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的中國知識分子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軍國主義對中國發動了全面侵略戰爭，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在中國共產黨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下，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國民黨軍在正面戰場，八路軍與新四軍分赴敵后戰場，抗擊日本侵略者。全中國人民的愛國熱情亦空前高漲，同仇敵愾，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都以不同方式投入了抗日救國斗爭。
他們的選擇，是抗戰
在這股浩浩蕩蕩的洪流中，中國的知識分子也是最醒目、最重要的社會集群。他們有悠久的愛國傳統和愛國思想，文天祥、史可法、岳飛是他們自小就學習、就崇拜與效法的人物，漢代名將霍去病的名言“匈奴未滅，何以家為”，一直是他們的最高理想和行為準則。當日本軍國主義發動侵華戰爭時，他們最早指出了日本的侵華陰謀和巨大危險性，最早發出了抗日救亡的呼喊，以熱烈的愛國激情，呼吁全國各階級、各階層、各黨派，捐棄前嫌，掃除私利，團結起來，真誠合作，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共同抗敵。他們有較多的知識和技能，能承擔民族自衛戰爭的各種任務。
他們有的投筆從戎，脫下長袍、西服或學生裝，奔向大后方，奔向延安，參加抗日軍隊，以自己的一技之長，或研制武器，發展軍工；或做翻譯，聯系各反法西斯國家，策反日軍官兵，搜集情報與技術；或擔任醫護，救助傷病員；或直接走上戰場，與敵人血戰。
他們有的堅持在敵后淪陷區，拒絕日偽當局的威逼利誘，寧可餓死，不就偽職，不向敵人低頭。他們向民眾宣傳民族大義，宣傳中國的歷史，痛斥漢奸理論，成為淪陷區民眾的賢哲；他們千方百計支持抗日的地下工作，有的本身就是地下抗日的戰士。
他們有的遠赴海外，或在上海、天津的英法租界里，辦報紙，辦學校，搞募捐，搜集情報，宣傳抗日救亡，支持抗日政府，痛斥漢奸賣國求榮的敗類，甚至組織抗日鋤奸團，懲處敵偽漢奸，為國出力。
方式不同，皆為抗戰
九一八事變，日本霸占中國東北三省廣大地區后，東北地區的廣大知識分子不愿做亡國奴，走進白山黑水，組織抗日義勇軍，打擊日本侵略者；還有許多知識分子離別家鄉，到關內流浪，鼓動抗日救亡熱潮。1933年10月10日，第五屆全國運動會在南京中央體育場開幕。東北的青年學生組織了一支運動隊，代表東北淪陷區人民參加。他們在致大會全體選手的公開信中寫道：“諸位同志，我們是代表東北同胞而來赴全運會的選手，我們不敢猜想諸位朋友對我們作何樣的感想，但我們自己實在是痛苦到萬分，因為國辱民奴，我們的父母兄弟姊妹天天在東北過著牛馬不如生活……我們冒著好多困難來了，眼前這江南風景，益發觸動了我們家亡國破的悲哀。男兒有淚不輕彈，皆因未到傷心處。我們這次來參加比賽，不如說是來報告東北的慘狀……我們絕大信心便是中國不亡，東北不亡，我們今日要宣誓：共同奮斗，去奪取我們最大錦標——光復東北。”全場觀眾邊聽邊流淚。在這屆全國運動會上，代表東北三省失地的運動員劉長春創造了最優異的成績。
在北平，著名學者、詩人陳三立，九一八事變和一二八事變后，他憤怒難平，夢中高呼“殺日本人！”1933年，他見到其多年老友鄭孝胥投靠日本，當了偽“滿洲國”的總理大臣，乃痛罵鄭“背叛中華，自圖功利”；在再版其《散原精舍詩》時，忿然刪去鄭序，與之斷交；1937年北平淪陷后，他表示：“我決不逃難！”聞有人議論中國必敗，他怒斥：“呸！中國人豈狗彘耶？豈貼耳俯首，任人宰割？”日偽當局欲招他出山任偽職，派人登門對他游說，老人呼傭拿掃帚將其逐出，從此五日不食，絕食殉國，終年85歲。其子、著名史學大家陳寅恪在家守孝49天后，毅然帶全家離開日軍鐵蹄下的北平，冒著戰火南下，赴昆明西南聯大任教。
