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7日，南京市人民政府批準將南京利濟巷原侵華日軍“慰安所”舊址正式定為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同年6月25日，舉行了文物保護單位立碑揭碑儀式，我作為研究專家，被邀請參與揭碑。經過近一年的修繕，利濟巷“慰安所”舊址陳列館在2015年12月13日第二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正式對外開放。
利濟巷“慰安所”是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處日軍“慰安所”舊址
南京利濟巷“慰安所”舊址目前有9幢樓房，約2000多平方米，是南京、中國乃至亞洲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處日軍“慰安所”舊址。
1937年12月13日，日軍攻入南京，在對中國軍民實施大屠殺的同時，對中國婦女進行了瘋狂的強奸與輪奸，使得性病在日軍各部隊中迅速流行。日華中方面軍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將為保存日軍戰斗力，同時為應付國際輿論的譴責，乃下令迅速征召“慰安婦”。從1937年12月底開始，“慰安婦”制度迅速在南京建立與發展起來。南京，由于其極重要的軍事、政治地位，又是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所在地，日軍各重要機關與駐軍眾多，因而使其不僅成為日軍在華最早設立“慰安所”的地方，而且成為日軍設立“慰安所”最多、實施“慰安婦”制度最完善的地方。除初期建立的臨時“慰安所”難以統計外，日軍在南京城內外長期設立的“慰安所”就有40多家。南京的日偽報紙《南京新報》上，常常刊登“大優惠皇軍——人民慰安所、倚紅閣妓院、廣寒宮妓院露布”之類的整版廣告。南京的大街上，公然張貼著這樣的海報：“支那美人 兵站指定 慰安所 第四日支親善館由此循河邊前行600米”。在這40多家“慰安所”里，先后有日本、朝鮮、中國等各個國籍的“慰安婦”數千人。她們作為日軍的性奴隸與性工具，每天每人要“接待”日軍官兵數十人甚至上百人，但卻經常挨打、受凍、受餓，過著牲口般的生活。她們的血淚流滿了秦淮河。還有許多“慰安婦”被日軍當作“軍需品”，從南京調往偽“滿洲國”與東南亞各戰場。許多“慰安婦”被摧殘而過早地離開了人間；還有許多“慰安婦”在日軍臨近失敗時被集體屠殺。
據多年調查，日軍在南京設立“慰安所”最多的地方：一是城北下關，因是交通樞紐與商業集中地區，駐軍多；二是城中心商業區，既是日本僑民聚居的“日人街”所在地，又靠近日軍的兵營與許多軍事機關。利濟巷“慰安所”是侵華日軍在南京開設的最大的“慰安所”，位于南京城中心中山東路與太平南路、長白街的交匯處。利濟巷北口是中山東路，隔馬路就是著名的中央飯店和國民政府所在地；南口與科巷、太平南路、長白街相連接，直通夫子廟。利濟巷2號與利濟巷18號的“慰安所”舊址相鄰，在抗戰前是一位名叫楊普慶的大戶人家新建的高級住宅區與一座旅館，稱為“普慶新邨”。1937年12月13日日軍攻占南京后，就把這片房屋占據，改作兩家“慰安所”。
利濟巷2號叫“東云慰安所”。這是一座長方形的水泥磚瓦結構的二層洋房，一樓與二樓的中間都有一條狹長的通道，通道兩邊是兩排分別朝南、朝北的小房間，一間連著一間，房門對著房門，就像旅館一樣。一樓有14個房間，二樓有16個房間。房間里的床位也很奇特，都凹陷在里面，是當年日本人放榻榻米用的，可以起遮擋的作用。在二樓一個房間的上面有一間狹小的閣樓，是當年禁閉處罰不聽話的“慰安婦”的地方。在一樓進門處設一吧臺。在這座洋房外的西南面，是一座臨街的二層樓房，一樓中間有一條過道，有大鐵門，在大鐵門口設一售票處。戰時南京居民稱這家“慰安所”為“高麗窯子”，因為他們看到這家“慰安所”里的“慰安婦”都是年輕的韓國婦女。日軍官兵到這里時，要在大鐵門口購票入內。每天晚上都有許多穿軍裝、挎軍刀的日軍官兵來此，周末來的更多，老板千田都要到門口迎接。
