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泉會長在五屆二次常務理事會上
1937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在陜北洛川召開政治局會議，決定在敵后放手發動群眾，開展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爭，配合正面戰場，開辟敵后戰場，建立抗日根據地。新四軍建立的華中抗日根據地，是抗日武裝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家”，是八路軍、新四軍最重要的生命線。包括華中在內的抗日根據地，不僅為贏得抗日民族解放戰爭的勝利，也為奪取國內革命戰爭的勝利提供了條件；抗日根據地是建設新中國的基礎，為建立新中國提供了寶貴的資源、經驗和人才；抗日根據地在血與火的錘煉中培養的優良黨風、政風和民風，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有益借鑒。
華中抗日根據地的創建與發展
華中地區物產豐富，人口眾多，交通發達，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都具有重要價值，是日、頑、我三方必爭之地。華中是聯系華北、華南的樞紐。有了華中，就在戰略上贏得了更廣闊的回旋余地，可形成華北、華中兩大戰略區互相支援的局面。抗日戰爭時期，在中共中央和各級黨組織領導下，新四軍在華中地區先后創建了蘇中、淮南、蘇北、淮北、鄂豫邊、蘇南、皖江、浙東等8塊抗日根據地。這些根據地位于中國最富饒的中東部，涉及蘇、浙、皖、贛、鄂、豫、湘7省，面積約25.3萬平方公里，人口約3420萬。
蘇中抗日民主根據地的創建與發展
根據地由新四軍挺進縱隊進入后開辟，由第一師部隊鞏固和擴大。它位于江蘇中部，東瀕黃海，西至運河，北至淮安、大岡、斗龍港一線，南臨長江。1939年1月，挺進縱隊過江后，立即開展地方工作，5月成立了蘇北工委；7月蘇北工委改為蘇北臨時特委，書記惠浴宇；九十月間正式成立蘇北特委，書記韋一平。1940年8月，新四軍挺進縱隊進駐黃橋后，建立以黃橋為中心的根據地，地方黨和部隊民運工作隊進行了建立政權的工作。8月，成立了由管文蔚負責的通（南通）如（皋）靖（江）泰（興）臨時行政委員會。9月，成立了蘇北區黨委，書記陳毅。還分別成立了泰興和如皋中心縣委。11月，在海安召開了臨時參議會，選舉韓國鈞為名譽參議長，黃逸峰為參議長；選舉了蘇北臨時行政委員會，主任管文蔚。各縣、區普遍建立了民主政權。皖南事變后，新四軍在鹽城重建新軍部，蘇北指揮部所屬部隊編為新四軍第一師。1941年3月中旬，中原局決定，第一師活動地區定名為蘇中區。蘇北區黨委改為蘇中區黨委，書記劉炎，下轄4個地委。4月，蘇北臨時行政委員會改為蘇中行政委員會，管文蔚任行政委員會主任兼行政公署主任，下轄3個行政區專員公署和一個特區行政公署。為堅持和鞏固蘇中抗日根據地，1942年4月15日，蘇中區召開了黨政軍擴大會議，討論通過了關于根據地建設的決議，確定1942年的中心任務是將蘇中建成鞏固的抗日根據地。1943年，蘇中四分區進行了艱苦的反清鄉斗爭。1944年3月起，蘇中部隊舉行反攻。1944年底，粟裕率部南下蘇浙皖邊，葉飛任蘇中區委書記、蘇中軍區司令員。1945年3月，葉飛率部南下后，管文蔚任蘇中軍區司令員，政治委員陳丕顯，行署主任季方。至此，蘇中抗日根據地轄18個縣級政權，面積約2.3萬平方公里，人口約825萬。
淮南抗日民主根據地的創建與發展
根據地由新四軍第四、第五支隊開辟、創建，位于津浦鐵路蚌埠至浦口段之兩側，南臨長江，北到淮河，西抵淮南鐵路，東至高郵湖、運河。1938年4月，新四軍第四支隊進至舒城、無為、桐城、廬江地區。4月，長江局派彭康到皖西六安成立了安徽省工委。工委派出40多個工作團，在皖中、皖東一帶動員民眾抗日，恢復發展黨組織，組建武裝力量，并初步開展了皖東敵后抗日游擊戰爭。1939年4月下旬，中原局將中共皖東工委改為蘇皖省委，書記劉順元。5月7日，葉挺在廬江東湯池成立以張云逸為指揮的新四軍江北指揮部。7月，第四、第五支隊分別東進，開赴津浦路東、路西地區。經過兩個月連續作戰，第四支隊開辟了以定遠東南藕塘為中心的淮南津浦路西游擊根據地。第五支隊開辟了以來安東北半塔集為中心的淮南津浦路東游擊根據地。這年初，中原局決定撤銷安徽省工委，成立鄂豫皖區黨委，鄭位三任書記。12月初，中原局書記劉少奇到達皖東定遠縣境新四軍江北指揮部，召開了3次中原局會議，確定了黨和軍隊都要加強地方工作，發動群眾，擴大武裝，建設根據地的方針。經過3個多月的努力，皖東各地普遍建立了游擊隊，第四、第五支隊也由剛來的5000多人發展到萬余人。1940年1月，中原局決定撤銷皖東省委，成立津浦路東省委和津浦路西省委，路東省委書記張勁夫（后方毅、劉順元），路西省委書記劉順元（后彭康）。3月，定遠、半塔反頑戰役勝利后，皖東地區先后建立皖東津浦路東、路西各縣聯防辦事處，賀希明、黃巖分任辦事處主任。還成立了兩個聯防司令部。各級黨政軍領導機關建立后，立即進行發動群眾和建立根據地的工作。皖南事變后，新四軍重建軍部，統一整編華中部隊，新四軍江北指揮部所屬部隊改編為新四軍第二師，之后，進行了緊張的反掃蕩和反頑作戰。5月，路東、路西兩個省委分別改稱路東、路西區黨委。1942年1月，皖東聯防辦事處改稱淮南蘇皖邊區行政公署，主任方毅。1942年，根據華中局指示，原淮南津浦路西、路東兩個區黨委合并，組成淮南區黨委，書記鄭位三（后譚震林）。同時，將淮南路東、路西兩個行政公署合并成立淮南行政公署，主任方毅。淮南區黨委、行署的成立，使路東、路西區領導完全統一，直至抗日戰爭勝利結束。1943年2月，成立淮南軍區，由第二師師部兼軍區領導機關。師長羅炳輝兼軍區司令員，師政治委員譚震林兼軍區政治委員。由此，淮南抗日根據地形成。該根據地轄18個縣級政權，面積約4萬多平方公里，人口330余萬。
蘇北抗日民主根據地的創建與發展
根據地由八路軍第五縱隊和蘇北地方黨共同開辟，包括淮（陰）海（州）、鹽（城）阜（寧）兩個地區。它北靠隴海路，與山東濱海、魯南地區相連；南至淮安、大岡、斗龍港一線，與蘇中區銜接；東臨黃海；西以運河、洪澤湖為界，與淮北區接壤。山東分局和八路軍山東縱隊決定于1938年12月成立隴海南進游擊支隊，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鐘輝，并為蘇皖特區軍政委員會書記。1939年初，蘇皖特委在蘇北地區恢復發展黨組織，組建了東（海）灌（云）沭（陽）、淮（陰）淮（安）漣（水）泗（陽）中心縣委，1939年6月，蘇皖邊區黨委在洪澤湖西岸半城鎮成立，書記金明，統一領導皖東北、邳睢銅、蘇北淮海、鹽阜等地區黨的工作。9月10日，隴海路南的皖北和蘇北地區劃歸中原局領導。隴海南進支隊組成后，進行了多次戰斗，初步打開了蘇北局面。為發展蘇北，黃克誠第五縱隊于1940年8月東進淮海、鹽阜，創建蘇北抗日根據地，配合與策應南線部隊作戰。10月10日，第五縱隊第一支隊與蘇北指揮部一部會師于鹽城南白駒、劉莊間的獅子口，使蘇中與蘇北連成一片。至此，我軍完全開辟、控制了蘇北的淮海、鹽阜區。1941年2月，八路軍第五縱隊改編為新四軍第三師。5月，蘇皖區黨委改稱淮海區黨委，書記金明。3月，成立蘇北淮海軍區，司令員覃健，政治委員金明。9月，成立蘇北鹽阜軍區，司令員洪學智。1942年3月，成立淮海區行政公署，主任李一氓。9月，成立鹽阜區行政公署，主任曹荻秋。11月，蘇北區黨委成立，淮海區黨委改為淮海地委。成立蘇北軍區，第三師師部兼軍區機關，鹽阜、淮海軍區改為軍分區。黨政軍領導機構建立后，蘇北抗日根據地正式形成。到抗戰結束時，蘇北抗日根據地轄20個縣級政權，面積約2.3萬平方公里，人口360余萬。
