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如果沒有靈魂，便空有一副軀殼。
一支軍隊如果沒有軍魂，就是一群烏合之眾，就是一盤散沙，打起仗來必然一觸即潰，一敗涂地。
新四軍作為抗戰時期我們黨的主力部隊之一，之所以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全靠共產黨的領導。黨的領導是鐵軍之魂，是得以存在和發展的根，是打勝仗的本，是戰勝一切艱難險阻的力量之源。
番號可以改，軍裝可以換，但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原則不能變
新四軍從一開始就是中國共產黨創建的，她為黨而生，為黨而戰，為黨而存在。
鐵軍的英名可以追溯到北伐戰爭時期。當時由中共廣東區委負責人陳延年、周恩來親自謀劃、安排，組建了葉挺獨立團，即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第十二師第三十四團。在這個團，葉挺本人是共產黨員，團設黨支部，連建黨小組，實行官兵平等，是一支全新的革命軍隊。該團在北伐戰爭中屢建戰功，贏得了鐵軍的稱號。
親身經歷北伐戰爭的郭沫若，曾以“鐵軍獨立一雄團”的詩句稱頌葉挺獨立團。后來大革命雖然失敗了，但第四軍的英名流傳下來了，葉挺獨立團的種子保存下來并四處開花結果。
后來我們黨創建的幾支紅軍部隊，不約而同地都用了“紅四軍”番號，朱毛會師后部隊名叫紅四軍；賀龍創建的湘贛邊部隊名叫紅四軍；黃麻起義后建立的第一軍、第十五軍合編后也叫紅四軍。這三個“紅四軍”就是我軍三個方面軍的前身。
1937年全國全面抗戰爆發后，葉挺從海外回到上海，接受我黨重要領導人周恩來的委托，向蔣介石國民政府建議，將共產黨南方紅軍游擊隊改編為抗日部隊。為了繼承當年北伐時第四軍的鐵軍傳統，番號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也就是后來名聞中外的“新四軍”。
從第四軍，到紅四軍，再到新四軍，雖然番號變了，隸屬關系變了，但有一點最重要的東西沒有變，那就是高舉共產黨的旗幟沒有變，堅持共產黨的絕對領導的原則沒有變。
把南方分散在八省十四塊根據地的紅軍改編為新四軍，蔣介石是另有打算的，他想通過改編，把這支共產黨的部隊消滅掉，或改弦更張變成他的部隊。
但我們黨是已經走向成熟的黨，是英明清醒的黨。在與國民黨談判中，堅持共產黨的絕對領導，高舉共產黨的旗幟，保持自身的獨立性，是絲毫不退讓、不含糊的。
全民抗戰爆發前，我們黨就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告全黨同志書》中旗幟鮮明地告誡全黨：在統一戰線中，“讓步和妥協，決不是等于取消或降低共產黨組織的獨立性與批評的自由。也不是等于對本黨在長期革命斗爭中所創造的有組織的與有高度覺悟的革命力量放棄領導。保持本黨組織的獨立性與批評的自由，對于本黨所創造的革命力量保持領導，是本黨對國民黨讓步與妥協的最后限度，超過這種限度，則是不能容許的。”
葉挺同志曾一度與黨脫離關系，擔任新四軍軍長時，他不是共產黨員，但他鄭重地向中共中央表態：“今后一定遵照黨所指示的道路走，在黨中央的領導下堅決抗戰到底”。毛澤東同志明確指出：“今天我們為什么要歡迎葉挺軍長呢？因為他是大革命時的北伐名將；因為他愿意擔任我們新四軍軍長；因為他贊成我們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所以我們歡迎他。”
針對紅軍游擊隊改編過程中出現的偏差，黨中央非常明確地指出：“項英同志似還不明白統一戰線中保持獨立性原則，他在南昌的做法帶著危險性”；“國民黨不得插進一個人來”；“堅持獨立性，拒絕外人”；“部隊領導指揮及其作戰，國民黨不得干涉，不得插入任何人”。