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軍向上海發動進攻，戰火向東南地區蔓延。緊鄰上海的蘇州，有兩位愛國的老知識分子，一位是70歲的張一麟，一位是58歲的李根源，他們一方面在蘇州組織“抗日治安會”，將大宗募集來的棉衣、食物、藥物輸送到上海，支援前線浴血抗戰的將士；另一方面，為發動老年人也像青壯年那樣積極投入抗日救國斗爭，乃與各界愛國人士協商，決定籌建一支以老年愛國者為成員的抗日“老子軍”，滿60歲以上者為合格，55歲至59歲者為預備軍，50歲至54歲為續備軍。規定“老子軍”主要擔任如下職務：燃點雷管之發動機關、與敵人拼命而不得生還者；破壞敵人之重工業、軍械，須與之俱斃而不得生還者；凡一切不用膂力而決死者；抗議本國后方軍人之欺壓民眾者（以軍令所未許可為限）；制裁土豪劣紳漢奸之魚肉平民者等。后事雖未成，但在當時傳頌一時，極大地鼓舞了全國人民眾志成城抗日的信心。
清華大學物理系是中國最早的物理科學研究與教學的基地，不僅在科學上有許多建樹，而且培養了中國幾代的物理學家。該系的系主任葉企孫教授，是楊振寧、李政道等一批科學精英人物的老師，是清華大學理學院創始人，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位偉大的愛國物理學家。在1937年8月北京淪陷后，他不顧危險，組織師生向抗日大后方轉移，向中共領導的晉察冀抗日根據地輸送人才。他的高足、赤膽忠心的愛國志士熊大縝，率領許多同學，來到河北中部的八路軍根據地，以自己掌握的科學技術，主持制造炸藥，制造各種地雷，讓八路軍和游擊隊大擺地雷陣。
冒險投奔各抗日根據地的，絕不僅是清華大學物理系的師生。音樂家冼星海歷盡艱難，來到延安，創作了《黃河大合唱》；音樂家賀綠汀，先進入蘇北抗日根據地，后又投奔延安，創作了《游擊隊歌》。他們創作的抗日歌曲傳遍全國，發揮了巨大作用。毛澤東稱贊這些歌曲的作用抵得上八路軍的幾個師的戰斗力。畫家徐悲鴻走遍南洋各地，宣傳抗日，他專門創作巨幅油畫《田橫與五百壯士》，有力地鼓舞了全世界的炎黃子孫。
高校內遷，為了民族，為了抗戰，繼續辦學
抗戰開始后，中國沿海、沿江地區的廣大高校師生，為了不做亡國奴，不愿使學校陷敵資敵，毅然離鄉背井，投入高校內遷運動。據當時擔任北大校長的蔣夢麟在其回憶錄《西潮》中記載：內遷各高校的許多師生“往往不止穿越一道火線；有者乘黑夜偷渡敵人把守的橋梁或河流，被發現而遭到射擊，或被逮捕殺頭；有者穿越敵人防線而幾天吃不到東西，但阻止不住青年人擺脫敵人、向往學習的心”。天津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在日軍炸毀南開校園的第二天，即1937年7月31日在南京《中央日報》上，發表氣壯山河的講話：“敵人此次轟炸南開，被毀者為南開之物質，而南開之精神，將因此挫折而愈益奮勵。故本人對于此次南開物質上所遭受之損失，絕不掛懷，更當本創校一貫精神，而重為南開樹立一新生命。本人惟有憑此種精神，絕不稍餒，深信于短期內，不難建立一新的規模”。1937年8月，北大、清華與南開三校的師生先后遷到長沙，于11月1日合組成“長沙臨時大學”。開學未久，戰火迫近，三校師生又于1938年初，分兩路奔向昆明，其中一路由聞一多、黃子堅、袁復禮、曾昭掄、吳征鎰等老教授為骨干，徒步穿越湘西、貴州，翻山越嶺，夜宿曉行，走了3500多華里，歷時68天，最后到達昆明，于1938年5月4日成立“國立西南聯合大學”。
羅家倫校長是中央大學最后撤離南京的一批人之一。1937年12月初，他最后一次對學校作巡視檢查，見全校人員與設備財產都已撤之一空，十分高興，只有農學院牧場供教學實驗用的良種家禽家畜雞、鴨、豬、犬、牛、羊等，尚留下許多。羅家倫就宣布由牧場職工自行處理，只要不落入日寇手中就行。然而，讓他沒有想到的是，農學院牧場的工作人員，以保衛國家的財富，保護國家未來科學發展的物質基礎為己任，冒著敵人的炮火，爬山涉水，餐風宿露，歷經千山萬水與千難萬險，歷時一年，終于在1938年11月到達重慶，回到已經復校一年的中央大學。中央大學師生聞之欣喜若狂，一齊涌到校門口，夾道歡迎這些歷經風霜險難的職工與雞、鴨、豬、馬、牛、羊。中央大學內遷徹底干凈，連一雞一鴨也沒留給日寇。這就是抗戰史上著名的中央大學的“雞犬不留”。