利濟巷18號叫“故鄉樓慰安所”，位于利濟巷2號的北面數十米，以前與利濟巷2號相通。這里有8幢格式相同的二層洋樓，規格設備要比利濟巷2號要高。這里面的“慰安婦”，多是日本年輕姑娘，專門“接待”日本高、中級軍官。當地中國居民看到那些日籍“慰安婦”都穿著日本和服與木屐。穿著軍裝的日本人一般都是晚上來，周末時人更多。“慰安所”門口有日本人收票，大門口掛著“故鄉樓”的招牌。中國居民稱它為“日本窯子”。
與利濟巷“慰安所”隔街相望的有“吾妻樓慰安所”，位于科巷南壽星橋口，這是為日軍普通士兵設立的、級別較低的“慰安所”，由日僑娼業主經營，里面的“慰安婦”都是中國婦女。當時這家“慰安所”大門上方高懸大橫幅，上書“揚州姑娘”四個大字，以作廣告宣傳。“吾妻樓慰安所”現在房子都已被拆除了。
利濟巷“慰安所”是朝鮮“慰安婦”樸永心的三年傷心地
目前，在中國和亞洲各地，發現了許多“慰安所”遺址。但由于日軍的摧殘、屠殺，能活到戰后的“慰安婦”并不多；而隨著歲月的流逝，“慰安婦”相繼去世，能被在世“慰安婦”指認過的“慰安所”建筑舊址，幾乎沒有。2003年11月20日，抗戰時期曾被日軍誘騙到這里充當了三年“慰安婦”的朝鮮老人樸永心，在其81歲高齡時，在中日學者的幫助下，重回南京利濟巷，指認了當年日軍“慰安所”舊址，指認了她遭受日軍侮辱與摧殘的傷心之地。
2003年11月樸永心被接到南京重回“東云慰安所”
樸永心，朝鮮人，1921年12月15日生于日本殖民統治下的朝鮮平安南道南浦市后浦里的一個貧苦人家，自幼喪母，小學二年級就輟學，到當地一家縫紉鋪里做工。1939年8月，剛滿17歲的樸永心聽到日本警察來招人，說是去醫院做女看護，收入不菲。貧困中的她心動了，便去報了名。隨后，她被日方人員帶到平壤火車站，裝進一列貨車，在一名日本憲兵的看押下，經過幾日幾夜的顛簸，糊里糊涂地來到了中國長江邊的一個大城市。后來她才知道，這是南京，是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的所在地，城內城外到處可見日軍官兵。也只有到這時，她才知道自己被騙了，她被日方召到這里的“工作”，根本就不是什么女看護，而是做日軍的“慰安婦”。她被送進一家“慰安所”后，開始她反抗，她呼喊，她掙扎……但這一切又有什么用呢?她才是一個17歲的女孩啊！一個弱女子豈能抗拒日本政府與日本軍隊有組織、有計劃的暴力犯罪？她在遭遇多日的關押、挨餓與多次的毒打、強奸以后，不得不屈從了。從此，她在南京開始了牲口與奴隸般的“慰安婦”的生活。她被日本老板改稱“藝名”為“歌丸”，在刺刀與皮鞭的逼迫下，每天都要“接待”幾十個日軍官兵，稍有不從，即遭打罵、禁閉、挨餓、受凍等等非人的虐待。有一次她來了月經，下身流血不止，但“慰安所”的日本老板仍要她“接待”一個日軍。她不愿意，那日軍竟然拔出挎在身上的刺刀，猛地捅向她的脖子。樸永心慘叫一聲，倒在血泊之中。幸好有幾個中國雜工將她送到鄰近的一家中國小診所醫治，才逃過一死……
樸永心在南京地獄般的“慰安所”中熬過了約三年的時間。1941年12月8日，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將戰火燃遍了東南亞各地。1942年5月底，日軍從緬甸攻入中國云南省西部地區，與中國軍隊隔怒江對峙兩年多。日本當局為維持滇、緬前線官兵士氣，下令從后方抽調大批“慰安婦”到滇緬前線建立“慰安所”。樸永心就是在1942年春夏間，被日軍帶出南京，途經上海、新加坡，送往緬甸，后又被送至滇西松山新設立的“慰安所”中。她被改名為“若春”，與許多熟識的、不熟識的“慰安婦”同伴一道，成為日軍第五十六師團官兵專用的性工具、性奴隸。直到1944年6月，中國駐云南的遠征軍向怒江西岸的日軍展開了猛烈的反攻。9月，戰敗的日軍司令官在最后下令，殺掉全部“慰安婦”，然后集體自殺。這時，樸永心已懷孕數月，腹部隆起。她與幾個“慰安婦”同伴東躲西藏，竟奇跡般地逃了出來。但連日的奔波與驚嚇，當她與幾個“慰安婦”同伴被中國軍隊俘獲與解放時，已是身心交瘁，幾乎暈癱在地。她腹中的胎兒成了死胎，下身流血不止。她被送往中國軍隊戰地醫院搶救，逃過一死。戰后，她被遣送回朝鮮，在醫院中被切除子宮，永遠地失去了生育能力。她一生沒有結婚，在1955年從孤兒院中領養了一名男孩。養子長大后結婚成家，樸永心與他們生活在一起。
