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星，原名裘詩嘉。1931年生于西子湖畔。1948年先后到淮南解放區和蘇北解放區。同年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長期做報紙工作。1986年起從事新四軍史的研究和編寫。1999年被評為全軍軍史編研工作先進個人。2000年被評為全軍軍史編研工作先進組織者。2007年被評為南京軍區先進離休干部。參與主編《新四軍》歷史資料叢書。主編《新四軍戰史》《新四軍征戰日志》《第三野戰軍戰史》《第三野戰軍征戰日志》《新四軍辭典》《新四軍英烈志》《抗日戰爭中的新四軍》《鐵軍精神研究》《華中抗日根據地建設研究》。著有新四軍研究文集《追尋鐵軍》，通訊特寫集《海防線上》。
——摘自丁星著作《航頭殘夢》作者簡介
這份簡介以年代為經，以職務和著作為緯，為新四軍研究專家丁星老人作了速寫。這些內容寫得準確又周正。但我通過幾次接觸，心里和記憶中的丁星，就不僅是條目所寫的這么一副干巴巴的樣子，而是一位學力深厚、和藹可親的老人。
2012年9月，在中國新四軍研究會學術講座上，我第一次見到了丁老，他為我們帶來了名為“近三十年來新四軍研究成果”的一場講座。演講從新四軍的組成展開，就新四軍的成立、沿革、戰略展開和新四軍的特殊性、復雜性及人物的爭議等九個方面，為我們詳細介紹了近年來新四軍研究的主要成果。
這次講座對于我來說無疑是一個大踏步前行的捷徑。翔實的史料，讓我這個新四軍歷史研究的新兵對新四軍十年征程，有了深入的了解；風趣、生動的講述，讓我輕松地記住了“丁星們”30年來潛心研究新四軍歷史的重要成果；這次講座，更讓我記住了這個博學睿智的“白頭翁”丁星。
再次與丁星見面，是在他的家里。家里布局緊湊，書房似是最大一間，書房的桌上地上堆滿了書架擺不進的書。我們到時，丁老已經在家等候多時。這次我靠他更近，發現他是一個很有吸引力的老頭，面部所有的線條都流暢圓潤，眼睛炯炯有神，舉手投足間都透著健朗。我看到他遞來的名片，簡單且獨具特色：“原新聞工作者·現舊聞工作者。”很能體現他的個性。
我們從他在報社工作時談起。1984年，丁星榮獲首屆全國優秀新聞工作者的榮譽稱號，他最早主張以新聞改革推動部隊工作改革。此時，他已經在新聞戰線上奮戰了近40年。當時他任南京軍區《人民前線》報社社長，報紙在貫徹辦報方針、辦好副刊專欄以及報社建設方面的經驗，都是走在全軍前列的。在1982年5月的全軍報紙工作會議上，總政特意刊印了他們的經驗發至與會各報社社長的手中。晚上會議結束后回到賓館，他的房間總是最熱鬧，許多報社社長都慕名前來取經。
粉碎四人幫以后，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簡稱全國記協）恢復活動，在確定第一批理事時，丁星是軍隊新聞工作者中最早被確定為理事的。
可就在一年后，他被要求離開他所熱愛的報紙工作崗位。突然的變動讓他頗感失落，他還有許多新聞改革的設想沒有來得及付諸實施。
內心的苦悶不得紓解，直到友人動員丁星參與新四軍史的研究和編寫。
丁星經歷過抗日戰爭的烽火，那時他年齡尚幼，未能請纓殺敵，但也飽嘗顛沛流離之苦，而且在日軍的轟炸和掃蕩中多次遇險。對于新四軍在敵后堅持抗戰的事跡，他一直滿懷敬意。無論是新四軍的勝利還是挫敗，無論是從資料中讀到還是聆聽新四軍老戰士的回憶，他總是熱血沸騰，興奮不已。所以他立即全身心投入了這項工作，開始了他對新四軍歷史的研究。
丁星說：當年辦報紙時，我們只道“不朽的文學，速朽的新聞”。但是研究軍史后才了解，昨天的新聞就是今天的歷史。昨天的報道如果不怎么真實，留給后人就很麻煩了，當年新四軍的《抗敵報》報道新四軍的首次戰斗（巢湖蔣家河口）時說殲敵60余人，這就讓后人很為難，因為不可能有60余人，日軍的一個巢縣守備隊一共才20余人。所以我們在編寫文獻時不得不加一個注：關于這次戰斗的殲敵人數還有20余人、10余人等不同說法。不光是新聞報道，連報紙中的廣告都很有歷史意義。當年新四軍軍部首先在哪里成立一事遲遲得不到解決，最終是在當年在武漢出版的《新華日報》上，發現一則名為《陸軍新編第四軍司令部關于軍部移駐南昌啟事》的廣告，結束了這個紛爭很久的問題。
40年的新聞工作，使丁星養成了敏銳的新聞嗅覺，和對絕對真實的追求。看過他的著作《追尋鐵軍》一書的很多老同志和新四軍后代們都給出很好的反饋，紛紛夸贊他把這本書寫的像散文不說，還研究細致，考證內容豐富，是名副其實的追尋鐵軍！《追尋鐵軍》一書中的70篇關于新四軍的文章，都形成于丁星在編纂《新四軍》歷史資料叢書（以下簡稱《新四軍》）、《新四軍戰史》《新四軍辭典》等多種書籍之余。該書是對發表過的研究成果的匯編，但后期為了處理文章中的注釋花了他幾個月的時間。
《追尋鐵軍》書中有一文，寫的是丁星發現《毛澤東選集》中有關新四軍軍史部分，有兩處注釋不夠準確。
