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宣誠
盟軍在密蘇里號艦接受日本投降，列隊者左
起：第二人徐永昌陸軍上將，第三人楊宣誠海軍中將
在中國抗日戰爭的歷史上，值得人們崇敬和永遠懷念的英模、為國捐軀的烈士，很多很多，其中有一位，既出席了開羅會議，又參加了密蘇里號艦上受降儀式的特殊人物，更應該受到國人的敬重，他，就是國民政府中將高參楊宣誠。
楊宣誠，字樸園，湖南長沙人。1908年就讀日本海軍士官學校、海軍炮校、海軍水雷學校。因與黃興長子黃一歐是同學，又是長沙同鄉，且交情甚篤，故常見到黃興，受其革命思想熏陶，參加了華興會。在日期間，因1905年7月，孫中山已在日本將興中會與華興會、光復會等聯合成立中國同盟會，楊宣誠也成為同盟會會員。1911年楊宣誠回國后，即追隨孫中山先生參加辛亥革命。他組織并率領“長江”艦上的革命黨人，溯江而上直赴武漢支援，參加武昌起義。楊宣誠、廖仲愷從此也成為摯友，楊、廖兩家的友誼，從第一代到第二代，現已延續到了第三代。
辛亥之后，楊宣誠一度回到湖南，受邀與楊昌濟(楊開慧之父)、徐特立等人任教于湖南高等師范。此時毛澤東、李維漢正在該校就讀，故常與楊交往，求知問教，諸如：何為“布爾什維克”？就是楊宣誠給予準確翻譯，并解釋涵義，堪為啟蒙之教也。二十余年后，毛澤東與楊交往，信任有加，蓋源于此。離開湖南后，楊宣誠先后到美國、日本，從事反袁斗爭，1920年后，先后任職湖南省交涉司司長、湖北省交涉員、駐日本大使館武官。1933年8月任參謀本部第二廳處長，并負責創辦駐外武官訓練班。1937年全面抗戰開始后，任參謀本部第一部情報組處長兼第五部對敵宣傳組組長。
1938年任軍令部中將高參，被派駐漢口，負責接待外國武官及新聞記者。1939年1月，調任軍令部第二廳廳長，主管國際情報。1943年春，調任軍委會外事局局長，同年12月，任委員長侍從室中將武官。1945年9月2日，參加盟軍在密蘇里艦上舉行的受降儀式。
開羅會議力主領土訴求
1943年11月22日，中、美、英三國首腦在埃及首都開羅舉行會議，商討對日戰爭、軍事合作、經濟援助等重大問題，以及打敗日本之后，中國領土的歸還問題和亞洲事務的安排。出席會議的首腦，美國為羅斯福總統，英國為邱吉爾首相，中國為蔣介石。楊宣誠以高級幕僚身份隨蔣介石出席了會議。英美兩國尚有陸海空軍參謀總長，東南亞盟軍總司令及各部幕僚，歐亞兩戰場高級指揮將領，及各關系國的外交官。美國來華作戰的史迪威將軍和陳納德將軍以中國代表身份出席，中國代表還有商震、周至柔、王寵惠等及隨從共20人。
會議議定要公布一份會議文件，即《開羅宣言》，這是一份重要的歷史性文件，將要為戰后的歷史安排發揮決定性作用。這份文件由美國霍布金斯起草。文件草案提供各參會國審議時，楊宣誠敏銳地發現，在歸還中國領土文字敘述中，沒有提及澎湖群島，遂及時告訴負責外交工作的代表王寵惠，應該加上。
王寵惠代表亦不平凡，他1895年14歲時即考入天津北洋大學堂法科，1900年畢業，次年赴日本留學，研究法政。后轉赴歐美留學，獲美國耶魯大學法學博士學位，1905年加入中國同盟會，1911年9月回國。1912年1月，任南京臨時政府外交總長。1921年10月，與施肇基、顧維鈞同被派為北京政府全權代表，出席在美國華盛頓召開的太平洋會議。1931年5月赴荷蘭擔任海牙國際法庭正法官。1937年3月任外交部長。1941年4月，改任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長。