抗日根據地反掃蕩中的瞭望哨
淮北抗日民主根據地的創建與發展
根據地由新四軍第六支隊開辟。它位于隴海路以南，平漢路以東，淮河以北，運河、洪澤湖以西。以津浦路為界，分為路東、路西兩個區，路西稱豫皖蘇，路東稱皖東北。豫皖蘇地區，東起津浦路，西達新黃河，南至淮河，北迄隴海路。它是向東挺進蘇北、向西連接中原的前進陣地。1938年9月末，河南省委軍事部部長彭雪楓率373人的游擊支隊從竹溝出發東進，與新四軍的其他部隊合編為新四軍游擊支隊，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彭雪楓。1939年初，游擊支隊東進，開辟商丘、亳縣、永城、蕭縣、宿縣地區，建立了以蕭、宿、永、夏為中心的豫皖蘇平原游擊根據地。11月6日，中原局書記劉少奇路經豫皖蘇邊，對根據地政權建設作了重要指示。下旬，成立了豫皖蘇邊區民主政權——豫皖蘇邊區聯防委員會，主任吳芝圃。轄4個縣政府和5個辦事處。到年底，以蕭、宿、永、夏地區為中心，擴大到10個縣范圍的豫皖蘇邊根據地創立。1940年2月，游擊支隊改稱第六支隊。6月，八路軍黃克誠部南下豫皖蘇，與第六支隊合編為八路軍第四縱隊，司令員彭雪楓，政治委員黃克誠。8月，黃克誠率第五縱隊挺進蘇北。1941年1月，皖南事變后，八路軍第四縱隊改編為新四軍第四師，師長兼政治委員彭雪楓。蔣介石以優勢兵力向豫皖蘇邊根據地和新四軍第四師大舉進犯，我軍雖經三個月的英勇作戰，豫皖蘇根據地仍大部喪失。新四軍第四師轉移到津浦路東皖東北根據地。皖東北地區，西起津浦路，東至運河，北起隴海路，南達淮河，地處隴海、津浦之交。這里是張愛萍率領的新四軍第六支隊第四總隊和八路軍蘇魯豫支隊、南進支隊合力開辟的抗日根據地。1941年5月，鄧子恢與彭雪楓一起，大力進行根據地建設工作，開辟了泗（縣）五（河）靈（璧）鳳（陽）抗日根據地。5月初，華中局決定成立皖東北區黨委，書記劉子久。8月，淮北蘇皖邊區黨委和淮北蘇皖邊區行政公署成立，劉子久（后鄧子恢）任區黨委書記，劉瑞龍任行政公署主任。1942年11月，淮北軍區成立，彭雪楓兼任司令員。1944年8月，彭雪楓率第四師主力西進，收復了原豫皖蘇邊失地。至抗日戰爭勝利時，根據地共轄3個專員公署和28個縣級政權，面積4萬余平方公里，人口600余萬。
鄂豫邊抗日民主根據地的創建與發展
根據地由新四軍第五師及其前身和地方黨共同開辟、創建，位于湖北、河南、安徽、湖南、江西5省邊界地區，東起安徽宿松，西至湖北宜昌，北接河南舞陽，南抵湖南洞庭湖畔。1938年6月，中共湖北省臨時省委改為湖北省委，郭述申任書記。他積極動員全省黨和群眾大力開展游擊戰爭。1939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中原局派豫南省委軍事部部長李先念，率領竹溝留守處一個中隊，組成新四軍獨立游擊大隊（對外稱支隊）南下。11月中旬，成立豫鄂邊區黨委，書記鄭位三（未到職），代理書記陳少敏。同時，把豫南、鄂中、鄂東地區的部隊，統一整編為新四軍豫鄂挺進支隊，不久又改稱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司令員李先念，政治委員朱理治。1940年3月，豫鄂邊區憲政促進總會成立，主席陶鑄。這是過渡時期的邊區政權領導機關，負責指導基層政權建設。至9月，豫鄂邊區軍政聯合辦事處成立，主任許子威。共建立了12個縣級政權。至此，鄂豫邊抗日根據地形成。1941年2月，豫鄂挺進縱隊改編為新四軍第五師，李先念任師長兼政治委員。4月，豫鄂邊區行政公署成立，主席許子威。1944年10月，豫鄂邊區改為鄂豫皖湘贛邊區。同時，成立了鄂豫皖湘贛軍區，由第五師師部兼軍區領導機關，師長兼政治委員李先念兼軍區司令員和政治委員。抗戰勝利時，鄂豫邊抗日根據地轄39個縣級政權，面積約9萬多平方公里，人口1000余萬。
蘇南抗日民主根據地的創建與發展
蘇南地區，是陳毅、張鼎丞、粟裕等率領的新四軍先遣支隊及第一、第二支隊東進以后，最早開辟的一塊抗日根據地。根據地包括蘇南、浙西兩個地區，位于南京、上海、杭州之間的長江三角洲，西起寧（南京）蕪（湖），東至淞滬，北瀕長江，南抵天目山麓、蘇浙皖邊界。1938年4月28日，新四軍先遣支隊從皖南出發，5月到達蘇南。6月12日，陳毅率領第一支隊到達溧陽竹簀橋，展開于溧（水）武（進）公路以北，寧（南京）杭（州）公路以東的鎮（江）、句（容）、丹（陽）、金（壇）地區。7月，第二支隊進入江南蘇皖邊，展開于寧（南京）蕪（湖）鐵路以東，寧杭公路以西的江（寧）、當（涂）、溧（水）、高（淳）地區。我軍進入后，積極進行了創建抗日根據地的工作。7月，在新四軍第一支隊活動區，成立了蘇南特委，書記吳仲超；在新四軍第二支隊活動區成立了蘇皖特委，書記譚啟龍。丹陽、句容、溧水等地陸續建立了第一批黨支部。7月7日，成立了鎮句金丹4縣抗敵自衛委員會，主任紀振綱。8月，在第二支隊活動地區成立了抗敵自衛委員會，主任葉文明，還組織了抗戰動員委員會。到年底，我軍創建了以茅山為中心的蘇南根據地。1939年5月初，第一支隊派葉飛率第六團向無錫、蘇州、常熟、太倉地區挺進，創建了東路根據地。11月，第一、第二支隊領導機關合并。11月7日，在溧陽水西村成立了江南指揮部。同月，又成立了蘇皖區黨委，后稱蘇南區黨委，書記吳仲超，統一領導蘇南、蘇皖邊、丹北及蘇北（蘇中）部分地區。1940年7月8日，粟裕率江南指揮部及第二團等主力北渡進入蘇中。蘇南地區形成茅山和東路兩塊抗日根據地，由江南指揮部統一領導。1941年3月，蘇南部隊編為新四軍第六師，譚震林任師長兼政治委員。以在茅山地區的部隊編為第十六旅，堅持茅山及太滆地區的斗爭。以在東路地區的部隊編為第十八旅，堅持蘇常太和澄錫虞地區的斗爭，另設兩個保安司令部。這時，蘇南地區進入艱苦堅持時期。為適應斗爭形勢，蘇皖區黨委于3月將寧滬鐵路以南地區重新調整，成立了4個特委。4月，華中局決定，成立江南行政委員會，主任何克希。1942年，蘇皖區黨委加強了根據地建設，華中局派江渭清回蘇南，任黨委書記兼第十六旅政治委員。1943年3月，蘇南行政公署成立，主任江渭清。1945年1月中旬，粟裕率蘇中部隊南下到達蘇浙邊長興地區，與第十六旅會合。1月13日，在長興縣槐花磡成立了新四軍蘇浙軍區，司令員粟裕，政治委員譚震林（未到職），統一指揮蘇南、浙西、浙東三個地區的黨政軍工作。這年春，成立了浙西區黨委，書記金明。7月，華中局決定，合并蘇南、浙西兩區，成立蘇浙區黨委，書記粟裕。這時，蘇南抗日根據地轄19個縣級政權，面積約1萬平方公里。
