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學技術高度發達的今天，信息交流和傳播的手段已經多種多樣，我們不僅可以聽收音機，看電視，而且可以利用微波、衛星，甚至計算機的網絡來傳遞信息，人們的交流已經變得非常便捷。在艱苦的抗日戰爭時期，我們新四軍曾經有過一段鮮為人知的、通過電臺聽廣播的故事。
那是1943年5月，我由新四軍一師師部調到蘇中二分區電臺工作。在之后的一年多時間里，我與其他戰友在完成正常報務工作的同時，通過電臺來收聽各種廣播，為首長和領導機關及時提供了有價值的信息，這事至今記憶猶新，難以忘懷。
當時我們使用的馬蹄鐘因為走時不準，需要經常對時校正，而那時沒有收音機，只能通過電臺收聽廣播對時。雖然我們使用的收訊機是比較落后的，但由于報務人員調試技術熟練，加上收訊時利用高架天線，我們還是能收聽到國內外的主要廣播電臺，而且收聽效果較好。我們收聽的有如下幾個臺：延安新華廣播電臺（因信號小，不常收聽），蘇聯莫斯科臺，美國舊金山臺（二戰結束后改為美國之音），印度新德里臺，澳大利亞澳洲臺，重慶國民黨中央臺，南京汪偽中央臺，長春偽滿新京臺。
1943至1944年，歐洲戰場蘇軍、盟軍大反攻節節勝利，進展神速，每天的情況都在發生變化，分區首長和機關需及時了解戰況，以便正確決策和行動。但是，由于條件受限，信息傳遞不暢，而地委出版的《群眾》報社遠在黃海邊，離我們數十公里，且一周一期，也無法提供及時的國際新聞和其他信息。分區機關上下都為這種信息閉塞的情況著急。由于我們電臺有條件可以收聽到國內外的主要廣播，因此，領導決定讓我們通過電臺收聽廣播來及時了解和掌握戰場情況。于是，收聽廣播就成了我們電臺工作人員又一項重要的工作內容。
歐洲、太平洋是我們主要關心的戰場，因此，我們對莫斯科臺、舊金山臺收聽較多。每天，我們都對收聽到的廣播信息進行篩選整理，然后將主要戰況及時標注在地圖（分區政治部發的油印小地圖）上，呈送分區領導、機關參考，受到了大家的普遍歡迎。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1944年底。
在收聽廣播的過程中，我們還發現各臺的不同特色：
莫斯科臺：信號強勁（設有遠東轉播臺），播音員講的是“方言普通話”，但能聽懂。每天上午7：00準時播音，開始和結束時均高呼口號：“消滅德寇！”沒有音樂、評論等節目，主要是播報蘇德、歐洲戰場的戰況，而對太平洋戰場的戰況只字不提。（因當時蘇、日之間有“互不侵犯”條約）
舊金山臺：白天收不到，主要在晚上用短波收聽。它的內容比較豐富，除詳細報道太平洋戰場戰況外，蘇德、歐洲戰場的主要戰況亦報道，還有時事評論及其他專題節目。
南京汪偽中央臺：信號最強，我們主要用它對時，平時很少收聽。因為它在我們心目中是漢奸臺，不講實話。
軍分區司令員梅嘉生（江蘇丹陽人，1938年參加新四軍，193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新四軍挺進縱隊四支隊司令員，一師三旅參謀長，二十三軍副軍長兼參謀長，駐越南軍事顧問團副團長，軍委海軍副司令員等職）對我們電臺十分關心，也經常來電臺聽廣播，以便親自了解情況，還要求我們把蘇德、歐洲、太平洋戰場的戰況標在地圖上，供他參考。他經常教導我們：你們電臺是要害部門，是軍隊的神經、耳目。指揮打仗，沒有你們是不行的，你們是無名英雄。你們要好好學習，在政治思想、技術上不斷提高。梅司令員平時常和我們交談，并介紹自己的經歷：我是國民黨第一代坦克駕駛員，我們當時使用的坦克車都是從德國進口的，教官全是德國人，還有女教官。訓練要求十分嚴格，一開始我們都吃不消。西安事變時，我們坦克調到洛陽，并準備進攻西安，對張學良、楊虎城將軍施加壓力，后西安事變和平解決，我們遂返回原地……我對國民黨的腐敗，專打內戰、不抗日很不滿意，同時亦受到了共產黨進步思想的影響，抗戰爆發后，即不辭而別回到家鄉（江蘇丹陽），組織游擊隊，抗日救國，后帶著隊伍參加了新四軍（管文蔚部）。
一天，梅司令帶地委書記張蘊來電臺聽廣播。張蘊同志很有水平，常給我們干部作報告，大家也都很喜歡聽她的報告。她來后，我們調好電臺請她聽。不一會，她就對梅司令叫起來了：“不行、不行，吵死了！”梅司令馬上把耳機收起來說：“哎，你還不習慣啊！”時值盛夏，張蘊同志看到我們這些小鬼汗流浹背，便四處望望，自言自語道：“啊！你們很辛苦啊！”接著，她又問我們：“蚊子很多，睡覺有蚊帳嗎？”我們搖搖頭說沒有。她轉過頭去輕聲地對梅司令說：“梅司令，你看這些小鬼，很辛苦，晚上還要工作，睡覺沒有蚊帳不行啊！”梅司令聽后說：“按供給標準，營以上干部才發蚊帳。”張蘊同志輕輕地說：“特殊情況，能不能適當照顧一下。”梅司令聽了微微點了一下頭。第二天，我們接到供給部通知，去領蚊帳，并說根據梅司令指示，電臺報務員因工作需要，每人發一頂蚊帳。大家高興極了，因為在艱苦的戰爭年代，一頂普通蚊帳，是很高的待遇呀。這頂蚊帳陪伴我度過了漫長的戰爭歲月，使我免受蚊蟲叮咬之苦。60多年過去了，回憶起當年愛兵如子的老首長們，我心中總是涌起一股暖流。（黃江浩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