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期間，北方的八路軍拍攝了一系列紀錄片，如《南泥灣》《延安與八路軍》等，我們今天能見到的許多珍貴歷史鏡頭，正是出自這些紀錄片。而在南方敵后抗戰的新四軍，也曾拍攝過唯一一部紀錄片，這就是淮北地區第四師拍攝的《新四軍的部隊生活》。
1942年春天，四師部分指戰員在參加延安整風運動期間，觀看了延安電影團拍攝的有關八路軍部隊生活的紀錄片，深受鼓舞，也萌發了拍一部紀錄片的愿望。為了搞好影片的拍攝工作，師長彭雪楓想到了一個人——曾在上海新華影片公司擔任攝影師的薛伯青。
抗日前線 結下情誼
薛伯青是江蘇武進人，早年就參與過一些進步影片的拍攝，特別是1936年冬，由于拍攝新聞紀錄片《百靈廟大捷》而在業界聲名鵲起，他所帶領的攝影隊也被譽為“敢死攝影隊”。
抗戰開始，八路軍首戰平型關，取得了抗戰以來第一個大勝利。消息傳來，全國人民歡欣鼓舞。薛伯青心情振奮，與新華影業公司另一位攝影師吳永剛，組成一個四人攝影隊，立即出發去前線，準備拍幾部報道八路軍英勇抗戰的新聞紀錄片。
幾經周折，攝影隊于11月下旬到達太原，在八路軍駐晉辦事處，他們見到了辦事處處長彭雪楓。這是薛伯青第一次看到八路軍將領，彭雪楓溫文儒雅，既有躍馬揮師的將軍威嚴，又有精明睿智的學者風度，尤其是他對全國抗戰形勢的深刻分析，讓薛伯青聽后倍加敬佩。初次見面，彭雪楓給薛伯青留下了終生難忘的印象。
當時戰況已很緊急，日軍大舉進犯，太原即將失守。彭雪楓對攝影隊說：“現在到前線去，沿途很不安全，你們都是攝影師，萬一發生意外，我們照顧不到，還是不要去吧！”對于彭雪楓的關心，薛伯青深表感謝，但覺得既然已到了山西，不能白跑一趟，即使不能到忻口前線，哪怕就近拍一些守太原城的鏡頭也好。彭雪楓說：“這樣也好，《大公報》記者孟秋江先生正在太原采訪，你們一起抓緊時間工作吧，我將盡力幫助。”并將自己的小汽車借給他們，攝影隊最終拍攝下了太原陷落前的最后時刻。
在太原失陷前的一天深夜，彭雪楓派人將薛伯青等護送出城。同時為助成薛伯青拍攝紀錄片的愿望，又把他們介紹到八路軍西安辦事處，要他們到那里尋找機會再去前線。攝影隊到達西安，見到了林伯渠、博古、鄧穎超。林伯渠讓辦事處的任泊生幫助他們聯系去前方的拍攝事宜。任泊生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學留學，他的夫人陳波兒是當時著名的電影明星，薛伯青在上海的時候，就認識陳波兒。這次見到任泊生，兩人很快就結下了友誼。
此后，薛伯青回到上海，彭雪楓和任泊生卻先后到了新四軍。彭雪楓任四師師長，任泊生為四師聯絡部部長。任泊生經常往來于上海和根據地之間，與薛伯青的關系日益緊密。在他的引導和幫助下，薛伯青為新四軍辦了很多事，但讓他感到遺憾的是一直沒能再見彭雪楓一面。
三赴淮北 秘密拍攝
1942年夏，當新四軍第四師決定拍攝一部影片時，任泊生到上海找薛伯青商量拍攝事宜。盡管幫助新四軍要擔很大風險，薛伯青還是毫不猶豫地答應了，因暫時脫不開身，他建議任泊生先拍些素材。薛伯青親自教給任泊生攝影理論及攝影機的使用方法，同時還設法找人去柯達公司購買一套l6毫米的攝影機和電影膠片。后來任泊生就用這臺攝影機，把四師的部隊生活——包括生活、整訓、文工團演出等一一記錄下來，并拍攝下了1943年l2月2日彭雪楓師長祝賀《拂曉報》出刊500號的講話、1944年3月13日彭雪楓師長在文化訓練隊開辦5個月的總結報告等，更值得一提的是，任泊生還拍攝下新四軍解放張樓敵軍據點的戰斗場面。
1945年1月，薛伯青忽然接到任泊生的通知，要他攜帶電影機速來淮北拍攝紀錄片。這是薛伯青一直以來的愿望：能夠把新四軍在敵后與日軍浴血奮戰的業績如實紀錄下來、報道出去，中外鮮見，同時也給中國抗日戰爭的歷史留下珍貴的資料。責任重大，機會難得，他心里充滿激情，立即從上海秘密動身。
