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15年是中共七大召開70周年。中共七大是對中國革命具有決定意義的一次會議，這次會議確定了以毛澤東思想為全黨的指導思想，四年后中國共產黨奪取了全國革命的勝利。本文對出席中共七大的新四軍代表的資料征集、研究、梳理，填補了新四軍研究的空白，記錄了新四軍歷史上的一件大事。
哪些同志作為新四軍代表出席了中共七大，到目前為止，并沒有現成的、權威的統計資料。因為新四軍選舉中共七大代表有五個方面特殊情況：（1）新四軍中共七大代表的選舉產生所經過的時間跨度長，從1939年一直持續到1945年大會召開前；（2）有的代表選出后犧牲了，又重新選舉了新代表；（3）新四軍中共七大代表是由軍部或師、或團黨委分別選舉產生的，有的甚至是到延安學習后補選出的；（4）新四軍的組成和建制變化大，有的中共七大代表選出后，原選舉單位合并或撤銷了；（5）人員流動大。曾經由新四軍部門選舉出的中共七大代表后來調到了其他部門，或是由新四軍調出后當選了中共七大代表。
筆者注意到：統計和確認出席中共七大的新四軍代表，必須弄清幾個問題。由新四軍建制單位選出，且到七大召開前一直在新四軍的這部分七大代表，沒有疑義。但以下三種情況應該予以注意：一是由新四軍所屬建制單位選出的代表，但到延安后調到了其他部門，這些代表仍應算作新四軍代表，如陶鑄、羅瓊等。二是曾在新四軍工作，但后來調出了新四軍，在新單位當選的七大代表，不視為新四軍代表，如劉少奇、江華等。三是七大后調入新四軍的七大代表，也不視為新四軍代表。如朱春和、桂干生等。
新四軍中共七大代表的分布
基于上述原則，筆者查閱相關資料后，進行了梳理，統計出出席中共七大的新四軍代表計49人。他們在各部門的分布為：
軍直4人：新四軍代軍長陳毅，新四軍司令部機要科科長吳振英，軍部直屬教導隊政治教員羅瓊，軍衛生部保健科科長左英；
一師11人：江南抗日義勇軍東路司令部軍需副主任許威，江南抗日義勇軍第二支隊支隊長張云曾，一支隊二團二營營長程祥元，一旅一團團長王萱春，二旅政委劉培善，二旅副旅長段煥競，二旅五團團長池義彪，二旅政治部組織科科長楊保生，二旅四團直屬隊政治指導員李珊，三旅副政委鐘民，三旅七團政委汪克明；
二師11人：五支隊政委郭述申，江北指揮部秘書廖華，師參謀長周駿鳴，師供給部部長楊建新，四旅十二團團長杜國平，五旅政治部主任祝世鳳，六旅政委徐光華，六旅十七團政委陳祥，淮南軍區路西五團政委許軍成，巢含支隊政委陳再勵，天高支隊支隊長余啟龍；
三師8人：七旅政委朱滌新，七旅副旅長田維揚，七旅二十團政委馮志祥，八旅供給部部長伍瑞卿，八旅政治部主任張池明，八旅二十三團團長鮑啟祥，八旅二十四團政委沈東屏，司令部作戰科科長席舒民；
四師5人：六支隊三總隊司令員兼政委譚友林，師供給部部長邱會作，師政治部副主任孔石泉，十旅軍醫處處長李永春，淮北軍區三分區副司令員蔡明；
五師5人：河南竹溝留守處主任兼司令員王國華，挺進支隊政委王盛榮，豫鄂挺進縱隊政委朱理治，豫鄂挺進縱隊路西指揮部指揮長陶鑄，豫鄂挺進縱隊政治部代主任雍文濤；
六師2人：十六旅參謀長張開荊，十八旅旅長溫玉成；
七師3人：師長張鼎丞，副師長傅秋濤，政治部主任何偉。
新四軍中共七大代表計49人，與1939年6月25日中央軍委總政治部分配給新四軍50名代表名額基本吻合。
迢迢延安路
新四軍的七大代表從華中敵后奔赴延安，要通過敵占區和敵人的重重封鎖線，隨時可能與敵遭遇，也隨時可能流血犧牲。1943年3月，三師一批赴延安學習的干部在海上與敵相遇，師參謀長彭雄、八旅旅長田守堯等18人犧牲。迢迢延安路，充滿了危險和艱辛。
1939年5月，張鼎丞接到中央通知：即赴延安匯報工作，并準備參加中共七大。張鼎丞等乘汽車到湖南衡陽，與周恩來在八路軍辦事處會合，匯報了新四軍工作。第二天，隨周恩來乘汽車到桂林，由桂林飛往重慶。在“周公館”住了一個多月后，于6月乘飛機到西安后，再換乘汽車，幾經輾轉，才到了延安。