皖南事變后，新四軍進入新的發展階段，代軍長陳毅適時提出“把新四軍建設成強大的正規化的黨軍”的目標。而正規化黨軍的要求就是：“絕對服從共產黨的領導，有高度的政治覺悟和階級覺悟，堅決執行共產黨的政策和命令，完成共產黨賦予的任務”。
旗幟就是方向，旗幟就是生命，高舉共產黨的旗幟，就能永遠立于不敗之地。
限制可以有，摩擦不會斷，但貫徹黨中央發展華中的戰略方針不動搖
聽黨指揮，就要堅決貫徹黨的戰略方針，這既是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原則所決定的，也是走向勝利的根本保證。
黨中央對新四軍如何生存，如何作戰，如何發展，都有戰略的部署，對整個抗戰以及各個時期的任務及工作方針、原則、策略等都指示的很明確。新四軍剛組建時，中央就明確規定了“到敵人后方去，獨立自主地開展游擊戰爭”的根本任務。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又確定了“鞏固華北，發展華中”的總方略。后來鑒于日軍占領整個華北的嚴峻形勢，又明確指出“華中為我最重要的生命線”。
毛澤東主席的兩個“五四指示”，進一步指明了新四軍的發展方向。
新四軍堅持執行黨中央“發展華中”的戰略方針，放手發動群眾，積極開展敵后游擊戰爭，大力擴充抗戰力量，建立抗日根據地，不斷取得殲敵和發展雙豐收。在這方面，既有成功經驗，也有血的教訓。
1939年春，周恩來同志到皖南軍部，根據中央的方針，分析了新四軍面臨的形勢特點，與新四軍領導人再次商定向南鞏固、向東作戰、向北發展的落實意見。為貫徹這一意見，蘇南部隊東進北上，江北部隊整編并挺進皖東。
1939年秋，劉少奇同志到華中，研究明確了發展蘇北的思路舉措，對新四軍在長江以北部隊向東發展、向蘇北發展，提出了指導性意見。他認為，整個江北的新四軍應廣泛猛烈的向東發展，一直發展到海邊去，不到海邊決不應停止。
凡堅決貫徹中央指示，深入到敵后地區的部隊都得到了快速的發展，如葉飛率部東進時不足1000人，在很短時間擴大到5000人；彭雪楓1938年9月底率370人東進豫東敵后，到1940年底時已發展到1.3萬余人；李先念1939年1月中旬率兩個連南下鄂中敵后，到1940年底時發展到1.2萬余人。
但發展道路總不是一帆風順的。新四軍的主要領導中也并不都能自覺貫徹中央的指示。項英同志存在嚴重的右傾觀點，強調新四軍的特殊性，不敢放手發動群眾，不敢獨立自主地發展武裝力量，對國民黨無原則的遷就和退讓，主觀地決定了株守皖南的方針，除把第三支隊留在皖南為國民黨第三戰區“看大門”外，還把已到了蘇南并有一定發展的第一團、第三團調去皖南，嚴重違反了中央向敵后發展的方針，大大限制了新四軍的發展。而當國民黨發動皖南事變時，又手足無措，指揮失當，致使我北移部隊9000人，除2000多人沖出重圍外，其余壯烈犧牲或被捕。這是不服從中央指揮的典型案例，教訓非常深刻。
當抗戰進入反攻階段后，中央從最后戰勝日本侵略者，以及應對即將到來的全國內戰的需要出發，適時作出新四軍西進、北上、南下的戰略部署，新四軍第四師西進恢復原豫皖蘇邊區根據地，第五師北上開辟豫南、豫中抗日根據地，第一師主力渡江南下開辟蘇浙皖邊敵后新區。
全國抗戰勝利后，新四軍立即執行中央“向北發展，向南防御”的戰略決策，江南部隊北撤，第三師部隊進軍東北。
新四軍在10年發展中，每前進一步，都是黨指引的路。實踐證明，無論那支部隊，無論什么時候，也不論哪位領導，不管你地位多高，本事多大，資格多老，什么時候堅決聽從黨的指揮，自覺貫徹執行中央的決策指示，就能打勝仗，大發展；反之，違背了中央的方針政策，必打敗仗，必遭挫折。
編制可以限制，名份可以不要，但黨的建設和政治工作決不能削弱
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靠我黨我軍一系列黨的工作和政治工作制度來保證的，沒有了軍隊黨的工作、政治工作制度，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就成了一句空話。