一是，毛澤東在文章中寫道：“1934年至1935年間，中國南部紅軍的主力轉移時，曾經留下了一部分游擊部隊，在8個省份內堅持了14個地區的游擊戰爭。”注釋將這14個地區一一列出。對此，丁星指出，正文和注釋均有疏漏。堅持南方8省游擊戰爭的，不是14個地區，應是15個地區，其中14個地區的紅軍游擊隊組成了新四軍。丁星指出，《毛澤東選集》第一版的注釋漏記了閩中游擊區。他詳述了閩中游擊區應認定為獨立游擊區的史實依據，并指出了閩中游擊區被長期忽略的原因。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在再版《毛澤東選集》時對相關注釋進行了更正，將南方8省的游擊區由14個改寫為15個，組成新四軍的紅軍游擊隊由13個地區改寫為14個地區。
二是，《毛澤東選集》載文：“八路軍二萬余人南下淮北、皖東和蘇北。”《毛澤東選集》的第一版和第二版對這句話都作了注釋，但兩版注釋，既沒有說清部隊南下的時間，又沒有說清二萬余人的南下部隊究竟是哪些部隊。丁星在《八路軍南下應是四支部隊》一文中清晰地指出，部隊南下，不是第一版所說“是中共中央1940年1月的決定”，而是中共中央為實現“鞏固華北，發展華中”作出的一項重要的戰略部署。丁星在文中具體介紹了這四支部隊的建制、發展、演變、沿革，一直講到抗戰勝利，這就將“二萬余人”的來龍去脈完整地敘述清楚了。
丁星做到了。由丁星參與主編的《新四軍》，和由他主編的《新四軍戰史》《新四軍征戰日志》《第三野戰軍戰史》《第三野戰軍征戰日志》《新四軍辭典》等書因其權威性高、真實性強倍受推崇，是新四軍歷史研究史上的里程碑，當年為出版《新四軍》也費了丁星一番工夫。
最初《新四軍》叢書文獻部分按內容擬編五冊，從1937年談判、組建到1940年為第一冊，1941年皖南事變和重建軍部為第二冊，1942年到抗日戰爭勝利為第三、第四冊，抗戰勝利以后為第五冊。有的同志卻不同意這種編法，他們認為：八路軍是老大哥，新四軍是小弟弟，新四軍的文獻不能多于八路軍的四冊。丁星去北京向葉飛、張震匯報編纂工作時，講了這個意見分歧。張震說：文獻是整套史料叢書的基礎，是最重要的部分，好不容易找到的這些文獻，重要的都要編印出來，需要幾冊就幾冊，不必去和八路軍比較，新四軍有自己的特殊情況。葉飛說：八路軍是老大哥，新四軍的文獻就不能超過八路軍，你們這是搞形而上學！新四軍有下山改編，有皖南事變，八路軍沒有嘛！你們也講新四軍的特殊性，到了工作中就忘了特殊性！張震還叮囑丁星說：你們已經編成的稿子一定要保存好，現在不能出版，以后一定可以出版的。
不久張震任軍委副主席，立即寫了《新四軍》的文獻應編五冊的意見，劉華清副主席批示同意。所以，這才有了五冊的《新四軍》。
丁老得知我畢業于新聞專業，還和我大聊了一番平面媒體和網絡媒體。離開報社30年之久，但他仍對報紙業十分關心。這份關心，同他在新四軍歷史研究上的傾注一樣深厚。至此，我才終于明白名片上那句簡介“原新聞工作者·現舊聞工作者”的含義。
難怪1993年春節，南京軍區原政治委員杜平題詩相贈：疑是文曲星，滿腹藏經綸。軍中報新事，林下綴舊聞。他說丁星“離開人民前線報社后從事新四軍研究，是從新聞工作轉到舊聞工作”，這話一點沒錯。
我們的談話幾次被電話打斷，原來丁老剛剛出院，好多友人來電“責怪”他住院了也不告知。他的“三高”變得不容忽視，已經對眼睛、肝腎造成了影響，醫院很重視，剛住院的時候一天打五次胰島素，所以他用幾分鐘的時間學會了自己打胰島素。他還笑著說：快快樂樂的日子已經結束了，不能想看什么就看什么了。話雖這么說，可是他依然堅持著對新四軍歷史史實的還原。
“堅持真實性也是很不容易的，要調查考證，而且還要爭論，有的時候會有不同的意見。”為了新四軍軍史的準確記述和傳播，丁星勇于爭辯，善于爭辯，他與來自各方的不正確記述與宣傳，與推理歷史、想像歷史、甚至是偽造歷史者爭辯。他不斷爭辯的目的只有一個：尊重歷史的本來面目。
抗戰勝利已經70年，但是在輿論戰線，捍衛抗日戰爭勝利成果的戰斗還在繼續。一直以來關于新四軍在抗日戰爭中的地位和作用，新四軍對于抗日戰爭取得完全勝利所作出的貢獻，社會上存在貶低、歪曲甚至否定的雜音。再加上近幾年媒體對國民黨軍正面戰場的宣傳矯枉過正、比例失調，使得整個抗戰歷史被扭曲。
對于這一現象，丁星把它看成一場挑戰，他不顧自己85歲高齡積極應對。他經常應邀外出演講宣傳，他不停地接待來訪，他還不斷幫助他人寫文章。為了還擊不正確的聲音，他的演講變得更有針對性，更強調戰斗性。
丁老向我介紹了兩次他最滿意的演講。一次是2013年10月，在北京師范大學的敬文堂。500座的講堂，除去組織方北京新四軍研究會不到100人，剩余全被在校歷史系師生填滿。學生們反響強烈，結束時間一推再推。還有一次是2014年4月在上海，時上海新四軍研究會換屆，丁星從為什么還需要繼續新四軍研究講起，為即將加入新四軍研究行列的人員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