1940年9月，郭述申從五支隊駐地半塔集出發，開始了延安之行。到渦陽后，與戴季英、譚友林、廖華等十余人會合，決定從河南、山西一線到陜北。在通過博（愛）晉（城）公路封鎖線時，一股由南向北的國民黨軍也在通過封鎖區，并踩響了地雷，引來了日軍，霎時槍聲大作，將郭述申等人沖散，不得不退回濟源縣。此次雖險遭不測，好在沒有人員傷亡。次年3月，郭述申到達延安，歷時7個月。
1942年12月，楊建新率何士德、王興鋼、張百川等十多人從軍部出發。1943年11月到達延安。
1942年底，新四軍衛生部部長沈其震率左英等200多人去延安學習。由于目標過大，后改為十多人一組。為了不引起敵人注意，沈其震化裝成商人的模樣，左英年輕、又胖些，打扮成一個大小姐。當隊伍走到河北內黃縣一帶時，看到滿地白骨，卻見不到一個青壯年，令人毛骨悚然。原來，日軍對這里進行了大屠殺，很長時間了都沒人對尸骨進行掩埋。在過鐵路封鎖溝時，女同志從上面滑下去，交通員就在下面接住。上去時，交通員當人梯，下面推上面拉，既要快，又不能發出聲響。在進入晉西北時，由于當地人都是吃麻籽油，沈其震、左英等都不適應，吃壞了肚子，但仍咬緊牙關，繼續前進。1943年中秋節前抵達延安，歷時10個月。
1943年初，鮑啟祥、沈東屏等十多人前往延安，10月20日抵達延安。
1943年二三月間，劉培善、溫玉成、段煥競、盧勝、王萱春等離開部隊，前往延安。他們先是集中在盱眙黃花塘的華中黨校學習了三四個月。在經過漣水大黃莊時，遇到掃蕩日軍的包圍，盧勝負傷。在華中黨校學習結束后，決定分批啟程到延安。一路上，段煥競、李珊夫婦多次遭到日軍盤查，險象環生。在汾河河畔，李珊背著孩子掉入淤泥中，一直陷到齊腰深，又不敢動，否則會越陷越深，十分危險。段煥競和護送人員只能一點點往上拉，才拉出泥沼。王萱春、胡雪江夫婦走到山東冠縣時，遭到日偽掃蕩，混亂中胡雪江被偽軍抓去。經過地下黨疏通才救了出來。到延安時，已是1944年2月。
1943年3月初，周駿鳴率陳祥、許軍成、盧文新等60余人赴延安。在魯南包頭峪山區遭到日軍襲擊，60多人赤手空拳與敵人周旋，沖出了包圍圈。4月初，夜行150多里，通過敵頑多道封鎖線。然而，走到黃河故道東陽縣時，由于日軍掃蕩，頻繁轉移，近3個月行程幾乎沒有進展，人累馬乏。10月，進入太行山區。這里雖是老根據地，但十分貧脊。周駿鳴等飯吃不飽，就以野菜充饑。在通過晉西北的兩道大川時，大雪紛飛。盧文新的妻子這時生了孩子。在饑寒交迫中，孩子很快夭折了。好在過雪地是他們行程面臨的最后障礙。12月中下旬，隊伍渡過黃河，進入陜甘寧邊區的佳縣。12月29日，到達延安中央黨校。此行走過了7省7500多公里，歷時10個月。
自從彭雄等犧牲后，三師干部不再走海上交通線。3月底，張池明、朱滌新、田維揚、馮志祥等，由師部的護送隊送到津浦路邊，由鐵道游擊隊護送過了鐵路。太行武工隊送他們過同蒲鐵路和汾河，經呂梁根據地，于9月進入陜北。
1943年11月8日，陳毅接到毛澤東給他關于赴延安參加中共七大的電報后，于25日從淮南黃花塘軍部輕裝啟程，先后渡過了洪澤湖、微山湖。在通過沛縣、豐縣與曹縣南部地區時，遇上日軍掃蕩。陳毅等以一夜一百五六十里的速度通過了這一三角地帶。越過平漢鐵路，沿清漳河繼續北行。1944年元旦后，到達太行山區晉冀交界處的八路軍前方總指揮部所在地麻田。陳毅在麻田住了一個月，考察了太行根據地的整風開展情況。春節后不久，陳毅離開麻田。到達交城山時，風雪交加。過呂梁山時，道路狹窄，冰雪覆蓋，又要通過封鎖線，不得不留下牲口，全部步行，十分辛苦。過了呂梁山已黃河在望。3月7日，陳毅抵達延安。此行近百日，行程數千里。途中陳毅以詩人情懷，賦詩十余首，記行抒懷。
雖然一路上歷盡艱險，但代表們到延安，一想到要在毛主席身邊學習、工作，心中便充滿了幸福和喜悅，什么苦呀、累呀、危險呀，便統統拋到了九霄云外。
投入整風學習
由于七大延期召開，新四軍代表到延安后，全部進入中央黨校，開始了在延安的整風學習。
第一階段，學習《中國近代革命史》《論民族民主革命》《中國問題指南》《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等。第二階段，在領會整風文件精神實質的基礎上，進行自我檢查。最后，寫一個自我鑒定。