此時，王寵惠認為“澎湖群島系臺灣的一部分，宣言中既已說明臺灣歸還中國，澎湖自然已經包括在內”。楊宣誠說：非也，“因當年馬關條約寫明割讓臺灣與澎湖，兩者并列，乃系日本方面提出，當時我國代表李鴻章正如閣下所言，認為澎湖已包括在臺灣之內，不必再標明。但日方堅持，系恐我國臨時將澎湖劃出臺灣省，或將之并入福建省管轄。日方堅持要寫明澎湖，也因俄國曾出面要求割讓或租借，故日本特別重視。現在如果在宣言中只寫為臺灣而不明確寫出澎湖應歸返，與馬關條約不符合，戰爭結束后，日方也可能借口不歸返澎湖。”王寵惠聽楊此番道理后，恍然大悟，即出面通知美國在草稿上加上“澎湖”。蔣介石對此亦十分重視，非常滿意，后來曾敘述開羅宣言簽字過程也說：“我們對宣言草稿沒有更改一字，意見完全一致，僅加了‘澎湖’而已。”王寵惠博士對楊宣誠工作認真仔細，博聞強記，格外賞識、敬佩，印象很深。曾贊稱：“翹胡子將軍多聞博識，并且一個字也不忽略。”其他各國代表對此增改，均表示認同和贊賞。
代表中國陸海空三軍首長在《開羅宣言》上簽字的是：陸軍商震上將、海軍楊宣誠中將、空軍周至柔中將。對于簽字一事，楊宣誠認為，作為參謀首長論資歷，應請原軍令部次長林蔚中將代表，他不便僭越。但蔣介石稱：“你是代表中國海軍，不可缺海軍”。楊宣誠只得遵命。11月26日《開羅宣言》簽署后，12月1日正式發表。該宣言的發表，加強了中國作為四強之一的國際地位，確立了中國收復領土及戰后處置日本的基本原則。其實，釣魚島當年就包含在臺灣、澎湖列島范圍之內。楊宣誠當年關鍵性的兩字增補，不僅具有歷史意義，今天更加彰顯出重大的現實意義。
情報翹楚彰顯中國能力
楊宣誠既是海軍中將，也是情報專家。在軍令部第二廳廳長職上，同時主管國際情報。早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第二廳監測電臺就接收到日軍的一個新出現的密碼，距離很遠，電波微弱，不久銷聲匿跡。經過破譯，發現是日本太平洋海、空軍之間的聯系。楊宣誠命令一組監測臺，日夜監視這一神秘波段。“珍珠港事件”前夕，這個電臺又出現了，它頻繁忙碌地向太平洋地區發布指示，部署和調動大批海空軍力量。結合當時世界整個戰局，以及外交戰線上的活動，楊宣誠判斷日本將在太平洋地區，特別可能向美國太平洋地區的重要戰略據點有所動作。他當即報告蔣介石，并建議將這份分析通報盟軍。遂由中國駐美武官郭德權及副武官蕭勃親自向華盛頓美國政府提供這一情報。據聞，羅斯福總統獲此情報之后，專門召集三軍參謀長聯席會議進行研究，可惜，因美國人輕視中國人，這份重量級情報并沒有受到美方重視。
不久，1941年12月6日珍珠港戰爭爆發，日本偷襲成功，羅斯福想起此事，不勝懊惱。后來，他曾向蔣介石提出，要求中國派一位海軍將領，精通英、日文的情報專家，作為他的私人高級顧問。蔣介石當然不會同意。當時侍從室的一位主管，曾打電話告訴楊宣誠，并戲謂：“羅斯福簡直是寄了照片來要人，至少提到你那翹胡子了。”
楊宣誠在抗日戰爭中詳盡的情報搜集與精辟獨到的分析，在盟軍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在開羅會議上，參謀會議研究反攻緬甸的東南亞戰役部署時，楊宣誠對敵情分析入木三分，對敵軍動態了如指掌，震驚盟軍參謀界。太平洋戰役之前，國內對日軍是南進，還是北進？一時議論紛紜，而大多為迎合上峰愿望，多主北進之說，唯楊宣誠力排眾議，明確闡述并堅定己說“日本將行南進”。后來，事實果如他所論證。
當日軍攻下香港后，重慶參謀首腦研究新加坡形勢時，有些人認為大英帝國在新加坡苦苦經營近20年，新加坡要塞為其東南亞防御樞鈕，并且有最新型的戰艦“威爾斯親王”號及“卻敵”號參加防御，應是固若金湯。而楊宣誠根據軍事情報及戰備形勢的分析判斷，獨持不同見解。在高級軍事會議上，他闡述了自己的意見：“新加坡要塞雖經英國多年建設，然原設計過于偏重保東西航道暢通，對來自海上的攻擊，和防御工事可云至善盡美，而忽略了，也沒有考慮會有來自馬來西亞方面的陸上攻擊，因而形成了薄弱地帶，造成有隙可乘。正如此次大戰中歐洲戰場上法國的馬奇諾防線，前車之鑒，不可不重視。海上雖有‘威爾斯親王’號及‘卻敵’號新型巨艦協防，然英國空軍多集中在本土及歐洲，對東南亞形成空軍掩防弱點，故新型戰艦也不一定可恃”。他的結論是：“新加坡要塞難長期固守”。與會中的軍令部次長劉斐中將深不以為然，甚至疾言厲色質問，并斥之為悲觀情緒。
