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路上某日，余天云因坐騎馬肚帶松了，于馬上摔下。余大怒，一槍斃了馬夫。為教育余，張國燾革其軍長職務，并調紅大學習。1936年4月上旬，紅大進駐丹巴縣西北革什扎河邊的大桑地區(qū)。余天云趁過丹巴馬河時跳河自殺。
胡奇才將軍認為余天云是位很能打仗的軍事干才，戰(zhàn)功卓著，為人耿直，敢說敢當，但個性強，脾氣急躁，常沖撞張國燾。余天云自殺是張國燾迫害所致。當時已負傷的余天云不滿張國燾對他的處置，過丹巴馬河鐵索橋時，就勢從擔架上往橋下一滾，掉下了滔滔急流。而任榮則認為，余天云軍閥作風嚴重，自食其果。張國燾很多事情不對，但這件事并沒有處理錯。
胡炳云將軍長征過草地第一次見許世友軍長，差一點被殺。當時師長叫胡集合部隊，集合好后胡向師長報告。師長正與一位黑矮個子談話。胡跑到跟前。黑矮個見到陌生人，眼睛一瞪，伸手就拔槍。胡拔腿就跑。后師長告訴胡炳云，黑矮個是許世友軍長，把你當成奸細了，幸虧你跑得快，不然小命就沒了。
許世友的酒量聞名紅四方面軍，一碗酒端起來兩三口就喝光，每喝必醉。他對自己在少林寺那段經歷從不隱諱，常說：“我是吃肉喝酒的和尚。”胡奇才回憶說，長征前夕，許世友任九軍副軍長兼二十五師師長，他常在防地清江渡盡地主之誼，分別邀請兄弟部隊將領喝酒。
紅四師師長洪超1934年才25歲，很能打仗，就是工作方法有些簡單。王平曾回憶說：“長征出發(fā)前，洪超師長打電話讓我們派人去領槍，我向他報告說，團里每個戰(zhàn)士都扛兩條槍了，現(xiàn)有的槍都背不完，還領槍干什么？他說，你就派一個排來，能背多少就背多少。我說，部隊馬上就要出發(fā)了，派個排去怕趕不回來。這么一說，洪超師長火了，在電話里罵起來，并說要槍斃我。黃克誠政委在他旁邊把電話接過去，問清了我們的情況才算了事。”
女性
毛澤東夫人賀子珍在長征途中沒有與他一道行軍。當時紅軍規(guī)定極嚴，夫婦不能在一起。參加長征的紅一方面軍中有30名婦女干部，女護士和女勤務兵寥寥無幾，30名女干部中無一人在長征中犧牲。但并非其他各軍都是如此。紅四方面軍就有2000名婦女，還組成一個婦女獨立團，該團在長征中曾經歷了一些殊死的戰(zhàn)斗。
賀子珍由于懷孕，便與大多數(shù)婦女一起被分配在休養(yǎng)連。她只有在周末或在駐軍休整的幾天里才與毛澤東見面，而這種休整在初期是極少的。從井岡山時期以來，“星期六晚上見面”的規(guī)定一直在執(zhí)行。若遇丈夫有病，妻子需要照顧丈夫，則可以例外。除此之外，這一規(guī)定在長征中從來沒有改變過。
剛過赤水河以后的一天晚上9時，在傅連暲醫(yī)生的看護下，賀子珍生下一個女孩，這是她生的第四個孩子。當時國民黨正在追趕紅軍，毛和紅軍總部凌晨4時就要撤離，因此無法作出照料嬰兒的適當安排，也不可能把孩子帶著一起長征。孩子生下來幾小時后就從賀子珍那里抱走，也沒來得及給孩子起個名字，只用一塊黑布把孩子裹著，連同一二十塊銀元托付給一對農民夫婦撫養(yǎng)。以后再也沒有打聽到那個女孩的下落。
