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2013年第1期）
美國在亞太的軍力存在
美重返亞太的一系列軍事部署調整表明，亞太地區已經取代歐洲成為美國安全戰略的重心，美國開始強勢在亞太地區構建新的軍事格局，大力加強與有關國家的軍事關系，給本就敏感的地區局勢增加了變數。
軍事戰略平衡架構重建
2009年初奧巴馬提出徹底轉變軍事戰略思路。新政府的軍事戰略改革就是構建新的軍事平衡戰略，在贏得當前沖突與著手應對之間尋求平衡、在強化打擊叛亂及對外國軍事援助制度化與維持美國獨有的常規戰略技術優勢之間尋求平衡。2012年3月份，美國國防部明確美軍新亞太地區戰略方針主要包括五個方面：一是加強和推進美國與軍事同盟國和戰略伙伴國間的關系；二是改善并促使美中軍事關系更加穩定且可持續發展；三是積極發展美印戰略伙伴關系，推進美越兩軍交流向更深入層面發展；四是繼續積極應對朝鮮半島可能出現的緊急狀況，保障韓國、日本的防衛能力；五是打擊跨國犯罪和重點應對網絡安全威脅。加強與軍事同盟國的合作關系，既是美國實現亞太新戰略平衡的基礎，也是以往戰略遺留的寶貴資產。美國雖然不是亞洲國家，卻長期在亞洲保持著強大的軍事存在，并且是舊的亞洲秩序的主導力量。美國其實從未離開亞太地區，只是在經歷了伊拉克、阿富汗兩場戰爭后，將關注的重心重新轉向亞太地區。在并不一定增加駐軍人數但一定要調整美軍基地的前提下，美軍在逐漸擴大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存在。
“兩邊下注”策略中的軍事介入
中日釣魚島主權之爭，美國是始作俑者，也是擴大雙方矛盾和糾紛的元兇。美國的愿望正是中日之間不可相安無事，而出現紛爭又不會真刀實槍地開戰。因日方非法“購島”鬧劇而造成中日釣魚島主權之爭升級，美國雖然在口頭上表明其“不選邊站”的立場，暗地里卻給日本打氣撐腰，與此同時強化其駐日軍事力量部署，與日本頻繁舉行聯合軍演。隨著美國重返亞太戰略的不斷推進，為了能夠控制亞太海域、遏制大國軍事活動，美慣常制造虛假地區熱點問題，抓住軍事實力薄弱國家借助美國軍力實現地區力量平衡的心理，投出保護領土、領海利益的誘餌，收獲的則是向戰略要地駐軍或達成駐軍計劃的豐碩果實。雖然亞太地區相關國家對美國的軍事存在懷有戒心，不希望美國長期駐軍使本國內政外交受制于人，但是難以抵擋美強大軍事實力掀起的“漣漪效應”，不得不投入美國設立的軍事保護傘內，導致一些雙邊的區域性問題被推向國際化。服務于重返亞太的總體戰略目標，美國利用地區矛盾進行投子布局，更為充分地發揮太平洋地區數量不多但戰略地位顯著的軍事基地的作用，通過頻繁的軍事演習和訪問等方式，填補其在亞太某些區域內的力量空白，變相增加美軍事存在的比重，建立以美國為首的軍事聯盟體系，為其完成海上戰略包圍、航道安全、護航行動等服務，同時遏制戰略對手的軍事力量發展。
軍力的數量變化與質量建設
