的基礎。
政權的適應性與國家長治久安的關系
日本明治新政權是在美國炮艦政策的脅迫下開始進行維新變革，其政權自建立起就具有強烈的危機感和憂患意識，而正是這種危機意識最終使日本避免了淪為西方列強殖民地的命運，并在與西方的接觸和對抗的過程中，不斷吸收西方的先進科技和制度文明，完成國家轉型，走上資本主義工業化道路。但是，日本并不是全盤西化，而是保留了大和民族的“魂”——“武士道”精神，使日本逐漸走上了軍國主義的侵略擴張之路。日本的侵略擴張并非歷史的偶然，而是在日本島國地緣條件下的、島國心態影響下、島國戰略思維導引下所作出的戰略選擇。這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國內矛盾，并通過“戰爭富國”，為日本經濟的第一次騰飛奠定了基礎。
改革的成敗與政權的適應性緊密相關，政權的適應性與歷史穩定性也同樣是改革成敗的關鍵。從日本明治政府決策者擺脫民族危機的戰略選擇可以看出，改革內在動力的產生是一個國家應對危機、走出困境的最好辦法。因此，政權的適應性就成為一個國家安全與發展的關鍵因素。日本是在美國炮艦政策的壓力下被迫開國。明治維新前的日本既面臨德川幕府的腐敗統治所造成的封建社會的內部危機，又面臨西方列強的外部壓力所造成的民族危機。因此，明治政權在“王政復古”的名義下進行了一系列資產階級改革，也就是反封建的斗爭，其中最能表現其改革決心的就是革除武士的特權。中下級武士出身的明治政府領導人在取得政權之后，并未對封建武士采取庇護政策，當他們感到龐大的封建俸祿已經成為“殖產興業”的絆腳石時，就不惜冒武士階級強烈反抗的風險，及時、斷然地取消了武士特權。明治領導人為了在較短的時間內擺脫內憂外患的困境，迅速完成西方國家花費一兩個世紀才能完成的工業化，果斷打碎閉關鎖國的桎梏，大力引進西方科學技術、文化以及各種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為己所用，并通過國家權力加速原始積累和推進資本主義工業化的進程。明治政府在扶植資本主義工業化的過程中，國家始終是資本主義經濟主體的一部分，不像西方國家那樣通過自由資本主義自發地進行和發展經濟活動，而是利用天皇專制行使國家權力，由國家組織、指導和推動資本主義工業化的發展，因而形成了日本工業化的特殊道路和模式。
明治維新后的日本朝野有識之士一致深感自己的國家落后于歐美，產生了一切學習西方的急切心情，提出了在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各方面全盤學習歐洲的“歐化主義”口號，甚至一度輕視日本固有的文化遺產。明治政府推行過直接抄襲歐美資本主義制度和技術的“移植主義”經濟政策。這種不加選擇地移植和引進導致國庫金銀大量外流、國內紙幣暴跌、金銀行價暴漲、搶購黃金成風等一系列不良后果。日本政府和企業界人士感到這種無選擇、無止境“直抄”的移植主義政策將會造成國家破產，因此，根據國家的實際情況和需要，有選擇地引進最急需、最先進的科學技術和設備。結合日本的特點和社會經濟的需要，明治政府果斷提出發展經濟的“國產獎勵政策”，放棄一切學習都出國的“外國萬能主義”，調整貨幣與金融政策，限制外國貨進口，壓制民間對外國貨的消費，獎勵國產產品出口。至此，日本糾正了“直抄”西方的移植主義政策，開始執行根據本國實際情況引進外國先進技術和設備的現實主義經濟政策。明治政府這一根本政策上的修正和改變，符合日本當時的實際情況，所以對發展日本資本主義工業化無疑起到了促進作用。
國家內部安全與外部安全的維護和統一
一個國家的內部安全包括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等很多方面，無論是政治安全、經濟安全、軍事安全，還是文化安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標準。因此，對于一個國家的安全而言，最重要的是要有具體的安全指標，而各項安全指標的制定要有彈性和靈活性，必須隨著變化的世界和國情而變化。