賀子珍在赤水河渡口附近生完孩子后，又回到休養(yǎng)連。當她所在的隊伍抵達云貴邊界上的盤縣羊場時，遇到了敵人的空襲。“快！”賀子珍喊道，“快把傷員隱蔽起來。”大家還沒有來得及行動，一架飛機就俯沖下來，投下了一串小炸彈，并用機槍向人群掃射。好幾個擔架員被打死了。賀子珍看見一名受傷的干部正努力從擔架上往外爬。他是在婁山關受傷的團政委鐘赤兵。當那架飛機返回來再次攻擊時，賀子珍撲倒在他身上，一枚炸彈的彈片使她十七處負傷，包括頭部的一處重傷，她倒在血泊之中。她一連昏迷了好幾天。醒來后，她告訴護士不要讓毛知道她負了傷。她說：“他很忙，我不想讓他操心。”她要求醫(yī)生把她留在一個農民的茅棚里養(yǎng)傷。醫(yī)生不同意，用擔架抬著她上路，有時走到難行之處就背著她走。
有關婦女的規(guī)定有一個例外，即為朱德及其23歲的妻子康克清。在長征中，他們幾乎一天沒分開過。因為康克清是戰(zhàn)士、優(yōu)秀的射擊手，身帶兩支手槍和一支毛瑟槍。有時她肩扛三四支步槍，以幫助勞累的戰(zhàn)士。像大多數(shù)婦女一樣，她分到了一匹馬，但她很少騎。她背著額外的槍支徒步行軍。
康克清任紅軍總司令部直屬隊的政治委員，長征中她不僅背著手槍、皮包、軍用地圖、糧食等物，并且背自己的包袱毯子。她身體的強健，吃苦的精神，堪稱軍中女杰。在后河岸邊，楊定華曾見她將自己背著的皮包按于膝上，親自擬寫直屬隊渡河程序的命令。
長征結束后，康克清曾對海倫·斯諾說，長征并不十分艱難，“就像每天出去散散步一樣”。
紅軍一路上不時停下來，收割農民遺棄在田野中的青稞，收割時朱德總是打頭陣。隨軍工作的康克清等婦女們，也參加這種割麥勞動，她肩上至少背著一支槍和背包，手不停地揮動鐮刀，毫不比她丈夫遜色。
在出草地的第三天過后河的時候，鄧穎超正在患病。因河闊約10丈，深達3尺，所以部隊都停滯于河邊，鄧坐的擔架自然也停于密集隊伍之中。有不少中下級軍官都去看她，她喘息著向圍著她的軍官們說：“同志們，大家手牽著手過才好呀，這是過草地最后的困難了。”戰(zhàn)士們聽到她的話無不動容，提高了渡河的勇氣。
長征中，蔡暢身著紅軍制服，腳蹬草鞋，腰帶上掛著一支手槍，風姿綽約。紅軍戰(zhàn)士們看到她齊聲喊道：“大姐，給我們唱支歌吧！”蔡暢笑著問：“唱什么呢？”“唱《馬賽曲》。”蔡暢回答：“好吧！別喊了，我給你們唱。”楊定華回憶說，當時雖然聽不懂歌詞，但大家都受到了感染和鼓舞。
蔡暢對于長征沒有任何怨言。正如李伯釗所說，她意志堅強，給她備了一匹馬，但她很少騎，而是讓給傷病員騎，她認為他們更需要馬。那時，她24歲，身材纖瘦，但她翻越了五嶺，她和劉英一道行軍，也像劉英一樣，不僅翻越了五嶺，并且在漫長的二萬五千里崎嶇道路上進行宣傳鼓動，提高長征戰(zhàn)士們的士氣。康克清把蔡暢講的故事和笑話稱為“精神食糧”。
楊尚昆的夫人李伯釗個子矮小，美麗活潑。過湘江有困難，因為個子不高，江水可能會漫過她的頭頂，無法趟水過江。劉伯承看到了，急忙讓她揪住他的騾子尾巴過江。