皖江抗日民主根據地的創建與發展
根據地由新四軍第三支隊挺進團、無為游擊縱隊和皖南事變突圍到江北的部隊組成的第七師開辟、創建，包括皖南和皖中。皖南事變前，新四軍第三支隊在駐區銅陵一帶建立了一小塊游擊根據地。皖南事變后，活動在皖中無為地區的游擊縱隊、原第三支隊挺進團以及皖南突圍部隊組成第七師，師長張鼎丞（未到職），政治委員曾希圣。擔負東起江浦、宣城，西至鄂皖邊，南迄青陽、績溪，北至合肥、全椒地區的抗日任務，到1942年初，根據地初步鞏固。4月27日，華中局成立鄂皖贛區黨委，也稱皖中區黨委，書記何偉。7月，皖中行政公署于無為成立，主任呂惠生。10月，成立皖中無為聯防司令部，司令員呂惠生，政治委員李步新。1943年3月，為實行一元化領導，皖鄂贛區黨委改為皖江區黨委，曾希圣任書記。同月，皖江軍區成立，第七師師部兼軍區機關；皖中行政公署改為皖江行政公署，主任呂惠生。到1945年8月，皖江抗日根據地擁有3個專區和16個縣級政權，面積約1.4萬平方公里，人口250余萬。
浙東抗日民主根據地的創建與發展
根據地包括浦東、三北（余姚、慈溪、鎮海3縣姚江以北）、會稽、四明4個行政區。浦東是浙東抗日武裝的發源地。1938年初，中共江蘇省委派陳方舟（又名陳靜）到浦東，組織浦東工委，不久又派金子明（王大中）接任工委書記。通過統戰關系，取得國民黨第三戰區淞滬游擊隊第五支隊的番號，支隊長連柏生，初步開辟了以南匯為中心的浦東游擊區。1940年秋，浦東工委改屬蘇南東路特委領導，部隊也劃歸“江抗”東路指揮部指揮。1941年5月，浦東工委決定，浦東第五支隊分批向浙東三北地區發展。到10月，在三北地區成立了政權性的辦事處。同時，以一部向姚江南岸發展，在浙東敵后初步站住了腳。1942年5月，華中局派譚啟龍率100多人進入浙東。7月，華中局又派何克希、劉亨云、張文碧等一批軍政干部到達浙東，與譚啟龍會合。同月，在三北地區成立了中共浙東區委，書記譚啟龍；8月，成立三北游擊司令部，司令員何克希，政治委員譚啟龍。10月初，第三、第五支隊進入四明山。從浦東部隊南渡到1943年夏，我軍通過武裝斗爭、統戰工作和群眾工作，創建了浙東抗日根據地。1944年1月，部隊改編為新四軍浙東游擊縱隊，司令員何克希，政治委員譚啟龍。1月15日，成立了浙東敵后臨時行政委員會，主任連柏生。1945年1月，成立浙東行政公署，主任連柏生。浙東游擊縱隊改稱蘇浙軍區第二縱隊。6月7日至20日，浙東主力部隊進行反頑作戰，使四明山、三北、會稽3塊抗日根據地連成一片。浙東抗日民主根據地，共轄4個專區和16個縣級政權，面積約1.4萬平方公里，人口228萬。
抗日戰爭勝利后，新四軍江南部隊北撤，蘇中、淮南、蘇北、淮北抗日根據地連成一片，形成地域廣闊的華中解放區。為統一行政，成立蘇皖邊區政府，李一氓為主席。邊區政府轄8個專署和73個縣（市）級政權。1946年9月19日，國民黨軍隊侵占淮陰，蘇皖邊區政府機關北撤山東，1947年3月22日撤銷。
由此看出，創建華中抗日根據地，具有獨特的社會歷史背景。華中是中國近代歷史上富于革命傳統和英勇反抗外來侵略的地區，是黨旗軍旗升起的地方；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后，共產黨的力量迅速恢復和發展；華中建立了各級民主政權，保障新四軍供給，大力整頓社會秩序，發揮民主人士作用，開展減租減息運動，組織大生產運動，開展抗戰文化運動，等等。創建華中抗日根據地，具有科學的理論依據。毛澤東于1928年冬就提出了“工農武裝割據”的理論，強調把武裝斗爭、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據地三者結合起來，開辟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革命道路。華中抗日根據地是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理論，在民族解放戰爭條件下的成功運用。創建華中抗日根據地，具有鮮明的形成標志：建立健全各級黨的組織，創造性地貫徹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按照“三三制”原則建立抗日民主政權，充分發揮主力軍、地方武裝和民兵三結合的人民武裝力量威力，把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作為獨立自主進行游擊戰爭的前提和基礎。
華中抗日根據地的地位與作用
新四軍在華中地區創建的抗日民主根據地，對于壯大抗日武裝力量，奪取全國抗戰勝利，準備全國解放戰爭，乃至于培養各方面優秀人才，都產生了極其重大的影響和作用。
1942年3月，新四軍第五師在湖北省京山縣召開的鄂豫邊區第一屆抗日人民代表大會，使鄂豫邊區抗日根據地政權建設日臻完善。圖為按照“三三制”原則民主選舉產生的駐會委員與行署常委的合影。
養育與壯大了抗戰力量
創建敵后抗日根據地，對發展新四軍的力量顯得特別重要。因為新四軍來自南方8省14個游擊區的紅軍游擊隊，他們離開原來的山區根據地，遠離大后方，挺進敵后，到大江南北的平原水網地區，用簡陋的武器同裝備優勢的日本侵略軍作戰，如果沒有根據地，就不會有人力、物力、財力的保障，就不能保存和發展自己，也就不可能有力地打擊和消滅敵人。相反，有了根據地，就有了可靠的后方，有了賴以依托的基地，有了支持抗戰的各種保障，使新四軍部隊由小到大、由弱變強。由于堅持不懈地創建抗日根據地，新四軍從下山時的1萬多人，到1940年發展到9萬多人。1941年雖遭皖南事變的嚴重挫折，但新四軍堅持下來，克服困難而仍有發展。到1943年底，新四軍增長到16萬人；到抗戰勝利時，主力部隊已發展到21萬人，地方武裝9萬人，民兵、自衛隊96萬多人。
進行抗日民族解放戰爭，是敵我綜合實力的較量。在華中敵后戰場上，浴血抗戰的主力是新四軍，還有廣大地方武裝和民兵相配合，有華中各戰略區各級黨政機關全體干部的共同戰斗。華中抗日根據地人民處在日偽頑夾擊、封鎖和掠奪的最困難條件下，克服一切艱難困苦，以全力來支援抗戰。華中地區曾有“好鐵不打釘，好人不當兵”的舊觀念，而紀律嚴明的新四軍來到敵后，人民群眾流傳“吃菜要吃白菜心，當兵要當新四軍”，涌現出許多父送子、妻送郎、兄弟爭相參軍的動人事跡。大反攻開始后，短時間內，淮南、淮北根據地就擴軍萬余人，淮北地區帶頭參軍的縣區鄉村干部就有840人，蘇北根據地新參軍的有2萬多人，蘇中還擴建了一個教導旅。根據地人民把新四軍視為自己的子弟兵，新四軍保衛老百姓，老百姓掩護新四軍；新四軍為老百姓舍生忘死，老百姓為新四軍舍家紓難。在反清鄉斗爭中，當日、偽軍挨村挨戶搜查新四軍人員時，人民群眾寧愿自己遭受毒打、捆吊以至刀砍、槍殺，也不肯泄露新四軍的秘密。1941年1月皖南事變后，國民黨斷絕了對新四軍的一切供給。新四軍的軍需補給和地方政權機關的經費，全靠根據地人民保障。新四軍作戰，繁重的后勤保障和戰場勤務大多由人民群眾擔當。他們不僅保障衣食，傳遞情報，救護傷員，捉拿敵探，破路塞河，封鎖消息，而且還埋設地雷，以至拿起大刀長矛參戰。一個個村莊，就是新四軍的一個個兵營，形成了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終陷日本侵略者于滅頂之災。在8年抗戰中，華中人民有人出人，有力出力，有錢出錢，保證了部隊和機關的一切供給，從軍事、政治、經濟和精神等各方面支援新四軍，從而保障了華中抗戰的偉大勝利。
