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風蕭瑟，落葉颯颯。晨靄中彌漫著濃烈的草木焦味，身穿粗布薄襖的戰將佇立山崗，一字一頓說：“‘價人維藩，大邦維屏……’國破山河在，我軍注定要以血肉之軀筑一道鐵血堤防！”那一刻，戰將眼中激射如刃的激憤與決絕。
這是1939年11月13日凌晨。處于惡戰間隙的腥風血雨中，新四軍第三支隊副司令員譚震林，正面臨征戰生涯最慘烈的對決。
此刻，石谷聯隊、百川大隊600日軍正趁夜奔襲孫村，并沿途糾集荻港、鐵礦山、三江口等據點守軍共計2000兵力，企圖以偷襲一舉殲滅新四軍三支隊為主的抗日武裝。只是驕橫狂妄的日寇沒想到，獲取情報的新四軍早已布下陷阱。譚震林令第五團三營以塘口壩山崗為伏擊陣地，另派一個連作誘餌，以遭遇戰且戰且退誘敵入甕。
塘口壩伏擊戰陣地筑在山腰，陡坡下就是崇山峻嶺間唯一的蜿蜒山道。時逢深秋，枯葉盡落，視線一覽無余。譚震林嚴令戰士們挖掘塹壕時不得向坡下覆土，泥屑石塊全部裝袋運走。但戰將蹲在齊腰深的塹壕里，枯草遮掩的塹壕把視線生生割斷，怎樣才能準確洞察敵人的行蹤，以猝發一擊而致敵于絕境？電光石火間，譚震林腦海倏然浮現前日清晨的一幕。
披著朝露從陣地巡查歸來，房東大娘正忙著煮地瓜粥。譚震林蹲在灶前學著大娘用空心竹管向灶膛里吹風，竹管捏在手中的一刻，戰將隱隱感覺手中似乎正持著一柄具有特殊功能的兵器。正要往深處琢磨，卻讓作戰參謀急迫的報告聲打斷了思緒。此刻，依稀的竹管讓戰將腦中靈光突閃，他招手把三營長叫到眼前，比劃著面授機宜，營長喜出望外地轉身去依計部署。這個清晨，新四軍三支隊五團陣地各指揮位置的枯草叢中，都神秘地伸出一根空心竹管，那是穿透土埂直對山道的觀察孔。
須知，戰場上指揮員的計高一籌，往往就決定生死博弈的勝負走向。14日凌晨5時許，日軍石谷聯隊500多人，蟒蛇蠕行般地進入梅沖山坳。機智勇敢的三營戰士把鬼子放近到幾乎觸手可及的位置，才驟然投出集束手榴彈，霎時間如霹靂摜地，火球席卷，鬼子被炸得人仰馬翻。從凌晨至次日拂曉，三營堅守塘口壩陣地一晝夜。旭日陽光投射在峨山峰巔上，戰士們躍出塹壕，居高臨下與日寇血刃相搏。前排戰士在血火飛濺中倒下，后排戰士更繼以吼聲如雷、刺刀泣血，那是疊加了犧牲戰友的無盡勇氣與仇恨。盡管發起20多輪沖鋒，增援部隊也源源不斷地開到，機槍彈、野炮彈天降冰雹般傾瀉在幾成焦土的山坳里，但日軍卻只能無奈地望山巔而興嘆。
其實，這僅是第四次繁昌保衛戰中的慘烈一幕。早在7天前即11月7日晚，日軍第十五師團五十二聯隊及川島警備隊步騎兵600余人，攜九二步兵炮、擲彈筒和輕重機槍進犯繁昌。譚震林決心擴大正面部署以對敵人形成包圍之勢。9日，日軍在炮火掩護下突入繁昌城，卻陡然發現竟是一座空城，繼而驚悚地察覺已被新四軍兩個團鐵桶合圍于彈丸之地。下午3時，譚震林下令發起總攻，五團一營從城北、二營從城西殺進城區，六團三營從峨山直撲城池展開肉搏戰，戰至5時，殘敵經北門潰逃。
連戰連挫，日寇惱羞成怒。11月21日凌晨，日軍再次抽調石谷聯隊及川島警備隊步騎兵2200兵力，分五路進攻繁昌城。譚震林掐緊敵增調兵力、以求決戰的軟肋，采取運動防御戰術，巧借地形節節狙擊，以遲滯和消耗日寇。峨山陣地西北高地由林昌楊連長帶四連堅守，日軍步騎兵混編展開一次次集團沖鋒，都被四連的密集火力打得人仰馬翻。激戰中連長林昌楊被一排機槍子彈貫穿胸膛，當場犧牲，整個陣地始終巋然不動。日寇搶占制高點的企圖落空，便把主攻方向轉到烏龜山右側六連陣地，同樣被密集的手榴彈和機槍火力擊潰。黃昏，丟盔棄甲的鬼子在機槍掩護下狼狽退守城內。面對交通切斷被動挨打、雨雪交加彈盡糧絕的慘局，23日7時，異常恐慌的日軍殘部拼死突圍逃向馬家壩。
時隔多年后，譚震林轉戰途經繁昌，重登峨山陣地。戰將撫摸翠竹凝思良久，感慨說，“這是革命功臣，當年為我們裝備了不帶曲管的潛望鏡，叫鬼子吃了大苦頭哩！”
此刻，佇立當年血光飛濺的塹壕陣地、而今芳草萋萋的帶狀溝壑里，我禁不住思緒飛揚。以一根鑿空竹管，于隱蔽陣地中洞窺敵人行蹤，可謂匠心獨運。其實，于戰將而言，對戰術與戰略的敏銳洞察，其智慧與膽識有著驚人的一脈相承。