李伯釗對懋功有著一段辛酸的記憶。那里有一位19 歲美麗活潑的叫廄香的女子找她要求加入紅軍。她叫李伯釗“大姐”，懇求讓她參加紅軍。當時的紀律很嚴，規(guī)定不再吸收婦女。廄香態(tài)度十分堅決，晚上就睡在宣傳部辦公室的地板上。李伯釗去找李富春（蔡暢的丈夫）。她說這個姑娘無父無母，非常窮，堅決要求參加紅軍。在李伯釗的請求下允許讓這個姑娘留下。廄香在隊伍里幫著背東西，能在沒有食物的地方找到食物。她性格爽朗、活潑，為李伯釗及其助手們做了不少烙餅和其他好吃的東西。但她在過草地時在荒野里迷了路，再也沒有回來。
張琴秋負責指揮紅四方面軍的婦女團。她的丈夫陳昌浩是四方面軍的政委。她也生過一個孩子，留下來給了別人。青年團領導人何克全（凱豐）的妻子廖似光也是如此。他們把孩子留在一戶農民家里。起初，這家農民不愿收養(yǎng)。最后還是被說通了。
紅六軍團軍團長蕭克的漂亮妻子1936年初懷孕了。當時六軍團正在前往同第四方面軍會合的途中。7月初部隊正過草地，專門為她圍出3米見方的一塊露天地，四面的“墻”約有1.5米高。她在那里生了一個男孩。蕭克回憶道：“當時生得還相當順利。一兩天后她又騎馬行軍了。”她和孩子平安地到達了延安。孩子成了有名的“草地嬰兒”。1936年底孩子被送到湖南常德附近的祖母家里。后來死于日本人發(fā)動的細菌戰(zhàn)中，當?shù)厮勒叨噙_1萬余人。
紅九軍軍長羅炳輝的妻子張明秀隨他一起參加了長征，是參加長征的纏足女子（自幼纏足）。張明秀用她這雙傷殘的（小）腳走完了二萬五千里路程。這比男人所面臨的所有考驗都更為嚴峻。此外，她還懷了孕，在長征途中生了個孩子。
當時在胡耀邦身邊工作的肖月華長得并不漂亮，但她賢惠壯實，便成了李德的“出征夫人”。在紅軍控制蘇區(qū)期間，他們一直住在一起。長征開始后，她像大多數(shù)婦女一樣，被送往休養(yǎng)連。肖月華和李德都不識時務。他們不僅自己吵架，肖月華還與周圍的女同志吵架。周恩來的夫人鄧穎超和康克清等人費神費力，平息風波，但都無濟于事。肖月華隨李德到延安后生了個兒子，長得挺黑，毛澤東開玩笑說：“這可無法證實日耳曼民族優(yōu)越的理論了。”
女紅軍危秀英回憶說，紅軍長征中，她與一位年輕戰(zhàn)士趟水過河時，竟引起戰(zhàn)士的驚慌。這位戰(zhàn)士喊道：“你受傷了嗎?”危秀英馬上意識到，他看到了她的月經排血，而不知道婦女還來月經。據(jù)傅連暲大夫估計，紅軍戰(zhàn)士中約54%的戰(zhàn)士都在24歲以下。99%的人未曾有過性生活的經歷。
紅軍開始長征前夕，劉英只有26歲，不到1.5米高，嬌小瘦弱，雙眼奇大，如“洋布娃娃”。海倫·斯諾曾言：“無法想象劉英在長征途中是怎么沒被大風刮走的？”后來劉英與洛甫結婚時，亦如是說。
長征途中，男女紅軍還有一種志同道合和患難與共的精神。身材嬌小的劉英（當時尚未與洛甫結婚）說，男男女女在一起工作，根本沒有兩性那種感情。“有時，”劉英說，“我們差不多有一年的時間在一起生活，有時在同一張床上睡覺。我們都不脫衣服。敵人離得那么近，我們又是那么累。我們找不到睡覺的門板，精疲力竭地一頭倒在草堆上便睡著了。”
