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老伴張穎都已過耄耋之年。今年是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作為參與抗戰的新四軍一師老戰士，回憶當年就激動。我們在這場民族危難和戰爭中成長起來，走過了自己的革命道路。抗戰留下的精神財富值得永遠記取和傳承。
先天下之憂而憂
到前方去，奔赴抗戰第一線，這是我們地下黨員的向往。1941年夏，組織上終于批準我(時任中共平陽縣委直屬文化支部書記)和楊力航(同支部黨員)離開家鄉，到蘇北參加新四軍。
一路上輾轉顛沛，困難重重，費盡周折。直到10月下旬一個晚上，我們才跟上海交通同志一起，上了去南通的江輪。
下碼頭，經過偽軍的檢查，交通同志領著我們一出新港鎮，就向后邊的田野奔跑，快速跑了十多里路后，傍晚，抵達新四軍一師的兵站。第二天，我同力航又走了四十多里路，到東臺三倉。這里是抗日軍政大學五分校蘇中大隊的駐地。我們被編入三隊當學員。當時，一隊是軍事干部隊，二隊是政治干部隊，只有三隊是學生隊。這里有許多與我們差不多年齡的青年學子，有上海來的，有內地來的，也有從馬來西亞來的華僑。大家高興地交談，相互介紹各自情況。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校部特派員來看望我們。他負責審查來自各地的同學。這位特派員一口上海浦東話，對共產黨的新軍隊性質任務，“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說得生動有力?？此挲g不大，可能還比我小。后來，他成為我們隊的政治指導員，叫梁皓群。同學們非常敬佩他!
這天是10月28日，我們忘不了的日子。離開浙江平陽老家時還是9月初，天氣炎熱，穿短衫。現在進了蘇北抗大學生隊，天氣已經很冷了，部隊當即發給我們灰藍色的棉軍服。我們參加了新四軍!我們高唱著新四軍軍歌，開始了人生新的征途!
我們被編入三隊后，力航在一班，我在九班。不久，我倆就擔任副班長(學習班長)。我們除學習軍事課外，還學習中華民族解放運動史。大家學得很認真，很有興趣。
我們的課堂是老百姓的打麥場，背包就是我們的書桌椅，武器一刻不離身。不久，遭日寇突襲，我們背起的背包，拿起套筒槍，就跟著隊長向槍聲的反方向跑。好在校部領導早有準備，雖然“三八”槍聲已離我們不遠，但一、二隊同學把敵人火力引過去了，他們有少量傷亡，我們三隊無傷亡。打退敵人之后，我們總結經驗教訓，并繼續上課學習。后來我們南下參加豐利戰斗，從蘇中三分區轉移到蘇中四分區，進駐海復鎮的海復中學(學校放寒假)。
這已是1942年的春天了。抗大五分校蘇中大隊改編為抗大九分校。粟裕師長親自擔任我們校長。學校成立參謀隊，力航調參謀隊學習。三隊整編時，宣布我到一隊(連排軍事干部隊)去當文化干事，給老紅軍和連排軍事干部講自然常識，傳播科普知識。完成一隊課程后，我又調二隊(政治干部隊)工作。這年夏天，日本鬼子發動“清鄉”“掃蕩”，還搞什么竹籬笆，要分隔抗日民主根據地軍民，企圖消滅我們于四分區。粟裕師長決定我們九分校借老百姓海船，北上斗龍港。這一路北上的海上生活，很艱難。我們不習慣海浪的顛簸，有的同志說自己的肝膽內臟都要吐出來了。到鹽城斗龍港之后，又接粟師長要我們南下的命令。這時是我軍最艱難的時期。黨中央發表“精兵簡政”的新華社社論。部隊精簡，老弱病殘、懷孕婦女都動員回家。蘇德戰場進入莫斯科保衛戰時期。我們南下途中，帶著蘇德戰場地圖，天天在上面插紅藍旗。
