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3日上午，我一直坐在電視機前，興高采烈地觀看中國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大會以及閱兵的實況直播。不料到了傍晚，傳來張震將軍于17時逝世的消息。歡悅的心情頓時變為悲痛。轉念又想，老將軍享年101歲，看到了祖國的強盛和民族的振興，看到了勝利日大閱兵呈現的我軍軍威，看到了他多年浴血戰斗的追求正在成為現實，他必定會感到欣慰，無憾地含笑離去。
張震是我們第三野戰軍的首位參謀長。我那時年輕，只能對他仰望。許多年以后，我在他的領導下參與編撰新四軍史和第三野戰軍史，才和他有比較多的交往，才對他有近距離的了解。
為編撰新四軍史傾注心血
1985年5月中央軍委決定編纂《紅軍長征》《八路軍》《新四軍》三部歷史資料叢書。《新四軍》編審委員會以葉飛為主任，張震、唐述棣為副主任。當時張震正負責籌建國防大學，不久任校長兼政治委員，工作很忙。但他對《新四軍》的編纂十分重視。他參加了在北京和南京舉行的各次編纂工作會議。他仔細閱讀送審稿，其中的《綜述》冊，我們印過征求意見稿、送審稿、終審稿。他三次都看了，而且動筆作了修改。在外地召開的審稿會議，會后他都聽取匯報。我們的書面請示，他都及時批復。他對新四軍滿懷深情，為編輯撰寫新四軍史傾注了大量心血。1985年11月11日，叢書編輯工作開始不久，張震在南京舉行的會議上講了話。我重讀根據錄音整理的講稿，再次被他的深刻見解所折服。張震說：“要以辨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作為編纂工作的指導思想。要尊重歷史。要把歷史問題放到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去認識。要懂得歷史發展過程的復雜性和曲折性，對一切問題要采取分析的態度。只有這樣，才能正確地閱讀史料，提出論點，評價功過，總結經驗?！?/span>
抗日戰爭時期，新四軍的任務是在敵人后方開展游擊戰配合正面戰場。因此，研究和宣傳新四軍對抗日戰爭的貢獻，不僅要講殲滅了多少敵人，更要講牽制了多少敵人。許多人不懂得敵后戰場的戰略地位，因而低估新四軍的作用。張震指出：“要寫出新四軍在戰略防御階段的戰役進攻。日寇來了，國民黨軍正面戰場是撤退甚至潰逃，我們則是向敵人后方挺進，迎著敵人的進攻前進。這就是戰略防御中的戰役進攻。”“至于到了戰略相持階段，敵后戰場更是起著主導作用。八路軍和新四軍在敵后戰場，抗擊了80％的侵華日軍，100％的偽軍。要把這個特點寫出來。”今年紀念那場大戰勝利70周年，強調了中國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許多人為之耳目一新。張震在30年前就已指出：“中國戰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一個戰區。中國的敵后戰場又是中國戰場的重要部分。要從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這個全局來寫新四軍這個局部。要看到新四軍在整個反法西斯戰爭中的作用。這樣才能正確評價新四軍的歷史地位。”
關注新四軍史編撰工作的方方面面
張震在紅軍時期已任團參謀長。全國抗日戰爭爆發后，他任新四軍竹溝留守處參謀長。1938年9月他參與組建新四軍游擊支隊，任參謀長。此后，游擊支隊改編為新四軍第六支隊，又改編為八路軍第四縱隊，再改編為新四軍第四師，張震一直任參謀長，直到抗日戰爭勝利。多年的參謀長經歷，使他具有善于謀劃的智慧，也使他養成了細致、縝密、嚴謹、周到的工作作風，綜觀全局、緊抓要點又并不忽略細節。在編纂新四軍史的過程中，我屢屢領略了他的這一特點。張震每次參加編纂工作會議，既講指導思想和編纂原則，也會關注編輯隊伍的穩定和辛苦，要求我們邊工作邊學習，叮囑各編緝組要互相交流，互相支援，更要主動爭取所在軍區加強領導，甚至講到經費的籌措和節約，講到編輯人員到各地征集史料應有出差補助。很有點婆婆媽媽的味道，但聽著感到溫馨。15年編撰軍史，有許多事令人難忘。