高校內遷運動不僅使中國的高等教育沒有被摧毀、被中斷、被敵利用，而且保存了高教實力，收聚了師資與各種人才，并不斷發展壯大。據1946年國民政府統計資料記載，在八年抗戰期間，全國高等學校的院校數、教職員人數、學生數與歲出教育經費數，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長。其中院校數1945年比1936年增加33所，上升30.5％；教員數1945年比1936年增加3341人，上升44％；學生數1945年比1936年增加38724人，上升92％。很明顯，其中內遷高校的發展與增長占有最主要的成份。
內遷高校不僅在辦學規模與招生數量上有了擴大，而且為適應抗戰人才的需要，開辦或加辦了不少新系科與研究所。如金陵大學增設了電化教育、農業、汽車等系科；朝陽學院增設了司法專修科；中央政校新增了蒙、藏、印等語文專修科；復旦大學增設了職業教育、法律、數理等系科；西南聯大增設了師范學院、教育系、哲學心理系、航空工程學系等，到1941年已發展為擁有9個學院、28個系、兩個專修科、一個先修班的著名綜合性大學；浙江大學內遷后，增設了師范學院、文科研究所、理科研究所、工科研究所、農科研究所等，從800名學生增加到2500多名學生，增加兩倍有余。在整個抗戰期間，大后方各高校培養出畢業生累計達77600余人，其中絕大多數是由內遷各高校培養的，不僅為抗戰與戰后建設輸送了大量人才，還培養出像楊振寧、李政道那樣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獲得諾貝爾獎的科學家。1942年7月，西南聯大理學院畢業90名學生，后來有一半成為知名的科學家，其中李士諤等12人成為中國科學院的院士，在中國教育史乃至世界教育史上創下了獨一無二的奇跡。內遷高校在抗日戰爭那樣艱難困苦的環境下，得到如此的發展與提高，不能不說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中的一項巨大成績。
堅持在淪陷區的戰斗
因各種原因未能內撤、被迫滯留在淪陷區的知識分子，則始終如一地堅守民族氣節。如南京中央大學教授、著名的紅樓夢研究專家王瀣，在日軍攻占南京時，以衰病之身，未及撤離，此后數年家境困難，以至不能舉炊。但當日偽當局籌辦偽中央大學，派人脅迫與以高薪誘惑他去任教授時，老人斷然拒絕，說：“余以行將就木之人，可以舍我矣，實不敢見張邦昌、劉豫喪權辱國之舉”。1944年8月5日，王瀣終于在貧病中去世，終年74歲。
還有一些在淪陷區的知識分子，則投入殺敵報國的血與火的斗爭中去。如在淪陷后的天津與北平，有一些大中學生，都是些十六七歲到二十一二歲的熱血青年，其中許多人出身豪門，是大官僚、大富商甚至是大漢奸的子女或親屬。雖出身各異，但都有一顆愛國心，在民族危亡之際，違背家族原則，秘密成立“抗日殺奸團”。數年間，成員前后有五六百人，義無反顧地投入短兵相接的城市抗日武裝斗爭：火燒日軍倉庫，爆炸日偽公司和電影院，燒毀日軍專用的公共汽車，特別是組織實施了多起暗殺大漢奸的行動，成功暗殺了偽天津商會會長王竹林、偽華北聯合準備銀行天津分行經理程錫庚、偽北平《新民報》編輯主任吳菊癡等，擊傷偽天津市教育局局長陶尚銘、偽華北教育總署署長方宗鰲以及漢奸作家周作人等，功勛卓著，名震一時。他們中有的人被日偽抓捕后，在獄中經受了種種酷刑，堅貞不屈，戰斗到最后一刻，拒不投降，壯烈犧牲。
無數的抗戰往事，都證明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大多數人，是中華民族中最具有愛國思想與愛國傳統的社會群體。在民族危亡的關頭，他們以自己的鮮血顯示了中華民族不屈的斗志和犧牲精神。
毋庸諱言，知識分子中也出了如江亢虎、周作人、胡蘭成等極少數敗類，出賣國格與人格，認賊作父，做了漢奸。但這并不能代表中國知識分子的主流。中國的知識分子在抗日戰爭的血風腥雨中，絕大多數人都經受了考驗，譜寫了一曲曲響徹云霄的愛國主義與英雄主義戰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