1943年春節，年三十夜，大雪紛飛，我們在揚中過長江。部隊到蘇南地區，駐上芝山、下芝山一帶。粟師長將一、二、三旅的教導隊和六師十八旅的教導隊，都合并到抗大九分校來，編成三個大隊，九個連。我所在的二隊編為三大隊九連，學員都是前線調回來培訓的連政治指導員和打算培養為指導員的排連干部。校部又決定，將原在各隊的政治干事、文化教員，都調到九連“當兵”鍛煉。因此，楊力航、朱覺、曹維東等都來了。不久，我也從連部下到班里鍛煉，在成立連隊俱樂部時，又被推選為俱樂部主任。
我們抗大九分校在上、下芝山一帶，安安靜靜地學習了兩個多月，沒有行軍打仗。主要任務是整風，學習相關文獻、著作。我從連部到九班之前，有兩件事記憶猶新。我們連部，除連長、指導員外，和我生活在一起的，還有黨支部書記朱后年，兩位政治教員劉冰和沈玉明。劉冰是老紅軍、江西老表，我調到二隊(政治隊)當文化教員時，他已是那里的政治教員。我們相處一年多，有一種特殊的感情，因為他是在“皖南事變”中突圍出來的，原是皖南教導隊文化教員，金冶、許布洛都是他的學生。朱后年與我是同齡人，我們睡一個床，無話不談。他少時家庭很貧苦，要過飯，當過童工，從小就營養不良。這年蘇北特別冷，單穿棉襖還不行，我從家里帶來的毛線衣，一直舍不得穿，怕天氣還要更冷。朱后年看我不穿，他就要借穿。他要把自己的毛毯借給我，我不要。北風吹，雪花飄，我感冒了，發燒還是堅持行軍。朱后年又把毛衣還給我，自己身上捆著毛毯，還用手拽著毛毯兩角，頑強地向前走……
沈玉明來新四軍之前，原是北京中華郵政總局地下黨領導人之一。這位年長者，行軍中與我們一樣背背包，我們非常尊敬他。沈教員對我很好，有件難忘的事。在我要下九班去的時候，他問我：“《論共產黨員修養》的核心思想是什么？”我回答不上，此書我已讀了好幾遍，可不知道核心思想是什么，自感慚愧。他誠懇地說，這是革命者的世界觀、人生觀問題，做人的道理。他建議我把第六章的“黨員個人利益無條件地服從黨的利益”多看幾遍，領會其核心思想。我到九班后，班里同志們很歡迎我，因為我可以給他們當小教員，講什么是革命者的世界觀、人生觀。
我回憶自己的這段經歷，想到少奇同志是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方法來講中國問題，緊密結合中國革命的實際。他講的這些道理，都是毛澤東思想科學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
想想抗戰中，我們的黨和軍隊，能夠得到老百姓，包括知識分子、民族工商業者等各階層群眾的擁護，不就是因為共產黨真正“立黨為公”、共產黨人做了“克己奉公”的模范嗎？“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我們黨和軍隊的核心價值觀，也是打贏戰爭的偉力之源。
為有犧牲多壯志
兵民是勝利之本。在共產黨領導下，我們的人民，我們的軍隊，具有不畏強暴、血戰到底、敢于壓倒一切敵人而不被敵人所壓倒的英雄氣概。
抗戰中，國民黨頑固派是“外戰外行、內戰內行”。1943年4月12日，蔣介石竟不顧民族大義，企圖同日本鬼子暗中配合，在蘇南地區扼殺我新四軍一師抗大九分校和六師十八旅。粟裕師長立即命令我們九分校突圍，跳出日本鬼子和國民黨頑固派軍隊的包圍圈，過鐵路、渡長江，打回蘇北。
這一仗，我們打得很壯烈，犧牲了不少營連干部和更多的班排干部。我們三大隊九連的干部和學員奉命參加銅山戰斗，面對國民黨的“忠義救國軍”，我們在銅山陣地挖出道道壕溝，準備決一死戰。當時我們連裝備的是套筒槍，每人只有三五發子彈，身上背的子彈袋，里面裝的都是蘆桿做的假子彈，手榴彈也是木頭做的。到了中午時分，校部杜屏教育長下命令，把九連撤出陣地，調二大隊的班排干部隊上來接防。我們九連撤下后，大約下午4時太陽西斜的時候，銅山陣地上槍響了。大多數同志在子彈、手榴彈打完后，跳出戰壕和敵人拼刺刀，血灑戰場。這個英勇的連隊，從連長、指導員到學員，全體犧牲。我們悲痛極了!