華中抗日根據地在8年抗戰中，不僅養育和支持了新四軍，保障了華中敵后黨政軍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的補充，而且還支持了華北、陜北和中共中央。1942年至1943年，華北遭遇天災，日軍以野蠻的“三光”政策企圖摧毀華北敵后軍民的生存條件，八路軍面臨衣食不多、醫藥奇缺等各種困難。此時，華中敵后軍民節衣縮食，從財力、物力上盡可能支援華北八路軍。新四軍主動調撥部分糧食、生豬和海產品，支援太行山軍民度過災荒。擔任這次調撥的總指揮、解放后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部副部長的王興讓回憶說，這次調撥物資總金額為800萬元，可以購買6200萬斤面粉，如按低標準一人一年300斤計算，那么可供21萬人吃一年。
牽制與消滅了大量日偽軍
日軍占領武漢、廣州后，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由于日軍戰線太長，兵力不足，不得不基本停止了正面戰場的戰略進攻，而將主要力量用于占領區的維護和鞏固，對抗日根據地進行頻繁的規模不等的清剿、掃蕩和清鄉，試圖驅趕、消滅新四軍，摧毀抗日民主政權。新四軍緊緊依靠人民群眾，以根據地為殺敵平臺，采取“積小勝為大勝”的游擊戰術，在反掃蕩、反清鄉戰斗中，牽制、疲憊、消耗、殲滅日軍。抗戰后期，國民黨軍偏踞一隅，而新四軍從1944年3月的車橋戰役開始，就展開對日軍的反攻作戰。中共中央指揮華中新四軍第五師北上、第四師西進，實施“綰轂中原”的戰略任務；指揮第一師南下蘇浙皖邊，建立迎接盟軍在東南沿海登陸的戰略基地。這些都是以華中抗日根據地為進攻出發地的。
蘇中抗日根據地婦女紡紗織布支援前線
華中抗日根據地的建立，以及新四軍的頑強抗戰，不僅使日軍始終不能完全占領華中，不能實現對華中的“偽化”，進而也不能實現“以華制華”、“以戰養戰”的陰謀，反而成為提高人民自信心和自尊心的燈塔。1942年11月下旬，日、偽軍采取依托公路安設據點的戰術，妄圖由點到面地逐步擴大占領區，推行偽化。28日起，日、偽軍在淮海地區相繼增設了40多個據點，其中較大的18個，構筑碉堡，修筑公路350多公里，將淮海根據地分割成幾個小塊，并實行嚴密封鎖和拉網式掃蕩。這樣，根據地黨政機關只能在縱橫六七里范圍的幾個村莊間回旋，部隊行止只能以連為單位，有時一天要轉移好幾次。為了打破日、偽軍的分割封鎖、推行偽化的圖謀，淮海區抗日軍民于12月間發動了交通破襲戰。兩萬余軍民統一行動，在一個星期內，將日、偽軍剛修建的公路全部破壞，使縱橫于全區的七條主要交通線陷于癱瘓，并在重要河道中構筑暗壩，阻擋日軍水上運輸。
華中抗日根據地軍民的抗戰，不僅與華北八路軍相呼應，而且有力地屏障了國民黨大后方，迫使華中日軍處于腹背受敵、首尾難以兼顧的不利地位，牽制和消耗了大量的日軍，最多時迫使16萬日軍和23萬偽軍困守華中，大大削弱了日軍對國民黨軍隊及其他中國戰場的壓力，從戰略上配合和支援了正面戰場。1943年，日、偽軍為了隔斷清鄉區內外的交通聯系，圍殲抗日武裝，制造抗日軍民心理上的恐慌，在進行軍事清剿的同時，開始大規模地構筑籬笆封鎖線。蘇中各分區軍民積極響應區黨委“不讓敵人打籬笆”的號召，多次襲擊正在運輸封鎖器材的日、偽軍，燒毀封鎖器材。7月1日夜，蘇中人民在新四軍統一指揮下聯合行動。他們鋸倒電桿，割斷電線，挖毀公路，焚毀籬笆，長達150多公里的封鎖線上濃煙滾滾，火光沖天，日、偽軍用了大約500萬根毛竹筑成的封鎖籬笆，一夜之間化為灰燼。7月20日，泰興縣三區發動10多個鄉的2萬名群眾，在地方武裝的支援和掩護下，包圍廣陵鎮偽據點，偽軍被迫承認減征一半公糧、對赤貧戶及抗屬完全免征、不準征收其他任何捐稅、不得下鄉騷擾民眾等條件，撤回了征糧隊。
華中抗日根據地又是中國抗日武裝力量中較早發起反攻和殲滅日、偽軍的重要戰場之一。抗戰后期，當國民黨正面戰場軍隊偏踞西南，豫湘桂戰役國民黨軍隊大潰敗時，華中抗日根據地軍民在經歷了1941年春至1943年底以反投降、反掃蕩、反清剿、反清鄉為中心的艱苦斗爭階段后，即于1944年春開始了局部反攻。2月，正當日、偽軍繼續對蘇中四分區進行“高度清鄉”，同時陰謀對蘇中三分區進行“擴展清鄉”時，新四軍第一師和蘇中區黨委決定發起車橋戰役。3月5日凌晨戰斗打響，取得了攻堅打援的雙重勝利，共殲滅日軍大隊長三澤以下465人，殲滅偽軍483人，其中俘日軍中隊長山本一三以下24人，是八路軍、新四軍抗戰以來生俘日軍最多的一次。此役解放了淮安、寶應以東縱橫二百里地區，揭開了蘇中戰略反攻的序幕，是“蘇中六年抗戰以來的創舉”。
建設與準備了解放戰爭的重要戰場
抗戰勝利后，共產黨人堅持一切從人民利益出發，為和平建國做出了不懈努力，在和平談判破裂之后，不得不進行解放戰爭。由抗日根據地發展起來的解放區，在抗戰結束時已處于非常有利的戰略地位。解放戰爭初期，華中抗日根據地是華東人民解放軍開展全國解放戰爭的重要戰場，也是將解放戰爭勝利由江北推向江南、推向全中國的后方基地。新四軍第五師創建的鄂豫邊根據地，在解放戰爭初期成為國共兩黨爭奪的關鍵地區之一。1946年春夏停戰期間，蔣介石仍積極準備內戰。由于中原軍區（以新四軍第五師為主）堅守中原陣地，阻滯了國民黨軍沿京漢鐵路北上，為人民軍隊在東北戰場展開，為華北、華東各部隊做好迎擊國民黨發動全面內戰的準備，贏得了寶貴的時間。中共中央通報表揚：“我中原各部隊在極端困難條件下，執行中央戰略意圖，牽制蔣軍30個旅以上，使我華北、華東主力度過敵人進攻最困難時期，起了很大的戰略作用。”蔣介石于6月下旬又調集了30余萬重兵對我中原軍區部隊進行包圍，準備于7月1日向我發動全面進攻，企圖一舉消滅我中原部隊。中共中央為保存我軍力量，指示我中原軍區先發制敵，在敵發動全面進攻前進行突圍，由此揭開了全國解放戰爭的序幕。
由蘇中、蘇北、淮南、淮北等戰略區組成的蘇皖解放區，是解放戰爭初期重要戰場之一。由于蘇中地區是華東新四軍的前沿陣地和糧食基地，并直接威脅到南京、上海一線。1946年夏，國民黨集中了5個整編師12萬人進犯蘇中，沿長江北岸的南通、靖江、泰興一線向蘇中解放區發起進攻，而粟裕領導的華中野戰軍在該地區僅3.3萬人，但在抗戰時期所創立的老解放區人民的大力支援下，我軍數出奇兵，取得了蘇中戰役的偉大勝利，接著又進行了兩淮保衛戰、漣水保衛戰、鹽城保衛戰、朝陽集戰役、宿北戰役等一系列戰役戰斗。粟裕在總結蘇中戰役勝利原因時指出，蘇中解放區的廣大群眾經過長期戰爭環境的鍛煉，具有頑強戰斗的傳統和豐富的作戰經驗。同時，這個地區物產豐富，糧棉豐足，人力眾多，水運便捷，支前工作也很健全。這些都是初期作戰良好的戰場條件。華中主力部隊在這一帶打仗時間較長，對民情風俗、地形道路十分熟悉，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建立了十分密切的軍政、軍民關系。（《粟裕回憶錄》第287-288頁，解放軍出版社2007年8月第2版）
