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炳然，原名于斌，1903年生于黑龍江省望奎縣。九一八事變后，積極參加旅英華僑和留學生的各種反蔣抗日集會。1932年5月，加入英國共產黨中國語言組，后當選為該組書記。1949年4月南京解放，任南京市公安局辦公室主任。同年11月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公安部情報處處長。1952年春，根據周恩來指示赴北京到外交部工作時，不幸溘然逝世于重慶，年僅49歲，黨組織授予他“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黨對敵斗爭隱蔽戰線上杰出的戰士”的光榮稱號。
張學良視為大才
1924年9月，于炳然考入國立北平法政大學。“五卅慘案”發生后，于炳然參加組織了北京各大學的示威游行。1928年冬，因日本在東三省強行修鐵路，北平各大學東北籍學生聯合組織“東北旅平學生路權保持后援會”，于炳然任總指揮、請愿總代表。1931年4月，于炳然入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學習，研究國際問題。
1933年5月，張學良出訪歐洲到達羅馬時，于炳然給他寫了封信，提出三個問題：東北之失原因何在？你是否準備收復東北？將采取何種方法與步驟收復？一星期后，張學良親筆回復稱：日本迫不及待地侵占東北，是因為當時東北建設的飛速發展，深為日本人嫉恨；“沒有比張氏父子更早就與日本人合作的了。日本人所以殺死我父親、奪取我的防地，正是因為我們不再與之合作。國仇家仇，誓死必報。”即決心收復東北；“待世界第二次大戰時，只要我們站在日本對立一方，就一定會打垮日本……”最后還表示：“不久將去倫敦，愿當面詳談。”
張學良到達倫敦，于炳然向其上了一封萬言書，闡述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救國方略，駁斥“等待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說法。兩天后，張學良約于炳然共進晚餐，并在分手時說：“明天我去北歐參觀丹麥、挪威與瑞典，返回倫敦，再約你詳談。”
張學良北歐歸來，與于炳然長談了四個小時。張學良提出：“我很想了解一下社會主義的情況，如果你愿意，就作個準備，同我去莫斯科。”
十天后，張學良再次約見于炳然，說：“這次出國，最想看的是四個國家——德、意與蘇、土。可蘇聯記‘中東路事件’（指1929年張學良領導的東北政府為收回蘇聯在中國東北鐵路的特權而發生的中蘇軍事沖突。沖突以中方失敗告終，東北當局損兵折將，實力大為削弱。）的仇，不同意我前去。蘇聯看不成，土耳其便不想看了……據我了解，你確是個大才。但你的思想是左傾的，不過我并不怕你。你若愿意在倫敦讀書，我資助你學費。可我希望你去蘇聯讀書，去后與蘇聯朝野人士好好聯絡。將來我們抗日，如能得到蘇聯的支援，那要比你帶十萬大軍作戰的功勞還大。”
10月，張學良又一次和于炳然會面。
1934年，于炳然等一行6人去莫斯科參加“五一”節觀禮，并參觀克里姆林宮和各大城市，按黨組織的指示，在回倫敦途中，向德國、法國、荷蘭中國語言組傳達黨的新決定，回倫敦后，組織“旅歐東北學生抗日救國總會”，并以總會的名義發表由他起草、經共產國際同意的三篇宣言：《反對通車通郵告全國同胞書》《告東北同鄉書》和《告海外僑胞書》。宣言在歐美華僑界引起強烈的反響。