事后我們才知道，杜屏教育長下決心將我們九連撤下來，是為了保存部隊的政工力量。
粟師長決定突圍。我們突圍后不戀戰，邊打邊走，白天隱蔽，夜里走。國民黨自南向北，鬼子自東向西，追趕我們，北邊是寧滬鐵路和長江。我們靠的是自己兩條腿，說也巧，最后一晚要跑130里，我正好擔任班里“值日”，全副武裝，背米袋外，還要加兩個洗臉盆、一個滿滿的油瓶，我感到很自豪。夜間行軍，最怕的是狗叫，地方工作的同志就動員老百姓殺狗。有百姓舍不得殺，發明了一種竹子編的籠口套在狗嘴上。所以剛開始還聽見過幾聲狗叫，后來真就靜悄悄一點動靜也沒有。
我們離汪精衛的南京政府很近，在龍潭過鐵路。越過后，龍潭偽軍躲在后面碉堡放了一陣槍，大家都說我們的敵工工作做得很出色，這槍聲是“歡送我們的”。我們跑步到達長江邊，只見早已升起帆篷的大船有好多條，趁日艦江上巡邏的空隙，我們九分校全體人員上船過大江。天未完全亮之前，我們就在六合儀征靠邊上岸，部隊分散到老百姓家休息。老百姓熱情接待我們，燒水洗腳。想想，身上背那么多東西，一夜跑130里，了不起吧？更了不起的是，我們的大部隊能夠跳出日頑聯合的包圍圈，一夜之間，越過鐵路和長江兩條封鎖線，勝利回到蘇北，這全靠“老百姓的軍隊有老百姓支持”!
1945年5月，我與同在蘇中公學工作、相識相愛的張穎告別，調往軍工部工作。新四軍一師軍工部，基礎是原師供給部的一個30多人的修械所。起初，為應對日偽軍頻繁的掃蕩清鄉，軍工部不斷轉移，只能修理槍支，堅持小量生產手榴彈，但在擴充人員、鞏固隊伍、收集軍工器材、維修機床設備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特別是粟師長派出以張渭清同志為組長的上海地下采辦組，通過各種社會關系，與敵人斗智斗勇，克服重重困難，先后從上海運回蘇中根據地機器設備和軍用物資達130余木船，其中有各種機床20余臺，制造迫擊炮的無縫鋼管450多米，迫擊炮悶頭400余只，還有各種五金化工材料。他們還在上海機械廠、船廠的地下黨組織幫助下，先后分批動員120多名有經驗的技工到蘇中根據地來，壯大了軍工隊伍。1944年6月，師軍工部奉命全部轉移到寶應縣四面環水的林上莊，組織生產52毫米和73毫米兩種迫擊炮。9月試制成功，正式投入生產。10月，勝利完成340多門迫擊炮制造任務，并試制了82迫擊炮彈。到12月生產出萬余發炮彈，供粟裕司令率部南下浙西開辟新區。1945年1月，繼續突擊生產82迫擊炮彈6000發。當要運出林上莊水道時，工人同志們抱著炮彈，跳著秧歌舞，快樂得無法形容。
其實，完成任務是用血的代價換來的。就是我所去的工務科，同志們在拆廢炮彈時，發生了爆炸，犧牲一人，重傷三人，都是知識分子技術骨干。工務科科長張云白，炸飛了一條手臂;從抗大九分校剛調來的戴眼鏡的女同志王貽珠，炸飛了雙乳。王貽珠是我的戰友、學友，我們都是九分校的文化教員。她愛人吳光中原是九分校一大隊一隊指導員，到部隊后當了團政委。受傷后，王貽珠要求離婚，吳光中堅決不同意，相愛如初，成為同志們的美談。他倆相伴終生，離休后家住福州。
