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市長寧區一處普通居民樓里，住著一位新四軍老戰士，名叫萬憶琴。經友人的介紹，我認識了這位樂觀豁達、笑容可掬的老人。她1927年生，浙江上虞人，如今年近九旬，但身體依然硬朗。每當有人來拜訪，她總是笑逐顏開，就像迎接自家兒女一樣，親切熱情。
萬憶琴
參加革命 經受考驗
萬憶琴1944年3月參加浙東抗日游擊縱隊，初時在浙江余（姚）上（虞）兩縣辦事處做通信工作，同年12月調到通信參謀部林一新同志領導的諜報組工作，任諜報組組長。抗戰時期浙東環境異常復雜，日、偽、頑、匪各種勢力盤踞。萬憶琴當時還只是個十七八歲的小姑娘，其一路的艱辛可想而知。
她回憶說，“交通員在敵后活動。剛開始送情報，我走的是山路，腳上常常會起血泡。晚上把血泡挑破后，第二天繼續趕路。時間一長，腳底長出了老繭，再也不怕起血泡了。有次下大雪，白雪覆蓋了整個村莊，我穿著草鞋，穿梭在冰天雪地里。走著走著，我看見前方有個大凹坑，習慣地縱身一躍，當一只腳落地時，不想恰巧落在一塊被白雪覆蓋的有朝天鐵釘的木板上。堅硬鋒利的鐵釘扎進了腳底，我頓時鉆心刺痛，淚水如注。然而方圓幾里沒有人家，且身上有任務，呼救等于暴露自己。于是我忍著劇痛，奮力拔出釘子，鮮血立刻涌出，我將頭上的毛巾取下包扎好傷口，繼續去完成任務。”
地下交通員是冒著生命危險在傳遞上級下達的命令。萬老說，“在當時復雜的環境下，如何避開險情將情報安全送達，是工作的難點。首先要在出發前做好充分的準備。冬天，我將小紙條塞進拆開的棉衣內，再縫好不留破綻；夏天，我把紙條夾在竹籃子的草繩里。其次是思想上要有充分準備，遇敵要鎮定自若，利用預先想好的話對答，才能化險為夷。”
1944年5月，經交通分站站長魏克明同志介紹，萬憶琴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她說：“當時別提有多高興了！自己暗暗下決心要跟著共產黨革命一輩子！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萬憶琴只讀過兩年書，老師教過的字長久不用也生疏了，連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怎么寫。她覺得搞革命工作，沒有文化怎么行？于是，她每天堅持自學，一段時間后，她就能閱讀簡單書報和寫信了。
斗智斗勇 兩次脫險
在為革命奮戰的日子里，萬憶琴時常會遇到各種險情，有兩次令她記憶猶新。
“第一次是在余姚附近一個叫‘竹園蓬’的地方。那天我剛執行完任務準備回家，途中遇到一個排的頑軍迎面向自己走來，隊伍前面還有一個被捆綁著的男子。見此情形，我考慮如果就此轉身回避，可能會引起他們的懷疑。于是我盡量克制內心的緊張，鎮定自若地朝他們走去。可就在與他們擦身而過不遠時，突然聽到隊伍中有人大聲喊我過去。我想，如果過去了，恐怕是兇多吉少。于是我索性豁出去向前飛跑，還利用平時自己掌握的閃避經驗，采取跳躍的方式躲避子彈。我使盡全身力氣飛快地跑進了‘竹園蓬’，得以安全脫離險境。”
“還有一次發生在1945年四五月間，傍晚時分我在上虞五夫敵偽據點收集情報歸來途中，遇上一排偽軍。他們見我一個人，就開始盤問。我急中生智，按平時準備的情況回答：我叫某某某，住在某某地方，現在回娘家某某村。本想蒙混過關，不料，他們也要到這個村子去。我想，這下麻煩了，如果他們同我一起進村，那不就暴露了，因為我根本不知道我說的那戶人家在哪里，而且也互不認識。頓時我又生一計，按照當地人的風俗習慣，告訴他們讓我先走一步，一個女人跟一大群男人一同進村‘不像樣子’，在當地不成體統，必然會引起眾人的閑話。偽軍聽后，感覺也在理兒。當他們讓開人群一條口子的一剎那，我一個箭步就往村里跑，偽軍可能認為我是往自己家里跑，也不急于追趕，只是在后面大聲哄笑。我跑了好久才停下來。事后得知，偽軍確實到那戶人家去找了，但顯而易見，他們撲了個空。”
轉戰上海 繼續革命
1945年8月15日，日軍投降的消息傳來，浙東游擊縱隊接上級指示要北撤。萬憶琴因執行任務特殊，一個人單獨住在老百姓家，組織也不知道她的住處，所以她并不知曉部隊去了哪里。
為尋找組織，萬憶琴歷經艱辛來到上海。為了生存，她四處尋找工作。1947年秋，她在上海新豐第一織布廠外讀夜校時，終于找到了黨在上海的地下組織。
1949年2月，上海地下黨為迎接解放大軍的到來，成立了滬西分區委，萬憶琴被任命為區委委員，負責滬西地區染織業各布廠的交接任務。為此，她夜以繼日、廢寢忘食，做了大量工作。新中國成立后她任上海長寧區婦聯宣教科長、上海縣供銷合作社總社工會副主席等職。
晚年的萬憶琴老人愛好唱歌，每每有文藝活動，她總要滿懷深情地高唱新四軍軍歌，在慷慨激昂的歌聲中仿佛又回到了那段艱苦并快樂的戰斗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