畢竟，“皖南事變”前，國共兩軍尚維持著并肩御敵的格局。1938年11月，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頒發命令，將繁昌、銅陵、南陵地區劃為新四軍第三支隊防區。有些指戰員對此心存怨氣，說這分明是把新四軍塞在敵頑之間當盾牌。譚震林的思路卻獨辟蹊徑，繁、銅、南地區作為皖南縱深的門戶，尤其繁昌位處蕪湖至銅陵的沿江突出部，是瀕江諸鎮的交通要隘，他睿智而風趣地分析：“予我以立錐之地，其實就是把新四軍鑄成楔子，以頑強斗志與鐵血之勇，最終讓日寇與偽頑幽靈纏身直至分崩離析！”
其實輕松背后是沉重，有個心結始終沉甸甸地壓在戰將心頭，少年時熟記于心、常令他血脈賁張的《詩經》佳句，此刻油然浮現腦海：“伯也執殳，為王前驅。”他深知自己肩負著一份比山高的使命，那就是為皖南新四軍根據地筑一道橫亙于皖江的鐵血屏藩。
從1939年1月至12月間，譚震林連續指揮五次“繁昌保衛戰”，成為新四軍第三支隊200多場戰斗中的經典之作。其中又以第四次保衛戰最為慘烈，經峨山頭、塘口壩、繁昌城3場惡戰，歷時15天。盡管日寇投入數千兵力，但驍勇善戰的新四軍最終以400：80的懸殊代價，殲敵偽500余人，擊斃日酋川島中佐，令驕縱狂妄的日寇鎩羽而歸。
1941年3月，譚震林奉命率部東進開辟蘇南抗日根據地。出征開拔的清晨，十里八鄉的鄉親們趕來送別，有的煎了糍粑，有的煮了鹵蛋，但譚震林只帶上房東大娘納制的一雙布鞋，及一截從陣地取回的彈片削斷的燕竹。戰將高擎過頭頂朗聲說：“我要用這兩件圣物闖險路、嘯長歌，等打敗日寇收復河山，再回來向父老鄉親們報恩！”
那一刻，鄉親們淚濕雙眼，戰將閃現于刀光血影中的那些片段讓他們永難忘懷——
秋雨飄灑在蜿蜒山徑上，如縷氤氳襯映出鐵骨衷情。峨山戰斗前夜，戰將剛指揮部隊修筑陣地工事，又率領支隊勤雜人員趕往后山鋪筑臺階，讓鄉親們可以第一時間撤離。激戰的日日夜夜，青壯年鄉親拒不撤離，爭相上前線救護傷員、運送彈藥，最多時竟達2000人。
山風輕拂在層巒疊翠間，如畫山水銘記著戰將英姿。部隊緊張備戰的前夜，譚震林得知抗戰小英雄徐友德熟悉地形，便讓他領著爬崗頭登山巔，細細勘察地勢地形。返回指揮部時，戰將抓住徐友德的手親切地鼓勵說：“戰事未開，咱們的兒童團長就先立下功啦！”
君子之諾生死許。八年后，1949年4月，已是第三野戰軍副政委的譚震林率部渡江，重返繁昌，戰將就穿著珍藏多年的布鞋踏上故土。而那截飽蘸硝煙的竹管，則被制成一支長笛贈給了華野文工團，成為戰地輕騎的鎮團之寶。
思忖的一刻，和風惠暢，松濤如潮，我仿佛聽到伴奏清脆笛聲的低沉誦唱——“皖南門戶，長江邊上，平靜的繁昌，成了烽火連天的戰場；峨頭山的搏斗，塘口壩的血戰，我們用雪亮的刺刀，暴烈的手榴彈，火力猛烈的機關槍，前赴后繼的沖鋒，把敵人打下山崗……”那是1940年春，新四軍戰士曲再之、吳薔作詞，何士德作曲的《繁昌之戰》。
時逾76載，徜徉于峨山的蜿蜒山道，我仍在強烈地感受那鏨刻大地的戰爭創傷：蒼松粗矮的主干上枝杈繁密，那是密集機槍子彈攔腰割斷后頑強再生的縮影；初春山雪融化的涓涓流泉總挾雜著絲縷血色褐紅，那是深嵌土中的彈片彈頭腐蝕流淌出的時光記憶；深秋野風的旋嘯總在山谷間蕩起刀戟相擊的回響，那是犧牲勇士不屈的生命在怒吼……
穿過歲月煙云，在抗戰勝利70年的今天，我更真切地感佩于“繁昌保衛戰”的戰術精純和戰略價值：在敵強我弱的態勢下，采取避強擊弱的作戰方針，我軍利用地形節節阻擊，以最大限度遲滯和消耗敵人。當裝備精良的日軍數路進犯繁昌城時，新四軍主力部隊猛烈襲擊敵守備薄弱的據點和交通線，使日軍處于孤掌難鳴的境地；由于新四軍的堅決抗擊，日寇在涇南銅繁之間屢遭重創，其“奪取繁昌，掃蕩皖南”險惡計劃終致破滅，進攻中國腹地的戰略遭受不可逆轉的牽制。而我抗戰后方的徽屯門戶屹然不動，更間接地為武漢會戰提供了外圍支撐。
虎嘯于蒼松，豹突于修篁。再次咀嚼戰將吟誦的詩句：“價人維藩，大邦維屏……”屏藩，語出《詩·大雅·板》，意喻衛國之重臣，亦謂捍衛。于生死攸關間，猶頌國唱以抒壯懷之志，一代戰將的膽略與儒雅堪為高山仰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