不久，戰爭發生，形勢發展如楊宣誠分析所言中。“威爾斯親王”號及“卻敵”號為日本空軍擊沉。而新加坡要塞為來自馬來西亞進攻之日軍所攻陷。此時，軍界對楊宣誠的洞悉戰爭形勢，莫不欽佩。
登上密蘇里艦見證日本投降
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蘇美英三國首腦斯大林、杜魯門、邱吉爾及三國外交部長等，在德國柏林郊外波茨坦舉行會議，商討處置戰敗的德國、意大利及其歐洲仆從以及對日作戰等問題。其間，三國首腦還討論了盟國結束對日作戰的條件和有關對日本戰后處置方針問題，7月26日簽署《波茨坦公告》，因蘇聯尚未對日宣戰，該公告遂以中美英三國共同宣言形式發表。《公告》強調“《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8月9日，蘇聯對日宣戰并簽署該公告。8月14日，日本最終接受該公告，宣布無條件投降。8月19日，日本收到盟國擬定的投降書。
9月2日上午10時，在停泊于東京灣的美國戰列艦“密蘇里號”上舉行盟國受降儀式。盟軍以美國麥克阿瑟上將為首，中國派出以軍令部部長徐永昌為團長的代表團參加受降，楊宣誠中將、朱世民少將為代表團副團長，陳延輝為代表團秘書長，成員還有王丕成、李樹正、陳善定、王之等，共8人。中國代表依英文字母順序排在第一行。為首的徐永昌上將，楊宣誠排列在第二位，其余依次排成一列。
儀式開始，首先，日本外相重光葵代表日本天皇和政府、陸軍總參謀長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在投降書上簽字。隨后，接受投降的同盟國代表簽字：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上將、美國代表尼米茲海軍上將，中國代表徐永昌陸軍上將、楊宣誠海軍中將、朱世民空軍少將，英國代表福萊塞海軍上將，蘇聯代表杰列維亞科中將，以及澳大利亞、加拿大、法國、荷蘭、新西蘭等各國代表依次簽字。至此，日本正式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宣告結束。中國代表簽署了中文名字，這支簽字金筆，作為紀念物永久保存。
晚年留下了終身遺憾
抗日戰爭結束后，楊宣誠對蔣介石不能忠實執行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反感日漸加深，執意退出政壇。直到1948年，因身居臺灣的老友病重思念，方得辭職赴臺探望。后因臺北友人多，競相宴請，本欲盡早返回大陸，但未能及時啟程。因在南京任職期間，曾與中國共產黨人有私下交往，甚至與中共高級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葉劍英以及廖承志等也有多次接觸。周恩來經常與國民黨內友好人士交往，開展統戰工作，其中就包括楊宣誠先生。1949年初，身在臺北的楊宣誠突然接到周恩來、葉劍英通過秘密渠道，由地下交通人員輾轉送達的密件，盛情邀請他返回大陸，到北京參加商討、組建全國政協，并出席全國政治協商會議成立大會，共議國事。同時告知其名諱已列入政協委員名單。楊心中非常感激。但此時已身不由己了，雖經過多方努力，最終不能成行，留下了終身遺憾。更讓楊宣誠沒有想到的是，中共此后一直想方設法爭取楊宣誠將軍返回內地，出席新中國的開國大典。可惜他不僅回返故鄉的愿望終成泡影，也為不能為新中國服務深為內疚，留下永久的遺憾。
在臺期間，楊宣誠蟄居家中，以“在亂世可為伯夷叔齊，在治時不能為王順長息”以自勉。最高當局再三邀請他出任要職，蔣介石亦曾邀其面談數次，均以年邁體衰以對，謝絕盛意。
1962年3月23日，楊宣誠將軍于臺北逝世，終年73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