8月，張學良來信告訴于炳然，去蘇聯留學的事已辦成，與信同時到達的，還有資助其去蘇聯留學的匯款。10月，于炳然經共產國際中國代表團批準，去了莫斯科。但由于工作需要，于炳然的學習愿望未能實現。在蘇聯的兩年中，他一是從事黨的工作，二是在蘇聯外文出版社辦的《巴黎救國時報》任編輯，宣傳黨的統一戰線方針。
蔣介石親授使命
1937年3月，蘇聯《真理報》發表了一則消息，稱因西安事變被囚禁的張學良已經恢復自由，并將接受重要任務。共產國際中國代表團當即交給于炳然一項新任務：回國幫助張學良鞏固東北軍。4月，于炳然到達上海后，才知道消息為誤傳，只好赴北平參加“東北救亡總會”成立大會，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東北人民抗日救亡團體。于炳然被選為常委，擔任宣傳部主任。
7月18日，于炳然突然接到朋友王芃生從南京打來的電話：“最高當局請你來南京，想與你談關于德王的事。”
德王即內蒙古徳穆楚克棟魯普親王，抗日戰爭時期與日本侵略軍合作，在察哈爾、綏遠兩省境內建立了傀儡政權“蒙疆聯合自治政府”，領有巴彥塔拉、察哈爾、錫林格勒、烏蘭察布、伊克昭等五個盟與晉北（大同）察南（張家口）兩政廳，“首都”設于呼和浩特。
原來，于炳然曾與王芃生談過內蒙問題，王芃生又與戴笠說過，戴笠遂向蔣介石推薦于炳然前去內蒙策反德王，而蔣介石對策反德王非常重視。
于炳然來到國民政府軍委會會客室后，蔣介石與他先是一番問答：
“你是黑龍江人？”
“是的。”
“你到英國是怎樣去的？”
“是黑龍江省招考的公費留歐學生。”
“你到俄國是張學良送去的？”
“張將軍去歐洲考察，到倫敦時，我們見了幾次面。他建議我去蘇聯學習，又幫我辦了手續。”
“聽說你對內蒙古問題頗有見地，想請你去華北接洽德王反正，你有什么意見？”蔣介石切入了正題。
“學生人微言輕，恐不足當此大任。最好是另派大員，我可以同去幫助。”于炳然謙虛地說。
“你是不是人微言輕，看政府對你是不是信任。如對你信任，人不微，言亦不輕。必要時可以派人——但那是派人幫助你，而不是要你幫助別人。一切詳細情形，去與戴雨農（戴笠）商量。”蔣介石最終亮出了底牌。
于炳然到達河北房山時，因中日軍隊正在激戰，無法前行，滯留了20多天。而后，只好輾轉至青島，搭英輪往天津，見到了德王駐北平辦事處處長趙福海，講述了國民政府希望德王反正的意圖。趙福海建議由其負責轉達，如有必要，再讓于炳然去見德王。趙福海雖然已向德王曉以大義，分析抗戰前途，并勸其反正，可德王認為：此時反正，只能徒遭損失。事情因而擱淺。
1939年末，德王終于同蔣介石掛上了鉤。德王表示愿意逃往重慶，蔣介石卻勉勵他留在內蒙古同日本人維持表面上的合作。
戴笠用殺兩難
于炳然在白區工作，隨時面臨著被捕和遇害的可能。他與國民黨軍統頭子戴笠就曾有過多次交鋒。
張學良被囚禁后，蔣介石為拉攏東北軍，尤其是防止東北軍反對自己，特指派戴笠負責處理相關事務。1938年4月，戴笠找到了時任“東北救亡總會”秘書長的于炳然，企圖利用于炳然的特殊身份來拉攏東北軍，收買東北民心。
“炳然兄，咱們做個什么樣的朋友？是做普通朋友還是特殊朋友好呢？”
“什么是普通朋友？什么是特殊朋友？”
“普通的朋友，你有事，你求我；我有事，我求你。如果是特殊朋友，我可以給你介紹幾個很重要的好朋友，而且可以使你馬上負起一部的責任。”
“雨農兄，你看我夠一個普通朋友，還是夠一個特殊朋友呢？”
“如果你僅夠個普通朋友，今天的話我就不說 了。”
“我當然高興做你的特殊朋友。”