健全黨的各級組織，這是保證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組織基礎。新四軍建有中共中央軍委新四軍分會。支隊（后來師）建有軍政委員會和黨務委員會，團有軍政委員會和總支部，連有黨支部。
高度重視發展黨員工作。注意發揮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到了1939年底，新四軍部隊中共產黨員已占全軍總人數的40%。作戰傷亡中，共產黨員占60%。
支部建在連上，既是我軍的優良傳統，又是黨的決策指示落實到基層的基本保證。
第三師七旅十九團四連即劉老莊連就是典型例證。1943年3月18日拂曉，駐在劉老莊的四連聽到遠處傳來日偽軍進攻的槍聲。情況危急，四連黨支部書記、指導員李云鵬和連長白思才立即召集黨支部成員分析后認為，這是敵人妄圖偷襲駐在六塘河一帶的領導機關，連隊必須留下來防守，讓領導機關和群眾安全轉移。面對數十倍于己的敵人，他們毫不畏懼，頑強戰斗，連續打退日偽軍多次沖鋒。日偽軍見屢攻不下，稍作停頓。四連黨支部抓緊這個間隙，召開支委會和黨小組會分析研究，一致認為還不能突圍，必須堅持到天黑，繼續把敵人拖住，爭取更多一點時間讓領導機關和群眾轉移。此時黨支部委員分頭到班傳達了支部決定，大家一致響應連黨支部的號召，非黨員戰士紛紛寫了入黨申請書，連黨支部向上級黨委寫了報告（戰后在李云鵬遺物中發現這份報告）。敵人又沖上來了，四連官兵愈戰愈勇。子彈打光了，手榴彈擲完了，就同敵人拼刺刀，用槍托砸，斃傷日偽軍170多名，終因寡不敵眾，82名官兵全部壯烈犧牲。白思才犧牲前帶領僅存的幾人高呼“中華民族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戰后，當地人民選送82名同年生棒小伙給新四軍，第三師重新組建了四連，并命名為劉老莊連。朱德總司令贊揚劉老莊82烈士是我軍指戰員英雄主義的最高表現。
建立政治委員和政治機關制度，是落實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制度保證。新四軍組建初期，由于受國民黨當局的限制，一度取消了政治委員制度，使黨的工作人員的公開地位有所降低。皖南事變后，重建軍部，完全擺脫了國民黨的限制，團以上各級都正式任命了政治委員，同時鄭重申明各級政治機關與軍事機關處于同等的地位，加強了各級政治機關的建設，建立健全各項政治工作制度。
加強政治教育。新四軍各部隊都建立了政治教育制度，編印下發了教材，軍部和各支隊（各師）大都創辦了報紙和刊物，培養了一大批新聞和文化工作骨干。
豐富政治工作理論，創新政治工作方法。新四軍高層領導不僅模范地實踐了我黨我軍政治工作理論和方針原則，還依據自身的環境特點，勇于創造，豐富和發展了政治工作理論。
作為新四軍政治部主任的袁國平，組織召開了兩次全軍政治工作會議，對新四軍政治工作的目標、任務、方針、原則等進行了充分發揮。
第三師師長兼政委黃克誠高度重視部隊政治工作，多次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深刻闡明政治工作的首要任務就是鞏固和加強黨對軍隊的領導，保持共產黨領導的單一性和絕對性；闡明了政治委員制度和政治機關制度的重要性和科學性；闡明了從游擊戰向運動戰過渡的政治工作問題，給部隊的思想政治建設以有力的指導。
新四軍中強有力的黨的建設和強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保證了黨對部隊的絕對領導和各項任務的完成。
頭可斷，血可流，黨的信念不可丟