2000年12月，在東京召開“侵犯女性權利國際戰犯法庭”模擬審判大會。日本女學者西野瑠美子與中國電視人朱弘調查了解了樸永心的身世，確認她就是尋找多年的滇西那位“懷孕的慰安婦”，將其邀請到會。樸永心老人在會上講述了自己一生慘痛的歷史。
樸永心向朱弘與西野表示，希望有生之年，能到南京與滇西尋訪她當年被關押、受凌辱的地方，尋找控訴日本法西斯的罪證。但由于她當年到南京時年輕，不懂中國話，不熟悉南京的環境，又受到日軍的嚴格管制，因此對于在南京的那段經歷，只有一些很不完整的片斷記憶。她只記得她當時所在的南京那家“慰安所”，位于南京市中心不遠處，是一座二層或三層的水泥構造的樓房。樓房附近有水，是河是湖還是江，她記不清了。她住在樓上，房間是19號，窗戶朝北，從窗戶向外眺望，可以看到附近有一個日軍兵營，有軍人進出與操練，外面圍著鐵絲網。樓房離鐵路很近，她常常聽到火車開過的聲響。
利濟巷“慰安所”是唯一的被在世“慰安婦”指認過的“慰安所”舊址
2003年1月初，朱弘來到南京，找到在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工作的我，會同一位女記者，一同開始了為樸永心在南京的尋證之路。我以多年研究的結果與社會調查所得，陳述了在日軍侵占南京八年期間，日軍在南京所設立的40多家“慰安所”的分布情況。根據樸永心的回憶，開始把尋訪的重點放在南京下關地區，因為那里是“慰安所”集中的地區之一，又鄰近鐵路，但我們尋訪數日，找到的幾家“慰安所”舊址都與樸永心的其他回憶不相符合。在苦惱中，我忽然想到，南京原有一條市內小鐵路，從下關南下，穿城而過，直到城南的雨花門出城，與京蕪鐵路連接。這條市內小鐵路在清末建造，營運多年，直到上世紀50年代才拆除，改成馬路，在城南的那段就是現在的長白街，而那里正是日軍“慰安所”最為集中的地區。由此，我們確定把位于南京市中心的太平南路、科巷、長白街一帶作為重點調查地區。查訪活動得到了南京許多熱心市民的支持與幫助。我們先后查訪了位于文昌巷白菜園的“菊水樓慰安所”舊址、常府街的“松下富貴樓慰安所”舊址等，最后確認是利濟巷2號“慰安所”，因為在這座樓的不遠處，原來有一個面積很大的水塘，叫丁家大塘，在1958年被填平了，上面建了一所中學，就是后來的南京二十二中（現已被并）；在利濟巷2號樓房的東面，原來也不是建筑群，而是一片操場，南京淪陷時是日軍的操練場；在利濟巷2號附近，有許多日本人開的店；在利濟巷的東面不遠處，就是一條市內小鐵路。——這一切都與樸永心的回憶十分相似或相近。
經過近一年時間的聯系與各方面的工作，終于在2003年11月19日，樸永心老人在西野瑠美子等中日學者的陪同下，重回南京。11月20日，當她來到利濟巷2號那座二層舊式樓房前時，很快就認出了她當年遭受日軍侮辱與摧殘的傷心之地——侵華日軍的“慰安所”舊址。她只說了簡單的一句話：“就是這兒了!”就再也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失聲哭泣。陪同人員怕這位已80多歲的老人發生意外，趕緊攙扶著極度悲傷與憤怒的老人離開了這個地方。第二天，11月21日，在陪同人員的周密安排下，樸永心老人再次來到利濟巷2號那座二層舊式樓房，一邊流淚，一邊回憶與指認當年的遺跡。在二樓第19號房間，她無力地說：“這個房間就是我從前來過的地方，是我被拉進來的地方。我太痛苦了！我又回到了原來的那個地方。”
樸永心老人勇敢地以自己的親身經歷為那段不能忘記的血淚歷史作證，為揭露日本軍國主義的罪惡作證，為反擊日本右翼勢力妄圖否定“慰安婦”暴行作證。樸永心老人用血淚寫下的歷史是任何人所抹殺不了的，它將永遠是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最有力的控訴！
南京利濟巷“慰安所”舊址成為唯一的被在世“慰安婦”指認的日軍“慰安所”建筑。
南京市人民政府舉行利濟巷日軍“慰安所”舊址立碑接碑儀式
為保護利濟巷“慰安所”遺址的11年艱難歷程
樸永心重回南京利濟巷，指認侵華日軍“慰安所”舊址，在中國和世界上都產生了重大影響，有力地回擊了日本右翼勢力否定日軍“慰安婦”罪惡制度的企圖，有力地加深了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對日本軍國主義的認識；同時，它也使“利濟巷慰安所”舊址的重要歷史見證意義更加凸顯，知名度迅速提高，自那以后，中外學者、新聞記者、政府官員和普通老百姓，一批接一批的來訪和調查，中外各報刊、電視臺連篇報道。