偉大戰略決戰的第二階段以徐州為中心的淮海戰役，也是以華中抗日根據地為戰場的。淮海戰役的勝利，是和淮海區、鹽阜區、豫皖蘇區廣大人民的大力支援分不開的。據當時統計，蘇魯豫皖4省解放區動員民兵達543萬人，組織牲畜10萬多頭，擔架20多萬副，小車4.1萬輛，挑子30多萬副，設糧站110多處，籌運糧食9.6億斤，建立傷員轉運站150多處，運送傷員11萬人，協助部隊運輸物資彈藥1000多萬噸。1947年，劉鄧大軍躍進大別山的立足點，也是依托抗戰時新四軍創建的根據地。蘇皖解放區和中原解放區，又成為解放軍渡江南進的出發地。華中人民全力支援前線，對渡江作戰的勝利起了重大作用。僅就蘇北支前司令部當時的統計，隨軍渡江的支前民工123714人，在后方服務的民工1541300人；向前輸送糧食11374萬公斤，油15萬公斤，鹽10萬公斤，肉12.5萬公斤；動員渡江船舶8302只，后方轉運船12675只。
培養與造就了大批棟梁人才
華中抗日根據地建設，不僅為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創造和積累了經驗，而且培養和造就了一大批優秀人才，擴大了中國共產黨在人民群眾中的影響，為我國民主革命的勝利和新中國的建設準備了條件。華中抗日根據地黨政軍以及各條戰線、各個部門，在長期戰爭考驗和艱苦環境磨煉中，造就了一大批共產主義信念堅定，勇于奉獻，不計名利地位，清正廉潔，作風干練，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善于密切聯系群眾，既有統領全局的領導能力，又有豐富的實踐經驗的干部。他們不僅在抗日戰爭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勛，也在全國解放戰爭中創造了新的輝煌，更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成為棟梁之才，擔綱黨政軍財文等各行各業，成為各條戰線的領軍人物。如黨和國家領導人劉少奇、陳毅、鄧子恢、張鼎丞、李先念、譚震林、黃克誠、粟裕、陶鑄、陳丕顯、方毅、張愛萍、張勁夫、葉飛、姬鵬飛、韋國清、彭沖、鄒家華等，都曾在華中抗日戰場上縱橫馳騁，艱苦地戰斗和生活過。
陳毅、傅秋濤率新四軍第一支隊于1938年6月進入蘇南敵后
經濟戰線上，一批國內知名的經濟學家和財經工作者，如曾山、駱耕漠、孫冶方、薛暮橋、許毅、顧準、范醒之、張勁夫、方毅、朱毅、李人俊、陳國棟、陳穆、陸慕云、李建模、蘇煥青、蘇化農等，他們用遠見卓識和創造性勞動出色地承擔了華中戰時的財經工作，保證了華中抗日根據地軍民的戰時供給。他們所建立的預決算制度、會計制度、審計制度、金庫制度、稅收制度等，都被新中國經濟建設工作所參考和運用。在華中的財經工作中，培養的一大批富有創業精神的財經干部，成為新中國順利恢復國民經濟、開展大規模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領導骨干力量。
文化建設上，華中是中國經濟文化發達地區，華中根據地各戰略區都興辦了各類文化事業。著名的作家阿英、黃源、聶紺弩、吳強等；史學家呂振羽、李亞農、夏征農等；哲學家馮定、彭康等；美術家許幸之、賴少其、莫樸、沈柔堅等；戲劇家劉保羅、許晴、李增援、沈西蒙等；音樂家賀綠汀、任光、何士德、孟波、沈亞威、曉河等；醫學家沈其震、崔義田、王聿先、齊仲恒、宮乃泉等；新聞學家范長江、惲逸群、鄧崗、王闌西等，都曾在華中抗日根據地工作和戰斗過，出色地完成了文化戰線上的抗戰任務，教育培養了抗戰中的文化戰士，還為新中國建設造就了一大批德才兼備的和與工農群眾相結合的文教干部。
總之，華中抗日根據地起了據局部而扼全局的重要作用。一方面，中國共產黨和她領導的新四軍，為了堅持抗戰，為了爭取抗戰勝利，為了整個中國革命的前途，從抗戰一開始就非常重視華中敵后抗日根據地的開辟和建設，將其放到抗戰的全局中考慮。正當國民黨大步后撤，失敗情緒彌漫淪陷區的時刻，新四軍毅然挺進敵后，開辟了華中敵后戰場，開始創建華中抗日根據地，與華北八路軍相呼應，與正面戰場相配合，迫使日、偽軍處于不利地位。另一方面，中國的抗日戰場是相互聯系的，不僅正面戰場與敵后戰場相互聯系，而且也要求處于敵后抗戰的各個根據地之間的相互聯系與配合。華北抗日根據地是中國共產黨開辟最早且最重要的戰場，但要堅持和鞏固華北敵后根據地和華北戰場，使之成為牽制和打擊敵人的又一重要戰場，成為發展人民抗戰力量的又一重要地區，還必須大力發展華中抗日根據地。在武漢失守以前，新四軍有力地配合和支援了正面戰場保衛徐州、武漢的作戰；在武漢淪陷以后，尤其是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后，正面戰場戰爭沉寂，新四軍獨立自主地擔負起華中地區抗戰的重大任務。再一方面，抗日戰爭戰略相持階段到來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還面臨著國民黨頑固派夾擊的危險。為粉碎國民黨頑固派切斷八路軍、新四軍聯系而分割消滅的陰謀，堅持敵后抗戰并建立根據地，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抗日武裝必須進入華中，大力發展華中。正是由于華中地區的戰略地位極其重要，中共中央派劉少奇任中原局（后華中局）書記和新四軍政治委員，大力開辟華中，全力發展蘇北；派黃克誠率八路軍一部南下華中，加強華中的武裝力量。華中抗日軍民度過了皖南事變那段極度困難險惡的日子，堅持抗戰，堅持團結，堅持進步，將華中抗日根據地建設成為抗日力量發展的前沿陣地。
華中抗日根據地的經驗與啟示
華中抗日根據地的歷史，包括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教育等各個方面，內容非常豐富。在偉大的抗日戰爭中，根據地廣大軍民，不怕犧牲，艱苦奮戰，開拓進取，在黨的思想理論建設、民主政治建設、軍事建設、廉政制度建設、法制建設、財政經濟制度和工商稅收制度建設、文化工作制度和教育工作制度建設等各個領域，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深刻的經驗啟示。
始終堅持黨的統一領導
