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世界上其他民族相比，日本民族呈現出多元化性格特征，既表現出待人處事謙謙君子的一面，又具有不可一世的狂妄魯莽的另一面；既推崇實用主義之模仿，又追求卓爾不群的創新；既尊重不辭辛苦的勤奮，又迷戀毫無節制的享樂；既有實力大國的孤傲，又有貧瘠小島的恭卑；既具有善于虛心學習先進民族的長處一面，又具有心胸狹隘、封閉猥瑣的另一面。
以強者為師
日本人的性格呈復雜的兩極化特征：一方面極端的自尊排外,另一方面又特別崇拜強者。承認自身不足，且表現出向最強者學習的意愿，從而不斷修正自己的發展方向，是大和民族性格的基本特點。
1868年開始的明治維新，是日本走向近代化的起點。1871年，明治政府派出的“百人使節團”，歷時一年十個月，造訪歐美12個國家。使節團中包括49名明治高官，幾乎是政府官員總數的一半。他們花掉了當年國家財政支出的2%，在巡游過程中，“始驚、次醉、終狂”，并發誓要不惜一切代價使日本與“歐美并列”。通過學習西方，日本不僅改革了落后的封建制度，還擺脫了民族危機。
日本民族是一個崇尚英雄的民族。1933年古北口抗戰中，國民黨軍隊中孤立無援的7個士兵攜帶一挺輕機槍據守在一座小山頭上，封鎖著日軍前進的必經之路。日軍以數百人的兵力猛沖，甚至用飛機大炮輪番轟擊，在傷亡100多人后，最終占領了陣地。此時，中國守軍也全部戰死。日軍查看戰場時才發現，陣地上僅有7名守軍。日軍對7名犧牲的中國軍人深表敬意，一個大佐下令將他們安葬并立碑，上刻“支那七勇士之墓”，并率日軍在墓前鞠躬致敬。
崇尚強權和英雄的民族性格致使小國日本迅速崛起，野心也隨之膨脹起來。
二戰后，美國駐軍日本，日本不得不以美國馬首是瞻，其國家戰略選擇再次出現了重大的調整，由“脫亞入歐”轉變成了“脫歐入美”。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伴隨著中國的快速崛起，中、日、美三角關系出現微妙的變化。日本前首相鳩山由紀夫在《紐約時報》上發表文章，首提“疏美親亞”，可視為一種新的信號。
侵略性與奴性并存
1853年，日本發生“黑船”事件，美國海軍準將佩里率艦叩關日本。面臨嚴峻民族危機的日本，制定了“侵略弱小鄰國，以尋求屈服于歐美經濟、政治和精神上的補償”的國策。日本幕府末期的思想家、被譽為“一代宗師”的吉田松陰在1855年《獄是帖》中指出，與歐美“講和既定，應蓄養國力”，“征服易取之朝鮮、滿洲和中國，在貿易上失之于俄美者，以滿洲和朝鮮之土地補償之”。這應看作日本“補償”國策的具體解釋。隨后，日本走上了對外侵略的道路。
甲午戰前，吉田松陰說道：“一旦軍艦大炮稍微充實，便可開拓蝦夷，曉諭琉俅，使之會同朝覲；責難朝鮮，使之納幣進貢；割南滿之地，收臺灣、呂宋之島，占領整個中國，君臨印度。”這一“思想”被明治政府奉為最高國策，也奠定了日本在數十年后致力于侵略中國東北乃至整個中國以及東南亞的思想根源。
在大陸政策的指導下，日本把擴充軍備作為當務之急和頭等大事。1886年，明治天皇頒布敕諭：“立國之務在于海防，一日不可緩。”為了補充軍費的不足，1887年，天皇下令“從皇室經費中擠出30萬元作為海軍補助費”。1892年，天皇召開御前會議，大聲疾呼：“國防一事，茍拖延一日，將遺恨百年。”內閣總理伊藤博文利用天皇賜款的機會，多方鼓動，在全國掀起了一場海防捐款的熱潮，“一年之間民間捐款多達200多萬元”。
一個官居日本司法卿，名叫江藤新平的政治狂人，甚至在其著作《支那南北兩分論》中主張日本“宜先與俄國提攜，將朝鮮收下，進而將支那分割成南北兩部分；將北部讓給俄國，將南部收歸我日本所有。以10年為期，在支那內地敷設鐵路。待經營就緒，即驅逐俄國，圣天子遷都北京，從而完成第二次維新之大業。”