一路上，他想，這次又可以見到彭雪楓將軍了。多年別離，經常思念，能在根據地相聚，是多么有意義而又令人愉快的事。誰知到了新四軍四師司令部，他才知道彭雪楓師長已在中原前線壯烈殉國!任泊生要他來淮北，是來拍攝追悼會的！猶如晴天霹靂，薛伯青簡直不敢相信，真是天大的不幸，終生的遺憾，兩行熱淚不禁奪眶而出。他懷著對彭雪楓師長的崇敬，沉痛地舉起攝影機，開始了此行的拍攝。
2月7日，彭雪楓師長的追悼會在洪澤湖畔的半城舉行。臺上，張愛萍致悼詞時悲情難抑，聲淚俱下，為痛失一位優秀干部和好戰友而惋惜不已；臺下，幾千名新四軍指戰員低頭默哀，為痛失一位可敬的好師長泣不成聲。目睹這種悲壯感人的場面，薛伯青拿著攝像機的雙手禁不住有些顫抖，他克制著情緒，飽含熱淚，盡最大的努力拍完了追悼會的全部鏡頭。追悼會后，薛伯青又去青陽、北雙溝等地拍攝了新四軍在敵后戰斗和生活的真情實況，以及威名遠播的新四軍騎兵團的新聞紀錄片。
1945年5月，薛伯青又從上海秘密到淮北。這次，他本是來檢修四師的16毫米攝影機的，不想見到了五位盟軍飛行員。那時盟軍已開始對日本本土實施戰略轟炸。一次，龐大機群飛經華中根據地上空，一架“空中堡壘”轟炸機被日軍炮火擊中，五位美國飛行員跳傘，被新四軍營救，到了淮北四師司令部。他們換上了新四軍軍裝，與駐地戰士聯歡，參觀根據地的工廠、學校，訪問在華“日人反戰同盟”、“朝鮮獨立同盟”淮北支部的日本、朝鮮朋友，感到新奇而興奮，對中國敵后竟有這樣廣闊鞏固的根據地，贊嘆不已。薛伯青憑借攝影師的敏感，抓緊時機，立即采訪，拍攝下了這些珍貴的鏡頭。
1945年12月底，抗日戰爭勝利后，薛伯青再次受新四軍第四師之邀，第三次到淮北根據地進行拍攝。這次主要是補拍騎兵部隊的活動。由于有了上次的拍攝經驗，這次拍攝非常順利，他只用兩天時間，便拍攝了騎兵訓練及生活的各個方面，后來又拍攝了新四軍軍部召開軍人大會以及文藝演出的有關鏡頭。
在積累了這些素材之后，薛伯青回到上海，將任泊生兩年拍攝的近千尺膠片的素材和自己拍攝的膠片，合計2500多尺，統一剪接、編輯，形成了一部比較全面反映新四軍面貌的紀錄片，片長1700多尺，后定名為《新四軍的部隊生活》。
影片失落 終成遺憾
這部極為珍貴的紀錄片，在日后和國民黨反動派的斗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1945年8月，日軍投降，國民黨積極準備發動內戰，向解放區進攻，各地戰事不斷發生。中國共產黨為維護戰后和平，促進民主建國，與國民黨談判達成協議，雙方下達了停戰令，于1946年l月13日午夜生效。為實行停戰，共產黨代表、國民黨代表和美國總統特使組成軍事三人小組，下面又設由三方代表組成的調處執行部和派在各地的執行小組，調處國共武裝沖突。但國民黨軍根本不執行停戰令，在江北不斷進攻華中蘇皖解放區。蘇皖解放區即抗戰時期的淮北、淮南、蘇中、蘇北四塊根據地，于抗戰勝利后聯成一片所組成，是新四軍將士用鮮血換來的，當然不容進犯。而國民黨方面卻開動宣傳機器，無視事實，大肆叫囂：“江北蘇皖邊境，根本沒有堅持敵后抗戰的共軍，只是些零星土匪，國軍剿匪系執行正常任務。”妄圖障人耳目，把進攻解放區合法化。
一時間，人民難辨真假。這時調處執行小組的中共代表，把薛伯青在淮北解放區拍攝的新聞紀錄片帶到南京。中共代表團在梅園新村邀請國民黨、美國代表、中外新聞記者，舉行電影招待會。影片作為歷史的見證，把新四軍在華中敵后的艱苦抗戰、被新四軍營救的盟軍飛行員在解放區的生活，如實地展現在人們面前。國民黨代表目瞪口呆，坐在那里尷尬不堪。事實勝過雄辯，一部紀錄片把國民黨的造謠誣蔑，徹底揭穿!
真相大白，輿論嘩然。一些新聞界人士，暗暗稱頌中共斗爭水平高妙。消息傳到蔣介石那里，他氣急敗壞地說:“假的，影片是假的！那些土匪目不識丁，窮鄉僻壤，怎么會有電影？”但事實終究是事實，他密令國防部：“立即徹查是誰到‘匪區’去拍攝這部電影的，一定逮捕嚴辦!”上海電影界進步人士得悉，速告薛伯青隱蔽。國民黨查找不著，薛伯青才得以幸免。
尤為可惜的是，這部紀錄片因戰事頻繁，多次輾轉，后來竟不知下落。作為保存新四軍歷史資料的唯一一部紀錄片，最終沒能保存下來，實在令人心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