《新四軍》歷史資料叢書的《參考資料》冊，有一個分冊是日偽關于新四軍的文電。1989年4月在北京開會，這一冊的編輯組長孟軍在發言中提到，他們托中國駐日機構買到一套日本出版的新四軍資料，正在組織翻譯，只是這套書太貴，花了6萬元，至今沒有報銷。張震問了這套書的情況，問罷就走出去了。不一會，他回到會議室，對孟軍說：“我給廣州軍區張萬年司令員打了電話。你們買資料的錢，他同意報銷。你回武漢以后去一趟廣州，找張司令員簽批?！苯又终f：“你們這個編輯組，原來是武漢軍區的，現在歸屬廣州軍區。他們不大了解你們的工作。你到了廣州，要向張司令員匯報情況，還要向廣州軍區的有關部門匯報情況?！彪y題迎刃而解，老孟如釋重負，至于匯報情況，當然不在話下。
《新四軍》歷史資料叢書的《回憶史料》冊，有一篇《竇樓戰斗》，文中寫道：“張參謀長身先士卒，親臨第一線指揮戰斗，用蘇制轉盤機槍猛烈向敵人射擊?！弊詈笾v敵我雙方傷亡，又寫了“支隊參謀長張震等十余人負傷?！睆堈鹂戳怂蛯徃?，似乎有些不安，打電話來：“竇樓戰斗規模不大，要不要專門寫一篇文章？”我們報告說，竇樓戰斗是新四軍游擊支隊的首次戰斗，各個支隊的首次戰斗都有回憶文章。我們又將此文的最后改為：“支隊參謀長張震、見習參謀程朝先、排長姚克等十余人負傷?！边@才得到張震的同意。
編好文獻為研究新四軍史提供資料
文獻是歷史資料叢書的基礎，大家都很重視。但是，文獻怎樣編？選那些，不選那些？是少選精選，還是多多益善？始終是我們很費惦量的問題。1990年9月15日，張震給我們寫來一封長信，討論與新四軍第四師及其前身有關的文獻問題。首先講到的，是發生于1940年的所謂“東進西進之爭”。《文獻》編輯組認為，這是領導人之間的內部磋商，只需選用兩份電報，說明事情的起因和結果即可。張震則認為應該向人們提供更多的文獻。他在信中引用1940年3月16日和19日毛澤東的兩份電報，介紹了當年國民黨頑固派將反共重心從華北轉向華中，企圖消滅或驅逐新四軍的嚴重形勢，以及日軍可能打通平漢線，華中面臨的嚴重戰爭可能，正是在這個背景下，彭德懷在6月25日電示彭雪楓、黃克誠兩部合編以后，先在新黃河以北鞏固根據地，創造主力兵團，將來乘機發展豫南和鄂北，并稱“這是發展華中的根本大計”。張震說：“八路軍南下華中過程中，電報有數十份之多，始終貫徹了毛澤東同志的爭奪中原，發展華中這一重要的戰略思想。我們認真學習和研究，可以從中受到很大教益。在黃克誠部南下之途中，少奇同志提出‘向東發展，向西防御’的方針，改變了黃部之原定任務，要克誠同志到蘇皖地區向蘇北發展。經過請示和商酌之后，克誠率部東進，雪楓率部執行向西防御的任務。這個問題本來就不應成為什么‘爭論’?？墒牵髞韰s無限上綱上線，對彭、黃批判達數十年之久。至今，這個問題的真相許多人搞不清。假若我們的《文獻》只選用6月6日和7月30日兩電，則這件大事就不易為人們所理解，也不利于黨史軍史部門的研究。為尊重歷史事實，是否可將上述三電及彭、黃建議電略加增補？請考慮?！睆堈鸬倪@封信很長，舉此一例，就可看出他對編選文獻之重視，思考之周全。文獻怎樣編？一開始就有意見分歧?！栋寺奋姟窔v史資料叢書以時間為序，兩年編一冊，八年抗戰，共編四冊。我們從新四軍的特殊性考慮，擬編五冊。其中，1941年有皖南事變、重建軍部這樣的大事，文獻很多，需要單獨編一冊。抗日戰爭勝利后，新四軍的番號繼續保留，直到1947年1月，這個時期的文獻也需增加一冊。有的同志不同意，一再說：八路軍是老大哥，新四軍是小弟弟，新四軍的文獻不能多于八路軍。這個意見分歧，在南京解決不了。我在去北京向葉飛、張震匯報編纂工作時，講了這個問題。以前他們聽取匯報，都是葉飛先作指示。這次一反常態，張震先明確地講了意見。他說：文獻是整套史料叢書的基礎，是最重要的部分，好容易找到的這些文獻，重要的都要編印出來，需要幾冊就編幾冊，不必去和八路軍比較，新四軍有自己的特殊情況。葉飛隨即表示贊成。
