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編號為2021。在六張犁二墓區。歷史不會沉默
馬場町原是侵臺日軍的養馬場，因1950年代國民黨白色恐怖時期在這里大批槍殺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而聞名。中國共產黨臺灣省工作委員會因書記蔡孝乾叛變投敵，致使1800多人被捕，1100多名地下黨員在這里壯烈犧牲。
歷史不會沉默。
1993年的5月，臺北大雨傾盆。苗栗人曾梅蘭在荒山野地中跋涉，她在尋找，尋找40年前為了光明而犧牲的哥哥的墳塋。割除野草，竹叢中露出一小塊石碑，石碑上刻著“徐慶蘭之墓”五個字，這正是她的哥哥！清除雜草，荒地上有200多處墓葬。掩埋著200多位政治受難者遺骨的六張犁墓區從此向世人展示。和六張犁三個墓區一樣保存政治受難者遺骨的，還有臺北市第二殯儀館的福德公墓和無主靈骨塔，可能還有新店空軍墓地。
為了平復歷史的傷痕，政治受難者的幸存者和他們的后代以及其他人士在臺北成立了互助會和聯誼會，他們組織祭奠、展覽，向當局提出要求和幫助受難者親屬尋找遺骸。這群仁義之士為大陸的紅色特工親屬尋找烈士遺骸架起了彩虹之橋。
2010年12月，紅色女特工朱楓的遺骸就是在海峽兩岸的熱心人士幫助下找到的。
在此之前，中共臺灣地下黨犧牲的吳石、陳寶倉、肖明華等烈士遺骸已通過各種渠道迎回了大陸。
為了尋找父親的遺骸，年近古稀的潘蓁從上海前往臺灣。他知道父親已壯烈成仁，他要迎回遺骸與母親合葬。在上海，還有好幾位烈士親屬委托他到臺灣尋找親人的遺骨。他們的親人也和他父親一樣，受黨的派遣來臺灣開展工作，離別半個多世紀杳無音訊。其中有戴龍的兒子戴筱萍、王瀛成的兒子王道元、張丕烈的外孫張盛宏，還有徐州侯文理烈士的親屬等等。他們委托他，是因為潘蓁在臺灣有朋友，在尋找朱楓骨罐的過程中，他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戴筱萍拜托潘蓁幫忙尋找父親的遺骨。他還一次次求助有關部門。但尋找無果。
和戴筱萍一樣尋找無果的紅色特工的烈屬們，在靜安公園約會，傾吐對父輩的思念，打探有關情況，交流網絡上看到的信息，提出種種有用和無用的建議。
這時侯，大幅登載了朱楓烈士魂歸故里的《寧波幫》雜志，提出了深入報道的設想：朱楓烈士回來了，還有1000多個紅色特工仍然埋骨異鄉，我們要幫助他們葉落歸根！于是，總編輯親自執筆，在2011年第3期雜志上醒目地刊登了《尋親告示》：
……為了協助親屬盡快尋找到親人遺骨的下落，我們愿意聯絡海內外有識人士，共同出力，盡可能地幫助受難人親屬了解親人下落及尋找到親人遺骨并葉落歸根，我們特聘潘蓁先生為顧問并與臺灣有關方面取得了聯系，希望有需要尋找臺灣地區50年代政治受難人遺骨的人士，與《寧波幫》雜志聯系……
和《尋親告示》同時刊登的，還有376位受難者名單。
作為連續報道，總編輯又趕到上海采訪了戴筱萍和張盛宏。《思念如潮盼父歸》和《望斷秋水尋親人》兩篇專訪登載在《寧波幫》2011年第4期上。這本發行海內外的刊物引起了不少人的關注。
4月中旬的一天上午，一陣急促的電話鈴聲響起，聽筒里傳來清麗的女聲：“是《寧波幫》雜志嗎？我姓馬，我在杭州。因為尋找父親的下落，我剛從臺灣回來。我也查詢了你們雜志上刊登的戴龍先生的下落，希望你們告訴我戴龍先生兒子的電話，我有重要事情告訴他。”
過了幾天，戴筱萍懷著激動的心情告訴總編輯：馬女士查到了我父親的墳墓，在六張犁二墓區。同時，臺灣地區戒嚴時期政治事件處理協會秘書長李坤龍先生4月18日給戴筱萍來信說：戴龍前輩的墳墓編號2021位置，在六張犁二墓區。信中說，“我們是一個民間社團組織，是由政治受難者和政治受難者家屬組成，你們在臺灣如果沒有親友，可以通知我們，我們會義務協助。”
戴筱萍立即將這個消息告訴了在上海的受難者烈屬，大家都為他高興。他說：“我到臺灣后會幫助大家了解更多的情況。”