在整風學習的后期，部分學員還學習了中央書記處編印的《六大以來》《兩條路線》，參與學習討論了《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黨在各個歷史時期的方針、路線進行回顧和評價，重點對王明投降主義路線進行清算，為七大的召開進一步統一思想。
新四軍代表在延安集中學習中得到了很大的幫助和提高。張鼎丞的回憶非常具有代表性。他說：“我真正比較系統地讀馬列的書、毛主席的書，系統地學習中央文件，是在延安。因為那時學習的條件很好，而且住在主席身邊。參加革命以前看過革命的書，但那個時候看的并不完全懂，只知道共產黨救國救民，能夠改變現狀，改變黑暗的社會，以后從事革命斗爭，很緊張，不可能有這樣的條件。”
除了參加學習，新四軍代表還參加了大生產運動，開荒、種地、紡線，什么都干。有的新四軍代表在延安邊學習邊根據組織安排，參加了相關工作。陳毅參加了中共七大軍事報告準備委員會的工作，撰寫了《建軍報告》、大會書面發言材料《新四軍抗戰始末》，并為大會發言講話作了準備。張鼎丞擔任了中央黨校二部主任，郭述申擔任了中央黨校三部主任，羅瓊在中央婦委任《解放日報》副刊《中國婦女》編輯主任，左英在中央醫院任內科醫生。
參加七大
1945年4月23日，七大在延安楊家嶺中央大禮堂開幕。49名新四軍代表參與了這一盛會。陳毅和張鼎丞分別任華中代表團正副主任。陳毅是七大預備會選出的15人主席團成員，在主席臺就坐。會上，毛澤東作《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朱德作《論解放區戰場》的軍事報告，劉少奇作《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周恩來作《論統一戰線》的發言。
5月1日，陳毅在大會第6次會議上，作了題為《華中黨和新四軍的工作》發言，全面、辯證地分析了華中黨和新四軍的發展及其基本經驗，對抗戰初期的錯誤和教訓作了深刻而中肯的分析。陳毅說，通過歷史經驗教訓的總結，深深感到“船載千斤，掌舵一人”，我們從黨的歷史來看，毛澤東是最會掌舵的。大會還印發了陳毅的書面發言《新四軍抗戰始末》。9日，作為七大主席團成員的陳毅，擔任了大會第9次會議的主席，主持了大會。
23日，大會召開第15次會議，張鼎丞作了關于整風的發言。整風中的“搶救失足者運動”使很多人受到了傷害，但在張鼎丞擔任主任的中央黨校二部，較好地掌握了審干政策，沒有一個學員受到打擊傷害，所以張鼎丞介紹了中央黨校二部開展整風的做法。他說，整風是一個自我教育、自我改造運動，只有實事求是，消除顧慮，暢所欲言，真正做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才能開展好批評與自我批評，才能達到提高思想認識、整頓思想作風的目的。6月9日，大會舉行第19次會議，選舉出新一屆中央委員會委員44人，陳毅、張鼎丞當選。沒有出席中共七大的新四軍政委饒漱石、代理陳毅代軍長職務的張云逸、四師政委鄧子恢、五師師長李先念、二師政委譚震林，也被選為中央委員。來自新四軍的中央委員占總數的16%。
10日，大會舉行第20次會議，選舉出候補中央委員33人。未出席會議的三師師長黃克誠、蘇浙軍區司令員粟裕當選。
6月11日，中共七大通過了新黨章，選舉了新一屆中央委員會后，勝利閉幕。
不久日本投降，在延安的新四軍代表紛紛要求到前方去，中央接受了他們的請求。按原計劃，新四軍代表多數是回華中的，但走到半道，便接到中央電報，要求掉轉方向，趕往東北。這樣，新四軍中的七大代表絕大多數到了東北，只有陳毅、張鼎丞、劉培善、周駿鳴、傅秋濤、段煥競、李珊、左英回到了華中。雖然身處不同的戰場，但他們同樣以嶄新的姿態投入到了偉大的人民解放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