真是一波三折！正當《文獻》五冊編成初稿的時候，從北京傳來權威意見，說是為了保密，文獻只能編選一冊。在南京主持叢書編纂工作的唐述棣囑我起草編審委員會給中央軍委的報告，說明按照檔案法，新四軍的文獻早就超過解密時間，已經沒有保密的問題。報告送到北京，葉飛稍作修改簽了字。張震在簽署以后又說，這個報告送上去，也許不起作用，但是你們已經編成的初稿一定要保存好，現在不能出版，將來總是可以出版的。
1992年10月，張震任中央軍委副主席。他在11月19日就批示，由軍委辦公廳征求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意見，并與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研究文獻的編纂原則。軍委辦公廳于1993年3月9日提出“建國前的檔案從寬，建國后的檔案從嚴”的意見。3月10日，即第二天，張震就批示同意，并且強調了新四軍的文獻是屬于建國前且多是1945年前的?！缎滤能姟窔v史資料叢書的《文獻》五冊公開出版，為研究和宣傳新四軍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資料。
促成第三野戰軍戰史出版
1990年2月，《第二野戰軍戰史》出版。許多第三野戰軍的老同志要求編撰《第三野戰軍戰史》。9月3日，張震向中央軍委提出編撰三野戰史的建議。他在報告中分析了此時編撰三野戰史的有利條件，建議根據部隊的沿革，由南京軍區負責此項工作，由南京軍區參加《新四軍》歷史資料叢書編纂工作的同志組成編輯室，“這樣，在史料的搜集整理，在戰史編寫方法的掌握等方面，都有連續性。”
中央軍委1991年1月28日批準了張震的建議。于是，我們在繼續編纂《新四軍》歷史資料叢書的同時，又開始了三野戰史的編撰工作。
南京軍區黨委常委于1991年5月10日舉行會議，專題討論了編撰三野戰史的有關問題。會上決定由我專程赴京，將討論情況向張震匯報。5月22日，張震在百忙中安排時間，聽取了我的匯報。
第三野戰軍是1949年2月由華東野戰軍改稱的，1950年1月就與華東軍區合并，時間不長。我在匯報中說，這部戰史應該從抗日戰爭勝利后，新四軍保衛抗戰勝利果實、準備應付全面內戰寫起，延伸到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完成解放華東大陸的作戰任務。張震表示同意。他說，這本書雖然稱作《第三野戰軍戰史》，其實是華東部隊的解放戰爭史，應該從新四軍在抗戰勝利后實行戰略轉變寫起。而且，新中國成立后，華東還有解放舟山群島、解放一江山島和大陳島等作戰，可以一直寫到1955年4月華東軍區改稱南京軍區。
張震在給中央軍委的報告中，建議由第三野戰軍的軍長、政委以上老同志任編審委員會顧問。南京軍區黨委討論時，認為顧問太多，可能不便工作，主張請當年任兵團領導職務的老同志為顧問，每個兵團兩人。軍區黨委還建議由張震任編審委員會主任。這兩件事，也是我匯報的重點。張震說，“編審委員會還是由南京軍區的同志組成，我當顧問就行了，該顧該問的我一定盡責。我的愿望是編寫工作盡快上馬，三野戰史早日出版。至于編寫機構的組建，顧問請哪些人，都請南京軍區自行決定。不過有兩位同志，你們要主動聯系。一位是王德同志，他當過多年三野的作戰處長，很了解那段歷史。一位是譚肇之同志，他是三野的秘書處長，六十年代參加過戰史編寫工作。他們兩位，對你們會有幫助?！?/span>
我回答說：“是，我們寫新四軍史，就和王德、譚肇之同志一直有聯系?！?/span>
張震略一沉吟，又說，“每個兵團有兩位顧問，三野的司政后機關也可以各有兩位顧問。司令部是我和王德。政治部是鐘期光和譚肇之。后勤部是鄺任農和謝勝坤。這個方案好不好？”他隨即要秘書打電話，詢問鐘期光的病情。
秘書說：“我正要進來報告，剛接到鐘期光政委逝世的電話通知，訃告隨后送來?！?/span>
張震“啊”了一聲，轉身對我說：“我們就談到這里吧！我要去送鐘主任?！?/span>
我說，“鐘主任逝世了，三野政治部還需要一位顧問。”
張震說：“張凱同志。他到地方工作以前，也是野政副主任?！彼幻嫱庾?，一面叮囑我：“這只是我的建議，你回去向南京軍區黨委報告，請他們決定。”