“你從莫斯科回國的時候，國民政府駐蘇聯大使館武官干卓就曾給我發過一封電報，其中說到你有四個優點：富有國家與民族思想；為人精明強干；很有吃苦耐勞精神；很重義氣。但也提到你思想左傾，恐系共產黨員。結論是對你這樣的人，能用則用之，不能用則殺之。”戴笠神色詭譎，見于炳然毫無反應，又說：“我接到電報后，想過很多。認為像你這樣的人，為什么會加入共產黨呢？我想不外乎你主張抗日，而當時政府還未抗日。也許你認為救中國的辦法，三民主義還不夠，必須共產主義。可你該知道中國并不是個資本主義國家，不能實行共產主義。因此，我只想了個‘用’字，沒想那個‘殺’字。根據我的觀察，干卓說的你的四點長處，都是事實。他說你‘恐系共產黨員’，也不會不是事實。現在只要你在《大公報》上登個‘鄭重啟事’，說你從未加入共產黨，或是脫離共產黨，我到委員長那里，以人頭擔保你馬上負起一部的責任來。”
“你愿意你的特殊朋友在社會上鬧到人所不齒的地步？”于炳然以問代答。
“當然不愿意。”戴笠說。
“假如我在《大公報》上登個‘鄭重啟事’，說我于炳然不是共產黨員；隨后，人家在《新日報》上登個反問啟事，說某某人聲明不是共產黨員，但誰說他是共產黨員了？無的放矢，何其無聊乃爾！或者再加幾句更挖苦的話，叫我在一般朋友中何言自解？干卓武官說我的長處，我雖然愧不敢當，可是我愿用以自勉。至于說我‘恐系共產黨員’，這絕非事實。不錯，在莫斯科由于我主張抗日救國，我愿意知道共產黨對于抗日救國的主張，所以接觸過。我可以給自己擔保。以你的權力，難道還怕我嗎？”于炳然借機反擊。
戴笠無話可說，只好勉強表示：“請你考慮考慮吧。”
周恩來深為關心
武漢撤退前夕，于炳然按照黨的決定，正式就任東北抗日聯軍總指揮部政治部主任。
1939年8月，經中共南方局委派，于炳然打入到“國民黨戰地黨政委員會”任設計委員、少將參議、敵情研究組組長。從此，他以這一職務為掩護，長期從事黨對國民黨上層人士的統戰工作和黨的地下工作。國民黨“軍統”、“中統”、“國際問題研究所”的各種情報，在他手邊都有一份。他把這些情報，及時地讓人復寫，送交給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
1940年7月，鑒于于炳然的身份可能暴露，周恩來決定讓他撤回延安。為掩人耳目，于炳然向國民黨戰地黨政委員會提出前往東北挺進軍視察，尋機轉道延安。
狡猾的戴笠一再追問：“于炳然去東北挺進軍干什么？帶什么人去？”為防不測，于炳然去八路軍辦事處找周恩來。
“你對此有什么考慮？” 周恩來聽完匯報后問。
“我可否去見戴笠，表示向他辭行，看他怎樣？我覺得，悄悄地去反而更會增加他的懷疑，而事實上他已經知道，也不可能悄悄地去了。”于炳然說。
“可以，至少可以看看他的態度。”周恩來當即同意。
于炳然見到戴笠后，開門見山地說：“最近我要去馬占山將軍那里，雨農兄有什么事沒有？我可以代辦。”
“沒什么事，我那里有人。你盡管走，路上若有什么麻煩，你給我來電報。”見于炳然如此坦誠，戴笠反而放棄了戒備。
于炳然再次找到周恩來，與大家一起研究如何安全撤退。周恩來說：“從戴笠的性情來說，他可能把人情送到底。但也要防備他這是放煙幕彈。估計由重慶到西安不成問題，最怕的是西安以北。你到西安后，要去辦事處見林伯渠，商量好安全辦法再北去。”
陳伯達視作仇敵
1941年1月15日，于炳然抵達延安。同年4月，中央組織部安排他到馬列主義學院和馬列主義研究院學習。8月，他被分配到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任國際組組長，受任弼時領導。在此期間，于炳然受到了毛澤東的單獨接見。1942年3月，他調到中共中央情報部第四室，任調查研究組組長，代理第四室副主任。