1936年9月，劉伯承與汪榮華于甘南休整期間結婚。地點在成縣境內清源河畔的曲子鎮(zhèn)，婚禮簡單樸實。汪榮華1935年6月中旬一、四方面軍于懋功會師時與劉伯承相識。劉伯承與汪榮華婚后不到一周，于行軍途中遇敵機空襲，倆人剛臥倒，一炸彈于身邊爆炸，劉臀部負傷，汪小腿亦負傷。當時汪見劉傷重，心中焦急，劉安慰她說：“負傷沒啥，革命哪有不流血的！”
李堅貞，在長征中任總衛(wèi)生部干部休養(yǎng)連的指導員。此外尚有許多女醫(yī)生及無線電臺的女話務員，都與一般戰(zhàn)士共同甘苦，行起軍來疾走如飛。但在后河岸邊卻有個別的女紅軍不得不求援于男人牽著手才敢渡河，據(jù)她們說這是破題兒第一次。然而她們從來不甘落于人后，仍都隨著隊伍渡過后河。
對危秀英來說，爬雪山和過草地是長征中最艱難的時刻。她說：“過雪山后，我便不來月經了，許多的婦女都是如此。”
像紅軍中其他人一樣，危秀英在進入草地之前就準備好了糧食。但糧食不夠吃。她揀了些可食用的植物，吃炒過的青稞麥粒。她和她的朋友們用手從火里直接取出燒好的青稞粒。很快她們的臉也變黑了。危回憶道：“我們大家都長了胡須。”
危秀英過草地時搭救了好幾個女同伴的性命。那天，她去給藏族婦女做宣傳工作，回來時，發(fā)現(xiàn)同屋的伙伴給她留下一些蘑菇湯，她嘗了一口就放下了，味道太苦了。她發(fā)現(xiàn)，她的同志們全都躺在地上，好像都已睡下了，她大聲地嚷道：“往里點，給我讓個地方。”可是，她們睜大著眼睛，看著她，誰也不說話，也不能動彈，她們全都癱在那里。她趕快取來冷水，潑在她們身上，使勁搖晃她們，她們終于醒過來了。她責怪她們說：“你們可真是好同志，把蘑菇都吃光了，只給我留下點苦湯！”她哪里知道，就是那些蘑菇使她們癱倒了。
長征快到甘孜的某日夜，張國燾貼身交通隊少數(shù)人，伙同幾個彩號，闖進工兵營住所，圖謀不軌。羅榮桓的夫人林月琴當時任工兵營營長，她果斷向女兵們下令：“把他們轟出去！”紅軍女戰(zhàn)士們奮起自衛(wèi)，一時間，運送物資、彩號的拐杖都成了武器，結果，那些家伙被打跑了。張國燾聞此事不悅地說：“這還了得。”下令撤消林月琴營長職務。
林月琴回憶說，工兵營的女紅軍下了雪山后，大部分都得了雪盲癥，眼睛紅腫，什么也看不見了。第二天行軍，大家只好一手拄棍，一手搭在前面同志的背簍上，排成一路縱隊，在漫天風雪中，緩緩向前移動。
彭素在長征中任紅四方面軍紅軍總醫(yī)院司藥主任。1936年夏二過草地時，不幸得了傷寒，口腔出血，大便帶血，一連幾天昏迷不醒，后被送到附近一戶老鄉(xiāng)家。某日，有兩位被俘國民黨軍醫(yī)官來勸她：“彭主任，部隊馬上要二過草地了，這可是兇多吉少啊！你年齡小，又是女的，還是暫時留下與我們一起另找出路吧！”彭素硬撐起病體怒問：“你們這是什么意思？”兩醫(yī)官溜之。
（未完待續(x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