此后，張震對我們呈送的《三野戰史章節劃分意見》和《編寫三野戰史要研究的問題》，都及時作了批示。例如，1948年華東野戰軍內線兵團和外線兵團的會師，究竟何時會師，怎樣會師，說法不一。張震告訴我們：“會師是和濟南戰役的部署同時完成的。因為外線兵團第十縱隊參加了攻濟，其余的部隊打援?！彼€提示我們：為了堅持淮南、淮北的斗爭，組建過江淮軍區；濮陽會議時，成立了東南野戰軍第一兵團，后來沒有執行南渡長江任務，番號就撤銷了。這些部隊雖然時間較短，戰史也要記載。在審讀三野戰史初稿時，這樣的提示更多。
我們用三年時間征集研究史料，寫出三野戰史初稿，又用兩年時間廣泛征求意見，反復推敲修改。1997年3月15日，在北京舉行了《第三野戰軍戰史》首發式。中央軍委副主席劉華清、張震、張萬年、遲浩田和葉飛等許多老同志出席。張震發表了長篇講話，熱情洋溢地回顧了第三野戰軍及其前身山東野戰軍、華中野戰軍和華東野戰軍的戰斗歷程，肯定了三野戰史是學習毛澤東軍亊思想、進行我軍優良傳統教育的又一部生動教材。
期望造就一批新四軍研究專家
1996年3月20日，中央軍委常務會議討論了編寫《新四軍戰史》的問題，認為：“為繼承我軍優良傳統，使軍戰史齊全配套，抓緊組織編寫《新四軍戰史》是必要的。”決定“編寫《新四軍戰史》的任務由南京軍區承擔”，仍由我們這個工作班子組成編輯室。
新四軍歷史上需要統一認識的問題，在我們編纂《新四軍》歷史資料叢書的10年中，通過廣泛征求新四軍老同志和黨史軍史學者的意見，大多已經解決了。我體會到，征求意見的過程，就是相互交流、集思廣益、統一認識的過程。因此，在這個基礎上撰寫《新四軍戰史》，我覺得沒有多大困難。但張震仍然十分關心，經常給予指導。7月9日，他復信同意擔任顧問，同時提出：“擔任顧問的新四軍第二師老同志，還可增加張勁夫?！边@對我是個重要啟示：不要只征求部隊老同志的意見，還要向那些已在地方工作的新四軍老同志請教。還有一次，他來信指示：“新四軍第五師因離軍部太遠，后來由中央軍委直接指揮，但仍為新四軍的組成部分，戰史中要有一定的份量?！?/span>
1999年2月26日，張震來信說：“《新四軍戰史》送審稿已看過。感謝同志們幾年來的辛苦勞動。向大家問個好！”“修改意見都改在書稿上了，請你們在定稿時考慮?！狈_同時寄來的書稿，有許多訂正、補充、修改的意見。特別是他親身經歷的新四軍第四師及其前身的記述，改得更多。關于新四軍游擊支隊的東進，關于新興集戰斗，關于蕭永事變，關于豫皖蘇邊區反頑作戰，關于朱家崗戰斗，都有成段的增補。只是老將軍的字跡太難認了，需要秘書逐字“翻譯”在旁邊注明。
張震有一枚印章，刻著“普通一兵”，聽說是他最喜歡的。多年在他領導下編撰軍史，我一再感受到他的平易近人。我還有一次經歷，很能反映他的普通一兵本色。那是1987年4月20日，張震在南京參加叢書編審委員會會議以后，當晚偕夫人乘火車返回北京。我去車站送行。因為南京軍區的保衛干部遲到，車站貴賓室沒有開門。我只得在候車廳找了兩個座位，請張震夫婦坐下。張震的秘書和我沒有座位，就站著陪他們說話。候車廳人來人往，相當嘈雜。張震并不介意，一直神情平和，還親切地和緊挨著坐的女旅客聊天，問她帶著的孩子是不是孫子？是不是也去北京？這時那位保衛干部急匆匆趕來了，請張震夫婦去貴賓室坐。張震說，“不用了，坐在這里很好么！”接著，時任南京軍區政治委員的新四軍老戰士傅奎清也來送行，對那位保衛干部遲到很生氣。張震又一次說：“沒關系，坐在這里很好么！”看來，他還和戰爭年代一樣，喜歡同老百姓在一起。這就是人民軍隊的高級將領！
張震在30年前的一次講話中說：“對我們每一個參加編纂工作的同志來說，編纂的過程就是學習的過程。這是一個很好的學習機會。要通過編纂工作，了解新四軍的戰斗歷程和基本經驗，學習和掌握馬克思主義研究歷史的立場、觀點和方去。只要用心學習，在座的同志都可能成為研究新四軍歷史的專家。我想，我們這么大的一個國家，有幾十個百把個研究新四軍歷史的專家，不算多。”我和其他一些同志，在完成了中央軍委賦予的軍史編撰任務以后，多年來繼續從事著新四軍研究和宣傳。我們稱不上專家，但我們銘記著老將軍的囑咐，努力不辜負他的殷切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