值得一提的是，我們軍工廠的政治指導員李桂英，是一位參加過二萬五千里長征的老紅軍，羅湘濤政委的夫人。她深知勞動者的痛苦和感情，理解和尊重知識分子，很會做思想政治工作。在她帶領下，大家面對如此慘重的傷亡，上午爆炸，中午打掃現場，下午就恢復了正常生產，這種不怕流血犧牲的大無畏革命精神，和前線戰場上的將士一樣英勇。
我先在工務科當科員。這里有九分校先期調來的老戰友、文化教員劉辛人(上海交大學生)，還有蘇中公學同期剛調來的青年學生。我們思想上有個共同點，想走“知識分子與工農兵相結合”的道路。晚間或飯后業余時間，我們都到工棚里串門，與工人同志聊天，交朋友。6月間，蘇中區黨委要召開蘇中職工代表大會，軍工廠召開全體會議選舉代表，我竟被正式投票選上。蘇中職工代表大會的第一天，區黨委組織部長章蘊同志做報告，題為《工人階級與共產黨》。我作了詳細筆記?；貜S時，正值“七一”紀念黨的生日，我在工廠大會上傳達章蘊同志的報告，并結合自己與工人同志接觸中碰到的認識問題，一一作了解答。工人同志們反響強烈，很受歡迎。廠黨支部組織職工認真討論，當月就發展了十多位黨員。不多時日，工廠成立工會，技工王志壽高票當選為工會主席，我這個工務科科員也高票當選為工會委員。指導員李桂英同志沒有參加選舉，因為羅政委隨粟司令南下，她也要南下，找我談話，要我接她的班。我說自己干不了她那么好，她說：“一定比我好!因為你有知識，有文化。”
我擔任政治指導員后，注意調查了解工廠和來自各方的工人、技術人員的歷史，還去熟悉各車間的生產過程。我參加勞動，上車床難度太大，就到鉗工車間去干做彈尾的沖床活。盡管技術比較簡單，但安全條件很差。一次，沖床打連環車，我的手來不及抽回來，右手大拇指的前一節就給切掉了。開始傷口發白，不淌血，我還不當回事，還繼續勞動。而身邊的工人師傅有經驗，立即護我去工廠醫務所包扎、打針、止血。我右手給包扎起來，吃飯要人喂，洗臉要人幫，生活不能自理。有位工人同志自告奮勇地來做護理工作，我很感謝他，可惜記不得他的姓名了。軍工部領導十分關心，先后都來看望。我記得程望部長像對待自己孩子一樣，責怪我：“你要學習，也不能上機床呀!”他把醫務所長找來，查問打過破傷風針沒有？手指還會長出來嗎？他要那位護理我的工人同志不用上班了，和我吃睡在一起。我住的地方旁邊就是工人宿舍，下班后，工人同志們排著隊來看望，讓我感到溫暖。這就是階級感情啊!時隔不久，這次事故又傳到蘇中公學。張穎連續來了四封信，給我鼓勵、打氣，要我向保爾·柯察金學習。文字的秀美，辭句的優雅，抽動我的心，但我無力回信。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我們軍工部軍工廠沸騰了!工人們擁向大飯堂，我一手掛著傷，一手拿著《號外》，站上飯桌，高聲朗讀，“抗戰八年，鬼子投降了!我們勝利了!”掌聲、鞭炮聲，跳呀!叫呀!興奮極了!這場景，我永遠忘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