從1951年犧牲到1962年發證。這一份榮譽遲到了11年。他沒有享受過父愛
縈繞在戴筱萍心頭的，始終是：父親！父親！父親！
雖然這張剛毅的臉龐是個模糊的印象，但它像刀刻般地烙印在心里。戴龍的經歷，給這個家庭帶來了說不盡的苦難和榮耀。父親走后不久，就來人把他們從山陰路一套三層樓的花園洋房搬遷到閘北區的二層老房子了。由于沒有生活來源，瘦弱的母親靠走街穿弄替人家賣醬油維持一家人的生計，粗茶淡飯也難得溫飽，辛勞的母親得了糖尿病。最苦是刻骨的思念。老奶奶天天以淚洗面，她逼著兒媳去尋找她的龍兒。
那時，他們背著“失蹤軍人家屬”的黑鍋，許多人都用異樣的眼光看待他們。那是階級斗爭的年代，和臺灣有關系的人都要受到質疑和審查。蘇北老家有人來調查，問戴龍在臺灣什么地方？在臺灣干什么？鄉下的親戚也一次次地來問這個問題，因為有這個社會關系，影響了他們的政治前途。
戴龍有個弟弟叫戴麟，原在北海艦隊工作。因為哥哥在臺灣的原因，他受到了審查。他要求組織到戴龍的派遣單位東海艦隊查清政治面目。好在單位出面，不明不白的歷史終于明明白白了。他來到上海告訴嫂子和侄子：“哥哥是組織派到臺灣做地下工作的，因為叛徒出賣而慘遭殺害，他是革命烈士。”
嫂子王家軒驚呆了。日日想夜夜盼的丈夫不在人世了，這是她做夢也不敢想的事！
手捧著紅色的烈士證書，證書上印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的簽名，王家軒笑不出來。一個人換了一張紙，她寧可不要這份光榮。她領了450元的撫恤金。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填發和解放軍東海艦隊政治部批準的烈士證書上，寫著犧牲時間、地點和原因：1951年在臺灣搞地下工作被國民黨殺害。發證時間是1962年9月。
從1951年犧牲到1962年發證，這一份榮譽遲到了11年！
1951年1月18日早晨，戴龍、王瀛成和劉鳴鍾作為“潛臺匪特”，在臺北街頭被五花大綁游街示眾押赴刑場，雙手雙腿被打斷后用繩子吊在卡車上示眾的英勇形象感動了臺灣民眾。第二天的臺灣報紙上，都刊登了這則消息。這樣公開報道的消息為什么沉寂了11年？
這張光榮的烈士證書也給戴筱萍帶來了耀眼的光環。因為是烈士的兒子，他考取了成都電訊工程學院。大學畢業時，因為他是烈士的兒子，東海艦隊和上海市政府多方協調，破例將他分配到上海無線電三十二廠任設計工程師。
母親老了，她病倒了，她全身浮腫。病危時的母親緊緊拉著兒子的手，叮嚀了又叮嚀：“一定要……把你父親……找回來，我等著他……”
戴筱萍把奶奶和母親的囑托銘記在心上。現在，他知道父親的下落了，他要去接他回家。
因為多病的父親正在尿血，女兒蓓蓓和女婿利用元旦長假先行赴臺，他們先去祭拜爺爺，打探遷墳的路徑。
朋友帶著他們尋到了荒山野地的六張犁。天下著雨，暮色中，他們在墓園中尋覓。
“年輕人，你們要找誰？”不遠處，打著雨傘的一個中年人問。
蓓蓓哭著說：“找我的爺爺，他叫戴龍。”
中年人走過來了，他說：“你們是上海來的吧？請跟我走。”他叫張曉林，是政治受難者互助會成員。
濕漉漉的花崗巖墓碑在雨地里哭泣。“戴龍之墓”四個石刻大字剛用紅漆描過。蓓蓓和丈夫跪在泥水中叩頭祭拜，放聲大哭：“爺爺，爺爺！我們看你來了！”
“爺爺！爺爺！你聽見了嗎？”這是至親骨肉的心聲。這是親情血脈的呼喚。
雨下得更大了。
9c8952航班飛越海峽，降落在浦東國際機場。爸爸，我們回家了
這是一次神圣的旅程。戴筱萍追隨他父親戴龍65年前的足跡，從上海到臺北，飛越960公里的路途。千山萬水，海濤風潮，都擋不住他的腳步。
雖然是第一次到臺灣，但他并不感到陌生和孤單。這里的小路，印有父親的腳印。他的身邊，有家人陪同。機場大巴開往臺北市區，手機里就傳來熱情的問候。下午，張曉林先生親抵旅館看望戴筱萍一行。雖是初次見面，但情同親人，他對一周的日程作了周詳的安排。