華中抗日根據地是在國共合作的歷史條件下，由中共領導的新四軍和抗日民眾在艱苦的抗日斗爭中開創的。首先，建立健全各級黨的組織。面對日、偽、頑分割包圍和斗爭激烈的嚴峻形勢，各抗日根據地黨委和軍隊的領導，確保各級組織機構能夠貫徹共產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戰時，新四軍打到哪里，就協助當地恢復或新建共產黨組織，發展黨員，確保部隊上下都有堅強的黨組織領導，地方政權以共產黨為領導核心，各根據地共產黨組織和所在地區主力部隊實現了全面統一。各級在統一的戰略方針指導下，實行戰略配合，戰役戰斗的必要協同支援；能獨立自主地完成抗擊日、偽軍的任務，挫敗頑固派挑起的多次反共摩擦，確保華中抗日根據地的生存與發展。其次，切實加強對各種力量的統一領導。通過堅強有力的統一領導，使根據地黨政軍民形成整體合力，保證根據地對敵斗爭和各項建設任務的勝利完成。1941年根據地相繼建立起來后，建立了軍政委員會，協調新四軍和根據地的工作，進一步加強了集體領導和統一指揮。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關于統一抗日根據地黨的領導及各組織間聯系的決定》，確定以各級黨委為本地區的統率機關，實行一元化領導，以有效地克服分散主義的傾向。在根據地內，堅持了以軍事斗爭、軍事建設為中心，把政權建設、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緊密地結合起來，從而保證了根據地各項任務的順利完成。再次，高度重視廉政建設，增強黨的自身免疫功能。華中抗日根據地各級黨組織繼承工農民主專政時期的廉政傳統，借鑒陜甘寧邊區的廉政建設經驗，結合根據地實際情況提出并推行了一系列廉政建設措施。如加強對黨員的馬列主義思想教育，積極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認真開展對腐敗行為的直接斗爭，嚴厲懲辦貪污腐敗分子；重視制度建設，堅持執行紅軍時期的相關制度；各級領導率先垂范，發揮表率作用，等等。特別是提出加強共產黨員修養這一歷史性課題，對加強黨風廉政建設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華中抗日根據地黨的建設經驗告訴我們，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必須堅持黨的領導地位和獨立性，健全黨的組織，維護黨的權威，確保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貫徹落實。堅持黨的統一領導，既是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也有非常現實的針對性。國內外敵對勢力不斷炒作一些極其反動的論調，如“兩黨制”、“多黨制”、“輪流執政”；還有的借發展市場經濟淡化黨的領導，甚至削弱或否定黨的作用。所有這些都是極端錯誤的。黨的十八大強調，我們黨擔負著團結帶領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任。新形勢下黨面臨的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外部環境考驗是長期的、復雜的、嚴峻的，精神懈怠危險、能力不足危險、脫離群眾危險、消極腐敗危險更加尖銳地擺在全黨面前。學習汲取華中抗日根據地黨的建設經驗，全面提高黨的建設科學化水平，必須以改革創新精神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越是在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越是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條件下，越是要加強黨的建設。要堅定不移地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始終不渝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毫不動搖地堅持黨對國家的統一領導和對軍隊的絕對領導，認真貫徹中央政治局作出的《八項規定》，進一步端正黨風、政風、民風，扎實推進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先進性和純潔性建設、思想作風建設，切實把黨建設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堅強領導核心。
切實加強民主政權建設
建立抗日民主政權，是發展人民革命力量、鞏固抗日根據地的中心和根本。有了政權，才能組織群眾，建立武裝，成立群眾團體，開展支前活動，保障軍隊供給；有了政權，才能鎮壓漢奸匪特，穩定地方局勢，維護地方治安，鞏固抗日根據地；有了政權，才能最大限度地動員地方一切力量，團結一致地戰勝敵人。如果沒有政權，必然形成軍隊來了一切興起，軍隊走了一切垮臺的后果。那樣，開辟的地區只能是游擊區，而不是根據地，即使有了根據地也不能鞏固。華中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建設具有鮮明的特點。一是貫徹“三三制”原則。所謂“三三制”，即共產黨員占1/3，非黨左派進步分子占1/3，中間派人士占1/3。這種政權，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成功地實現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團結最大多數的階級和階層，與抗日黨派、軍隊、團體和個人結成友好關系，集中力量向漢奸、一切反動派實行專政的政權。二是實行最廣泛最直接的民主。共產黨在根據地摧毀偽政權，改造舊政權，建立抗日民主政權，使政權具有最廣泛的代表性和群眾基礎。人民的人權、地權、財權、選舉權，言論、出版、集會、遷徙和宗教信仰自由均受到法律保護，因而得到了廣大人民群眾的衷心擁護和全力支持。這是適應抗戰需要在政體建設上的一個創造。三是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最大限度地結成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線，實行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聯合專政。只要是不反對共產黨并和共產黨真誠合作的黨派，不管他們是國民黨，還是別的黨，都允許他們有合法存在的權利。這就形成了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線。四是建立健全各種法規制度。通過各項制度，限制和打擊各種不法行為。如1940年12月，中原局提出在財經供給部門中除建立嚴格制度外，還應訂出一個共同守則，如不得賭博，不得吸食鴉片，不得收受商人贈禮，不得將公共物品贈給私人等。這種具有最廣泛社會基礎的政權，體現出非常獨特的先進性。從上可見，當時在中國國土上，存在著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民主政權、國民黨控制的獨裁腐敗政權、日軍操縱的傀儡偽政權等三種類型的政權，顯然抗日民主政權是當時中國最先進的政治制度。在解放戰爭時期的解放區以及新中國成立初期，抗日根據地政權建設的不少做法、制度、經驗得到推行。