與極具侵略性的民族性格同時存在的，還有對強者的卑躬屈膝。1945年，麥克阿瑟作為占領軍總司令飛抵日本厚木機場時，充滿勝利者洋洋自得的神情。9月8日，麥克阿瑟為執行美國單獨占領日本的政策，以駐日盟軍總司令名義，在東京建立駐日盟軍總部。其時，日本內閣在投降前就做了周密部署，曾特撥一筆款項用來招募“特殊女性”，供美軍占領者享樂。日本人意圖用性賄賂來軟化美軍對日本的強硬態度，以幫助天皇和戰犯們逃脫嚴懲。
戰后，麥克阿瑟從政治、經濟、軍事方面對日本進行了改造，出臺了憲法草案，將天皇降到了只是日本國家象征的地位，確立了像美國政府那樣的三權分立體制。
1951年4月16日晨，被杜魯門總統解除了職務的麥克阿瑟就要回國了。他離開時，除對少數日本高官外，沒有通知任何人。但當麥克阿瑟坐上汽車時發現，從他下榻的官邸直到厚木機場，上百萬日本人自發地站在街道兩旁為他送行。車隊經過時，傳來日本人震耳欲聾的呼喚聲：“大元帥！大元帥!大元帥！”此情此景令麥克阿瑟熱淚盈眶，此時此刻，又有多少日本人能想到麥克阿瑟手上曾經沾滿了日本人的鮮血。
歷史事實證明：在和強者爭斗敗北后，大和民族會表現出極端虛偽的“謙卑”，然后用盡各種手段壯大自己、成為“強者”后，再變本加厲地欺凌弱小。是什么緣故導致大和民族產生這樣的民族心理？島國國民固有的危機意識使然。日本國土狹小，造就了國民固有的危機意識與天然的自卑心理。二戰時，種族主義和軍國主義再加武士道精神，令日本軍人將大和民族邪惡與瘋狂的一面展現得淋漓盡致。
做事極端認真與堅毅
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后，在中國戰場繳械之時，日軍將所有武器包括重機槍、車輛及自佩武器都擦拭得干干凈凈，并將其人員、馬匹、武器、彈藥、被服、袋具、車輛等物資登記造冊。日軍做事之認真負責，讓人感到與其說他們是在繳械投降，毋寧說他們是在辦理移交手續。
更讓人目瞪口呆的是，被俘日軍回國途中，始終以正規軍人隊列行走，毫無紊亂現象發生。抗日名將李默庵在回憶錄中寫道：“對當時的這一切我至今印象深刻，并頗有感受。透過日軍繳武器這個細節，可以看到日軍平素的軍隊管理和訓練是嚴格的，由此也可以看到一個民族的精神面貌。”
如今，日本人觀看體育比賽，幾萬人離場，地上不留一根煙蒂，一片紙屑，一絲痰跡，早已為世人所熟知。而日本做事認真的民族性格，給世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個中國留學生到一家日本餐館打工。該餐館規定，洗盤子一定要洗夠7遍。一次，他趁人不備只洗了3遍，結果被餐館辭退。他到其他餐館打工，老板均以他有“前科”為由不予錄用。此后，這個留學生在日本再也找不到工作，只好離開日本。
性格決定命運。日本經濟之所以能從戰后的廢墟中迅速起飛，經濟總量上升到世界前三名，與國民做事認真是分不開的。
首都師大政法教授房寧在日本曾親歷一次堵車：一天，從伊豆半島到東京的公路上，幾萬輛車排成長龍。幾乎所有的車都是回東京的，道路右側根本無法前進，而左側則空出一條無人道。只要有人將車開到左側，可以一溜煙直奔東京。但當時的路上，竟沒有一輛車插到空蕩蕩的下行道，而100多千米的塞車路上，不見一名交通警察維持秩序。在近10小時的時間里，車流一步一步地挪，路上靜悄悄的，不聞一聲鳴笛。“如此堅忍、守秩序的民族，真是可敬又可怕！”教授感慨道。
日本人的頑強與做事執著讓人慨嘆。他們中有十年如一日，在內蒙古沙漠義務植樹200萬株的“中國沙漠日本綠化協力隊”；有救助中國留學生20年的“留學生之父”；有連續10個小時仰頭作業，修復金閣寺閣頂，中間不上一次廁所的工匠；有為了研制碗裝面，兩年里頓頓吃快速面，最后把胃口吃倒的食品研制人員；有連續8年義務為侵華日軍受害者打官司，勝訴后癱倒在法庭上的律師；有恥于領救濟金，寧愿雙雙餓死的老年夫婦……
這樣的民族，令人不勝唏噓，也讓人不寒而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