清朝前期之所以能夠實現“國富民治”、“守土御侮”、“持盈保泰”，是因為當時的中國雄踞東亞、獨立發展。只要清朝的皇帝能夠把國家內部的安全維護好，外部的威脅是可控的，而內部安全的維護靠的只是恢復生產和發展經濟。因此，康雍乾政權在“安邦固本”的戰略思想指導下，采取了“裕民”政策，實現了“家給人足”、“國富兵厚”?？滴醭阅軌蚱蕉ā叭?、收復臺灣、抗擊沙俄、征討噶爾丹，完成國家的統一和對邊疆地區進行有效的政治管轄和軍事控制，無疑都是建立在強大的經濟基礎和軍事實力的前提下，解除了國家的內憂外患。盡管到了乾隆朝，乾隆仍能完成其自稱的“十全武功”，但是，經濟基礎和軍事實力已遠遠不及康熙朝?？滴踉趹饋y后恢復封建經濟，給當時的社會注入了活力與生命力，而乾隆朝的“承平日久”，人口的爆炸性增長與耕地面積之間的矛盾，以及更為嚴厲的閉關政策，禁海、禁教、禁止對外貿易，以及大興“文字獄”等一系列措施，導致清朝已經失去了前期的銳意進取、創造性和建設性，其主動選擇的余地也在漸漸縮小。盡管是相同的戰略思想，但是已顯出頹勢。在西方世界一日千里、日新月異的科技進步和制度文明的沖擊下，天朝大國則在固步自封、盲目因循守舊的制度桎梏中一步步走到了盡頭。
一個國家的內外安全緊密相連，同樣，一個國家的安全與發展也息息相關。日本通過發展來維護安全，并在安全有保障的前提下，促進國家的發展。日本明治維新提出“富國強兵”、“殖產興業”、“文明開化”三大政策，其實就是日本安全與發展的國防政策、經濟政策、文化政策與外交政策?！皣弧毙枰俊皬姳保皬姳毙枰拷洕鷮嵙ψ髦?，因此，要“殖產興業，振興貿易”，發展經濟要靠知識，因此，“文明開化”就是“拓新知于海外”、“求知識于世界”，只有學習先進國家的政治制度和先進的科技文明，才能達成本國的強大與振興。體現了“以西方文明為目標”，“創東洋道德為本位”的“嫁接”與“移植”能力，其經世致用的原則與融入世界的能力，構筑了日本“積極防御”的外部安全與內部安全的統一。
但是，發展不等于安全，安全也不等于發展。戰爭可以富國，戰爭也可以亡國。清朝之敗，敗在無知；日本之敗，敗在無畏。危機感與憂患意識的缺失導致了中華民族經歷百余年屈辱的沉痛教訓，不可謂不深刻。因此，奮起的絕不僅僅是武器裝備的近代化，而是中華民族精神的重塑與振興。大和民族的“武士道”精神衍生的軍國主義的侵略擴張，帶給日本的是滾滾而來的戰爭橫財，但是，慘絕人寰的大屠殺換來的是日本國家“軟實力”的下降。“軟實力”也是國家安全與發展的硬指標。一個國家的發展與安全，已不僅靠軍事實力來支撐，更需要的是“硬實力”與“軟實力”的兼顧。
大清王朝過于把先人戰勝明王朝的勝利歸結于一場軍事勝利，而沒有意識到雖然同樣是封建體制，但滿清所以戰勝明朝，是一個較為廉潔、簡捷、有力的體制對一個昏庸、腐朽、無能體制的政治勝利。明清兩朝前期都迎來了封建社會的盛世與輝煌。但是，封建王朝在執政后期的政治文化惰性和舊體制改革內在動力的缺乏，加之世界大勢的變化和晚明與晚清經濟的衰退，最終導致晚明戰場上的軍事挫敗與晚清面對西方列強的侵略屢戰屢敗的后果。
甲午戰爭中國的慘敗告訴我們，一個國家能否把握歷史的發展機遇，既需要國家制定有前瞻性的國家戰略，也需要強有力的統治集團來引領國家戰略目標的實現，并根據發展變化的國際大勢和本國的具體國情及時調整發展方向，并在發展中時刻提防內外各種干擾因素對戰略機遇期的影響和破壞。因此，地緣環境中的趨利避害，歷史文化傳統中的揚棄，戰略選擇中的“擇其善而從之”，是今天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根本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