然而，好事多磨。由于“利濟巷慰安所”舊址的建筑位于南京市中心的黃金商業中心地段，寸土寸金，因而它早就被劃定在城市發展的舊房拆遷范圍。就在樸永心老人于2003年11月重回南京后不久，2004年的一天，一張張封條就貼到了利濟巷2號與18號原“慰安所”遺址建筑的大門上；隨之，這里的原住戶被安排全部搬遷，建筑工人們把四周的房屋拆毀一空，眼看就要拆到了“利濟巷慰安所”舊址。
在這時，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寢食難安，四處奔走！我與許許多多的南京市民挺身而出，呼吁保護這幾幢具有重要歷史見證意義的民國建筑。我向社會各界和新聞界指出，我國正大力加強精神文明建設，加強對全國人民，特別是對青少年的近代反侵略史和愛國主義的教育，而“利濟巷慰安所”舊址正是最好的教材；當前日本右翼勢力越來越囂張，力圖否定與美化日本侵華史，否定日軍南京大屠殺史，否定罪惡的“慰安婦”制度，我們正與他們展開辯論與斗爭，需要各種有力的證據，而“利濟巷慰安所”舊址正是揭露日本侵華戰爭暴行和南京大屠殺的最有力證據。我們為何自毀證據，做日本右派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我們不能只算經濟賬！我們首先要算政治賬！我們不能做親者痛、仇者快的事，不能做只顧一時而落得千古罵名的事！
我們的努力獲得了越來越多的南京市民和全國各界人士的理解、支持和聲援。南京和全國的各新聞媒體連篇報道、評論和支持南京利濟巷原侵華日軍“慰安所”舊址建筑的保護。我們還設法請日本學者西野瑠美子以“反對戰爭與針對女性暴力聯盟”和“女性、戰爭與和平人權基金會”的名義，于2004年3月5日，向南京市文物局，向當時的南京市長羅志軍先生，發出“關于保存南京市利濟巷現存慰安所遺址的請愿書”。我們有理、有力的輿論宣傳和說理斗爭，形成強大的社會力量，終于阻止了野蠻拆毀，基本保住了“利濟巷慰安所”舊址的建筑。根據羅志軍市長的批示，南京市政府文物局和白下、秦淮區政府等有關單位召開專家座談會，商討對“利濟巷慰安所”舊址建筑的處理與保護意見。
然而會議開了幾次，卻一直沒有任何結果與行動。時間一年年地過去，眼看著利濟巷原侵華日軍“慰安所”舊址的建筑，在歲月的風吹雨打中，日益破舊，在一年的春節期間，竟然發生火災。我一次次去現場調查察看那朝不保夕的舊址建筑，心急如焚，卻又無可奈何。我深深感到一個普通知識分子的無力與無能！
到了2013年底，我們再次行動！為了更快地推動對“利濟巷慰安所”舊址建筑的保護和修復，我和江蘇省作家協會的薛冰、《新華日報》社的王宏偉、南京大學的姚遠、江蘇第二師范學院的朱震昊，以“五位南京市民”的身份，向南京市文物局鄭重提出《關于認定利濟巷慰安所舊址為文物的申請》。
在這時，各方面的情況已經大大不同于以前了！社會各界，包括政府各級部門，對日本侵華史和歷史文物重要性的認識，都大大提高。特別是在2014年2月25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次會議通過決定，將12月13日設立為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使得對南京大屠殺死難者的紀念，上升為國家層面，具有極其重要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到2014年12月13日，習近平主席等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必將來南京，參加與主持國家公祭。
這一切，有力地教育了各級干部和全國人民，尤其在南京社會各界激起強烈的反響。
在這樣的社會氛圍和輿論導向下，我們的申請很快得到了回應。看到多年的努力與愿望，終于成為現實，我不禁淚水奪眶而出。但我絕不會就此松懈！我知道，今后的路還很長，我要繼續努力，為研究日本侵華史和南京大屠殺史，為維護歷史的真實和人類的正義，貢獻出我最大的力量！
（作者系南京師范大學教授、日軍“慰安婦”研究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