于炳然發現，身為政治研究室主任的陳伯達，常常刻意培植勢力、拉攏親信，擠壓欺負持不同意見的同志，遂給任弼時寫信，認為陳伯達搞主觀主義、宗派主義。不料，此舉竟然為自己埋下了禍根。
1942年6月27日，陳伯達在《解放日報》發表了《舊階級本性的改造》一文。于炳然覺得該文歪曲了毛澤東對整風運動所制定的“懲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針，當即寫了《就教于陳伯達同志》一文，指出陳伯達的原則性錯誤及多處理論失誤，并刊登在7月23日的《解放日報》上。
聯想到于炳然向任弼時“打小報告”，陳伯達惱羞成怒，又在《解放日報》發表了《回答于炳然同志》一文，不僅為自己辯護，甚至還以“在整風運動中，每個同志都著重反省自己，而于炳然同志倒也不妨在這些上面多關照一下自己。于黨、于己、于人都是會有好處的”作為結尾，綿里藏針地發泄對于炳然的不滿。
與此同時，陳伯達利用與康生密切的關系，鼓動康生加害于炳然。康生先后擔任過中共中央社會部部長、情報部部長、調查部部長等職，也是整風運動實際上的領導人，掌握著生殺予奪大權。
果然，康生在作《搶救失足者》報告時說道：“‘東北救亡總會’是紅旗特務機關……于炳然準備好人，準備好槍，要與胡宗南里應外合，包圍邊區，進攻延安……”
一夜之間，于炳然被捕，關押在棗園社會部的黑窯里，慘遭各種批斗、逼供。康生甚至還派人扮成難友對他進行套供。于炳然的身心受到了嚴重摧殘。
盡管周恩來曾表示，“東北救亡總會”是我黨的外圍組織，不是什么“紅旗特務機關”，證實于炳然從事統戰、情報工作的經歷、貢獻及撤回延安的情況，但于炳然仍然被關押。直到1946年，周恩來再次從重慶發來電報，于炳然才重獲自由。
衛立煌因之避戰
1948年10月，遼沈戰役已進入決戰階段。于炳然因與國民黨東北“剿總”總司令衛立煌私交甚密，被派往沈陽做衛立煌的起義工作。
于炳然先給衛立煌寫了一封密信：“俊如兄如面：分別數載，甚為思念。弟已到沈，盼能于今晚八時在‘大鴻運’一見。弟炳然。”
晚上，衛立煌換便裝來到“大鴻運”。酒過三巡，于炳然開始將話切入正題：“聽說蔣介石準備調杜聿明來當你的副司令，俊如兄以為如何？”
衛立煌毫不隱晦地說：“憑良心講，杜聿明還是能打仗的。但按照拿破侖的說法，兩個優秀的司令在一起，還不如一個愚蠢的司令。他這一來，也許要壞事。”
于炳然又問：“俊如兄認為目前東北局勢如何？”
衛立煌說出了內心的憤懣：“當局指揮無能，共軍攻擊甚猛，東北局勢勝負難卜啊！”
于炳然畫龍點睛：“以弟看目前之局勢，東北40萬國軍，根本逃不出共軍的圈子，俊如兄何不早作安排！”
衛立煌吃驚地問：“你是什么意思？”
于炳然沒有正面回答，反問道：“濟南吳化文的事，想俊如兄知道了吧？”
“炳然兄莫不是來當說客的？”吳化文是國民黨第九十六軍軍長，就在一個月前的濟南戰役中，在解放軍強大的政治攻勢和軍事壓力下，率所部兩萬余人宣布起義。
“我這全是為俊如兄和幾十萬國軍弟兄著想。大勢難違，何必跟著老蔣當殉葬品！”于炳然毫不避諱。
兩人一直談到深夜。
衛立煌內心受到強烈震撼。于是，衛立煌借口“共軍目前的戰法是圍城打援，我們絕不能輕舉妄動，上其圈套，只有蓄聚力量，固守沈陽，以待時局的變化”，除要求蔣介石派援軍外，故意“消極避戰”。蔣介石見戰事吃緊，衛立煌又按兵不動，又急令衛立煌打通沈錦線，將主力撤至錦州，阻止解放軍入關，必要時可放棄吉林、長春，甚至將東北全部兵力退守華北。但衛立煌再次拒絕執行蔣介石的命令。即使蔣介石派杜聿明前去敦促，衛立煌也不予理睬。
于炳然為遼沈戰役的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