華中抗日根據地政權建設經驗說明，民主制度反映社會先進程度，也反映政治制度的先進程度。最先進的政治制度，具有最廣泛的民主性、法制性和優越性，體現出強烈的凝聚力、動員力和戰斗力。當前，黨內外、國內外高度關注我國政治體制改革，西方敵對勢力對我國極力實施“西化”、“分化”戰略；有些人打著民主、人權、自由的幌子，妄圖讓我國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否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是絕對不能答應的。學習借鑒華中抗日根據地政權建設的先進經驗，必須繼續積極穩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發展更加廣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實現這個目標，必須更加注重改進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保證黨領導人民有效治理國家；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豐富民主形式，保證人民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更加注重發揮法治在國家治理和社會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維護國家法制統一、尊嚴、權威，保證人民依法享有廣泛權利和自由，毫不動搖地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要支持和保證人民通過人民代表大會行使國家權力，健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完善基層民主制度，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健全權力運行制度和監督體系，鞏固和發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
淮北根據地人民群眾在拆除日偽軍據點
注重搞好武裝力量建設
發展抗日武裝是根據地一切工作的中心。一是引導全黨和廣大民眾充分認清建立武裝力量的極端重要性。毛澤東指出：“建立根據地的基本條件，是要有一個抗日的武裝部隊，并使用這個部隊去戰勝敵人，發動民眾。所以建立根據地問題，首先就是武裝部隊問題。從事游擊戰爭的領導者必須用全部精力去建立一支以至多支的游擊隊，并使之在斗爭中逐漸地發展為游擊兵團，以至發展成為正規部隊和正規兵團。建立武裝部隊是建立根據地的最基本一環。”（《毛澤東選集》第423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這就告訴我們，組建抗日武裝，是建立抗日根據地的基本條件。有了武裝，才能開辟地區，鎮壓漢奸，搗毀維持會，肅清土匪游雜武裝，打開并穩定局面；才能消滅或趕走敵人，保衛根據地。二是及時明確武裝力量的組織編成和活動方式。抗戰初期，新四軍通過組織游擊隊、自衛隊，戰爭動員，武裝起義，爭取、改編游雜武裝等擴大了軍隊，建立了抗日武裝。抗戰中期，形成了主力軍、地方游擊兵團和人民自衛武裝三種武裝力量相結合的體制。在地方黨委一元化領導下，以主力部隊和地方基干兵團為骨干，以群眾為基礎，組織黨政軍民各方面力量，加強對敵斗爭，開展群眾戰、全民戰，實行全面的全民族的人民戰爭。黨的抗日戰爭的戰略方針“基本的是游擊戰，但不放松有利條件下的運動仗”。其基本原則是以游擊戰為主，以運動戰為輔。這一方針的貫徹實施，隨著戰略任務和敵人戰術的演變，各個時期又有不同的特點。抗戰初期，游擊戰與運動戰并重，結合進行。主力部隊時而集中進行游擊性的運動戰，時而分散進行以群眾工作為主的游擊戰。抗戰中期，主力部隊幾乎全部編為地方部隊，戰爭的形式就是高度分散的游擊戰。抗戰后期，舉行局部反攻、大反攻時，則是以運動戰為主。對敵作戰主要是游擊戰，對頑固派作戰主要是運動戰。三是大力發展軍工生產。毛澤東指出，“游擊戰爭的軍火接濟是一個極重要的問題。一方面，大后方盡可能地接濟他們；另一方面，每個游擊戰爭根據地都必須盡量設法建立小的兵工廠，辦到自制彈藥、步槍、手榴彈等的程度；使游擊戰爭無軍火缺乏之虞”。［《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1），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610頁］華中抗日根據地軍民，白手起家，自力更生，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維修槍械起步，逐步建立和發展了軍工生產，制造了一批批武器彈藥，保障了華中敵后抗日根據地軍民武器彈藥的供給，為保衛華中抗日根據地和民主政權，爭取抗日戰爭勝利作出了重大貢獻。
華中抗日根據地武裝力量建設經驗昭示，依靠抗日武裝力量，開展群眾性的游擊戰爭，是建立和鞏固抗日根據地的基本條件，也是奪取抗日戰爭勝利的重要法寶。當然，我們也應該清醒地看到，國際上一些反華勢力為了圍堵和遏制我國的發展，別有用心地宣揚“中國威脅論”，甚至賊喊捉賊地認為中國有擴張的傾向。這是沒有任何根據的。加強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是應對我國面臨的生存安全問題和發展安全問題、傳統安全威脅和非傳統安全威脅的現實課題。我們必須堅持以國家核心安全需求為導向，統籌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按照國防和軍隊建設“三步走”戰略構想，加緊完成機械化和信息化建設雙重歷史任務，建設與我國國際地位相稱、與國家安全和發展利益相適應的鞏固國防和強大軍隊，完成我軍現代化建設的戰略任務。完成這一戰略任務，必須始終扭住核心軍事力量建設，下大力轉變戰斗力生成發展模式，持續興起軍事訓練熱潮，不斷提高我軍基于信息系統體系作戰能力，自覺履行我軍新的歷史使命。
大力開展各項經濟建設