八年全民抗戰，新四軍傷亡8.9萬官兵，平均每天傷亡30余人，這其中共產黨員占大多數。“烈士之血、主義之花”。因為他們心中裝著黨，為黨而生，為黨而戰，為黨而死。黨的信念鑄就了他們的魂魄。
葉挺獨立團官兵平時唱革命歌，看革命書，連營房里都貼著馬克思列寧的像。第四軍副軍長陳可銘視察后驚呼：“太紅了！”葉挺當即回答：“紅才能打勝仗。”在湘南首戰前，葉挺召開大會進行戰前動員，他說；“我們是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又是北伐先鋒隊，我們不但代表革命軍，而且代表共產黨。這是北伐第一仗，我們一定要打勝。”在武昌攻城戰中第一營戰前動員時，共產黨員班長手捧一封家書，一包衣物和幾塊錢，對營長曹淵說：“為了完成黨交給的任務，我不怕死，如果我死了，請把這封信，這些衣物和幾塊錢交給我的母親。”曹淵深受感動地說：“你完成黨交給的任務不怕死，我同你一樣不怕死的去完成黨交給的任務。”在官兵一個個倒下的情況下，曹淵身先士卒，以身殉國。戰斗結束后，葉挺為犧牲官兵組織了隆重的葬禮，墓碑上鐫刻著“烈士之血”、“主義之花”，“諸烈士的血鑄成了鐵軍的榮譽”的頌詞。正因為葉挺獨立團“紅”了，官兵有了“主義”，有了理想，才有了這種英勇頑強的精神。后來葉劍英說道：“由于葉挺指揮的獨立團，有共產黨員，有黨的政治工作，因而戰斗力很強，成為威震敵膽的鐵軍。”
軍長葉挺更是對黨忠貞不二、信念如磐的模范代表。在皖南突圍失敗后，他不顧個人安危下山與國民黨軍談判，結果被扣。入獄后給蔣介石寫信，愿以自己的生命換取其他被捕同志出獄。葉挺被國民黨囚禁長達五年零兩個月，其間國民黨當局欺騙利誘，百般折磨，他始終大義凜然義無反顧。1942年11月，葉挺在關押的重慶歌樂山中美合作所里，奮筆寫作了被郭沫若稱為一首崇高的革命者壯懷的《滿江紅》的《囚歌》：“為人進出的門緊鎖著，為狗爬出的洞敞開著，一個聲音高叫著：——爬出來呵，給你自由！我渴望著自由，但也深知道，人的軀體哪能由狗的洞子爬出！我只期待著，那一天，地下的火沖騰，把這活棺材和我一起燒掉，我應該在烈火和熱血中得到永生。”在五年多的囚獄生活中，葉挺一直思索著，他寫道：“我認為只有中國共產黨的同志，能貢獻其全部力量，為中國人民來工作。在我失去自由的環境中更能深刻了解這一點。所以我囚禁期間，就下了這個決心，如果我能自由了，一定要繼承犧牲了的同志的精神，重新加入共產黨，貢獻我全部的力量，來為中國人民服務。”在葉挺同志出獄的第二天，就致電黨中央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很快就收到中央的回電，告知他已被吸收為中共黨員。當葉挺手捧中央這份電報時，激動不已，熱淚盈眶！
1940年4月1日的山城集戰斗中，新四軍第六支隊及蕭縣抗敵總隊等部隊，英勇抗擊了日軍2000余人和偽軍1000多人的掃蕩。第六支隊第一總隊長魯雨亭率部激戰竟日，擊退敵人七次沖擊，斃傷日偽軍300余人。在戰斗后期，魯雨亭讓政委孔石泉趁機率部隊和傷員撤退，他來掩護。孔石泉則堅持要魯雨亭先撤，兩人爭執不下。魯雨亭大聲說：“我是軍事主官，打仗我說了算！”當孔政委率部安全突圍后，魯雨亭才向另一方向撤退。他頭部中彈倒地的瞬間，高呼“共產黨萬歲”！第六支隊支隊長彭雪楓在追悼會上稱頌魯雨亭：“是一個只知有黨不知有己，只知有國不知有家的真正出色的民族的布爾什維克英雄！”
1939年7月6日，陳毅在《紀念我們的死者》一文中指出，我以后死之身應該首先紀念我們的死者，永遠不要忘記他們，永遠學習他們！我們永遠不要忘記先烈們的犧牲，不要忘記先烈們的陷敵不屈的就義殉國精神，不應該忘記我們的死者平昔里吃苦耐勞的艱苦奮斗的精神，不應該忘記我們的死者中大多數是共產黨員，大多數是工農出身的分子，這些人都是革命運動中所成長的人物，共產黨培養出的精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