據估計，臺灣上世紀50年代白色恐怖10年間，被判死刑者約有四五千人，判刑者近萬人。其中有共產黨員、共產黨同情者、民主正義人士及對政府不滿者等。
今天已辟為紀念公園的馬場町，群山肅穆，流水嗚咽。戴筱萍一行在土堆前致哀，這里是父親流盡鮮血的地方。紀念碑上鐫刻著碑文：
1950年代為追求社會正義及政治改革之熱血志士，在戒嚴時期被逮捕，并在這馬場町土丘一帶槍決死亡。現為追思死者，并紀念這歷史事跡，特為保存馬場町刑場土丘，追悼千萬個在臺灣犧牲的英靈，并供后來者憑吊及瞻仰。
紀念碑前，戴筱萍意外地遇見了沒有見過面的幾個熟悉人。前面走來的是給他寫信和寄墓碑照片的李坤龍先生。講上海話的兩位女士是王瀛成烈士的孫女，她們來尋找爺爺的墳塋。共同的經歷和共同的心愿，化作了問候和祝愿。
雨絲像不盡的思念。帶著感激和謝意，戴筱萍要當面感謝幫助他從未謀面的臺灣朋友。戴一副白邊眼鏡的李坤龍先生謙恭地說：“不用客氣的。我和你一樣，記憶中不曾有過父親的音容，父親遇難時我眼睛都來不及睜開。時光過了60多年，你們的心情我們都理解，戴龍前輩早該葉落歸根了。”
戴筱萍又來到臺北市南京西路的政治受難者互助會拜訪。那天來了不少人，年逾古稀的涂會長也來了，大家像親人般暢敘。互助會的墻上有兩行大字，這是他們的宗旨：“愛國愛鄉 改造社會 民主統一 走向富強”。
戴筱萍拿出了父親的遺照和公證書。涂會長從柜子里取出60多年前的判決書和有關案卷的復印件。聽說戴龍家人要來，他早就作了準備。
有人開玩笑：“戴龍是匪首，很有名氣的。”幾個老年人回憶了戴龍示眾時的英姿。
“你們怎么到現在才來呢？”有人不解地問。
“不知道啊，我們和這里消息不通啊。”戴筱萍說。
“政治受難者名單和墓地公開十多年了，你們不知道嗎？”
“不知道啊，沒有人通知我們啊。”
“這次是怎么知道的呢？”
“是媒體和朋友們幫忙才得知的。李坤龍先生寫信給我的。”
“你們領到了多少補償費？”
“什么？補償費？沒有的。呵，發的叫撫恤金，450元，我母親在世時每月有5元。”
有人告訴他，1998年5月，在民眾的積極推動和強力抗議下，臺灣當局通過了《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凡符合條件的，可以得到600萬至400萬臺幣的補償。但是，這項工作今年3月已經結束了。
戴筱萍呆呆地聽著，他百感交集。
帶著城隍廟的五香豆和上海的糕點，戴筱萍一家來看望83歲的叔叔戴云先。見到大陸來的親人，叔叔老淚縱橫：“你阿爹游街的時侯我看到的……真慘啊！你阿爹這個案子，我們臺北的戴家……有9個人受牽連啊！”
雨小了。這天是遷墓的日子，互助會的朋友一早就通知了墓地的工人。戴筱萍一行是第二次來六張犁了，這是臺北東南郊的一片山地，黑色大理石的公祭碑上刻有“人民忠魂”四個金色大字，一年一度的秋祭在這里舉行。
點香，燃燭，燒紙，供上水果鮮花，一行人一齊跪拜。他們告慰父親：爸爸，我們接你回家！
地很濕。挖開表土，下面是爛泥和樹根。鬢發斑白的林先生用鐵鎬挖斷樹根，一鍬一鍬地鏟土。他管理墓地多年，他說，當年不少受難者是外省人，沒有親人收尸，政府就發70元錢叫我們埋葬。
林先生說，“當時都是草草掩埋，像戴龍前輩這樣墓碑墓地完整的不太多。但是年代久了，遺骨不太完整了。”泥土中出現了大小不一的骨殖，他輕輕地撿起來，和著墓地的泥土，一起裝進大理石的骨罐。林先生深情地說：“戴老前輩，回家了。”
“回家了，爸爸，我們回上海了！”
雨還在下。春秋航空9c8952航班沖破濃云雨霧，飛越海峽，降落在浦東國際機場。
迎候的人群中展開了長長的橫幅：迎接紅色特工戴龍烈士魂歸故里
骨罐上覆蓋著鮮紅的中國共產黨黨旗，潔白的百合花花環獻給不朽的忠魂。
他炯炯的目光注視著這個新奇的世界。剛毅的神情中綻放出勝利的笑容。
縱然是消逝了，偉大的仍然偉大！
縱然是凋謝了，光榮的仍然光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