按照國共兩黨談判達成的協議，抗戰初期新四軍的軍需供給由國民黨當局負責。但國民黨政府對新四軍的供給，總是百般刁難，經常少發、遲發。皖南事變后則完全斷絕了對新四軍的一切供給。為克服困難，保障供給，華中抗日根據地大力開展各項經濟建設。一是實行減租減息的經濟政策。抗日戰爭爆發后，中華民族與日本帝國主義的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抗日救國成為全國人民的頭等大事。1937年8月，在黨的洛川會議上決定停止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實行減租減息的政策。這一政策，削弱地主經濟，減輕農民負擔，開展生產自救，控制重要出口物資，同敵人進行反封鎖、反掠奪、反破壞的斗爭。二是建立工商、稅收、金融、商業等經濟體制和政策。如合理開征各種賦稅，建立消費、生產合作社，興修水利，發展農副業生產；實行“公私兼顧”、“勞資兩利”、“軍民兼顧”的政策；還實行了一系列新民主主義的工業、金融、商業經濟政策，等等。尤其是重視農業的基礎作用，十分關注民生，大力興修水利，如修建了“宋公堤”、“惠生堤”，第五師開展了“千塘百壩運動”，第四師修筑了“新新溝”等。三是開展大生產運動。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后，尤其是1941年日軍在華中開始執行所謂“新國民運動”，實行殘酷的清鄉、掃蕩后，根據地經濟遭到嚴重破壞，財政發生極大困難。為了克服困難，毛主席號召全黨全軍發展農業生產和其他生產事業。自1943年起，華中抗日根據地掀起大生產運動。如組織農業生產合作社、獎勵墾荒等，還開辦了織布廠、榨油廠、煙廠、紙廠等和各種手工業。
綜上可知，正是中國共產黨領導抗日軍民，認真貫徹“發展經濟、保證供給”的總方針，毫不動搖地走減租減息和生產自救道路，才能長期承擔起獨立堅持敵后抗戰的重任。在推進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過程中，既要防止削弱或動搖發展的思想傾向，又要克服不講科學、不講質量效益的發展模式。學習研究華中抗日根據地經濟建設的歷史經驗，必須堅持發展是硬道理的戰略思想，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道路，打勝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和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這場硬仗，把我國經濟發展活力和競爭力提高到新的水平。尤其要牢固確立發展是硬道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堅持科學發展的重大戰略思想，拿出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做到改革不停頓、開放不停步，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確保到202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
高度重視文化教育建設
華中抗日根據地的文化教育工作，在全國根據地中有著特殊的地位，它不僅為民族解放戰爭作出了貢獻，而且為中國文化教育的改革與發展提供了經驗。華中抗日根據地的文化，是以弘揚民族正氣，謳歌、鼓舞人民抗戰為主要內容的新文化。華中地區是中國先進文化，特別是抗日救亡文化的發祥地和中心之一，也是中國著名學者、文化名人和其他藝術家活動的大舞臺。華中抗日根據地的文化建設，是同新四軍開展抗日游擊戰爭和創建抗日根據地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一是組織戰地服務團。從1938年5月新四軍東進江南，到1941年初皖南事變這兩年半時間里，華中抗日根據地的文化活動主要以戰地服務的組織形式展開。1938年1月，在南昌成立了新四軍戰地服務團，團長是參加過北伐戰爭和南昌起義的朱克靖。這年8月，戰地服務團隨新四軍進駐皖南云嶺后，就組成幾個分隊，先后隨第一、第二支隊東進江南，渡江北上。新四軍每到一地，文化教育工作者通過寫標語、辦墻報、教唱歌、演戲劇、展出圖畫、發表演講等形式進行宣傳，既是文藝宣傳隊，又是民運工作隊。戰地服務團伴隨著根據地開辟、鞏固和發展的全過程，以其絢麗多姿的形式和豐富多彩的內容為華中抗戰發揮了積極作用。二是開展文化教育活動。在華中軍民中普遍開展掃盲識字運動和抗日歌詠活動，逐步恢復了初中、中等教育，創辦了抗大第四、五、八、九、十分校和華中總分校，興辦了魯藝華中分院、蘇中公學、南通醫學院、江淮大學和建設大學，還舉辦了財經訓練班及衛生學校等。廣泛開展文化教育活動，提高黨員和群眾文化素養，動員抗日救亡，揭露日軍暴行，傳播勝利希望，鼓舞戰斗士氣，成為新四軍開展敵后抗日戰爭的得力助手和開路先鋒，直接為創建敵后抗日根據地服務。三是做好新聞出版工作。華中抗日根據地為宣傳黨的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及時向公眾介紹國際國內的抗戰形勢，粉碎日、偽奴化教育政策，揭露國民黨頑固派制造的反共摩擦事件真相，出版了種類齊全、內容豐富的各類報刊。
華中抗日根據地文化教育建設經驗告訴我們，革命戰爭年代，我軍官兵不僅用手中的槍與敵人打仗，而且用手中的筆與敵人戰斗，以高度的文化自覺為中國先進文化譜寫了不朽的篇章。我國是有著悠久歷史和燦爛文明的文化大國，但豐富的文化資源還沒有很好地轉化為較強的文化軟實力。新形勢下，我們必須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豐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提高國民素質，增強文化整體實力和競爭力。我們必須毫不動搖地扎實推進社會主義文化體制改革，推進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先進文化前進方向，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堅持繼承與創新相結合，以科學的理論武裝人，以正確的輿論引導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優秀的作品鼓舞人，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
黨的十八大報告深刻指出：“綜觀國際國內大勢，我國發展仍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我們要準確判斷重要戰略機遇期內涵和條件的變化，全面把握機遇，沉著應對挑戰，贏得主動，贏得優勢，贏得未來，確保202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宏偉目標。”按照黨的十八大確定的宏偉目標，認真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努力提高黨史工作科學化水平的要求，加強華中抗日根據地歷史研究，要堅持用黨的偉大成就激勵人，用黨的優良傳統教育人，用黨的成功經驗啟迪人，用黨的歷史教訓警示人。同時，要加強調查研究，準確反映民生民意；自覺為老區分憂解難，為建成小康社會，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出應有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