總體來看，駐亞太美軍數量呈現出先減再增的走勢。冷戰結束后的20年時間里，美國在東亞地區一共大約削減了4萬名駐軍。2012年6月，美國國防部長帕內塔在香格里拉會議上宣布，美軍將在2020年前向太平洋地區派駐60%的軍艦。殊不知，這次數量增加只是觸底之后的“反彈”，其實掩飾了美軍從未放棄其亞太地區軍事存在的真相，更是掩飾了其致力于增強軍力質量建設的實質。冷戰結束后，老布什政府強調美國必須堅持“針對不確定威脅預做準備”、“保持冷戰后獲取的戰略縱深”的基本原則，并成為此后歷屆美國政府堅持貫徹的戰略方針。遵循這一戰略方針的邏輯，美軍在布局上兼具進攻性與防御性，借助于攻防的模糊性，美國得以借口保持領導地位、應對不確定威脅，在分散前沿固定兵力部署以追求“輕型化”的同時，更為關注質量建設，從而向相關地區派駐最新最先進的武器裝備，提高抗打擊與機動能力。以美軍駐日本的沖繩基地為例，冷戰后歷次的兵力削減力度都大于其他地域，減員后，沖繩基地的美軍主要以空軍和部分海軍陸戰隊為主，數量在眾多軍事基地中并不突出，但兵員和裝備質量提升。沖繩基地對未來地區沖突具有決定性作用，軍力質量提升使其原來僅少量兵器具有單個平臺對抗優勢的狀況大大改觀。雖然存在著結構上的些許缺陷，但是通過增強駐軍的海空軍力量和反導能力，加強了以信息化為先導的作戰能力和先發制人的打擊能力，美意在獲取海空制勝作戰的質量提升的效果十分顯著，保持甚至擴大了美國在東北亞地區的軍事存在。因此，隨著美國執行以亞太地區為重心的新戰略指導原則，美軍基地的戰斗力不僅沒有在“減兵”中削弱，作戰半徑和作戰機動性反而明顯增強。軍事力量在數量質量對比方面的戰術手段變化，軍事威懾意義大于實際作戰力量的考量，顯示了美國“戰略東移”的決心。
軍事基地體系的三線配置
美國國防部發布的《2009年度美軍基地結構報告》顯示，美國已經建起相當稠密的海外軍事基地網，這是美軍能頻繁在亞太地區有所動作的基礎。
亞洲、大洋洲、太平洋、印度洋地區都是美軍太平洋總部轄區，該區基地數量占美軍海外基地的42.7％，除阿富汗、伊拉克外，美軍14.4萬海外大軍駐扎在此，其中在西太平洋地區有9萬余人，夏威夷約4.6萬人，關島6090人，澳大利亞800人，迪戈加西亞900人，另有約2萬人部署在海上。
日本基地群以123處軍事基地緊隨德國之后，以海軍和空軍基地為主，是美軍出兵亞太、干預亞洲事務的前沿所在，肩負遠程打擊、情報搜集等多重任務。沖繩美軍基地與橫須賀、佐世堡等重要基地相呼應，構成了美國最為完整的海外軍事基地群。
韓國基地群以87處軍事基地緊隨日本之后，龍山衛戍區、凱西兵營、烏山空軍基地和群山空軍基地等是駐韓美軍和韓軍得以每年進行數次大規模聯合軍事演習的重要條件。
東南亞基地群以菲律賓蘇比克灣海軍基地、克拉克空軍基地與新加坡樟宜海軍基地等為中心，尤其是蘇比克灣海軍基地關閉期間，新加坡樟宜海軍基地成為美軍重返東南亞的第一塊“戰略基石”，美海軍第七艦隊控制范圍大幅拓展。美國準備在馬來西亞、印尼、泰國、菲律賓、越南等國建立新基地和租用印度的軍事基地，以便在沒有永久性訓練場和基地的情況下可進行訓練和演習。
印度洋基地群由設在迪戈加西亞島上的海軍港口、海軍航空站、海軍通信站及其他后勤設施組成，是美國在印度洋的唯一基地，可停泊核潛艇和航空母艦、維修各型艦船，為印度洋上的美國海軍戰略核潛艇和飛機導航。
關島基地群由一個空軍基地和五個海軍基地組成，是美國空、海軍在西太平洋地區的監控哨和中轉站，是美國全球戰略中重要的第二梯隊力量輸送站、偵察基地和核潛艇基地。美軍正式決定在關島部署三艘“洛杉磯”級攻擊核潛艇、五艘核動力潛艇和AGM86空射巡航導彈等，還決定投資4000萬美元擴建關島基地，使其能夠起降B-1B戰略轟炸機和B-2A隱形轟炸機。
澳大利亞/新西蘭基地群主要由設在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基地與美、澳聯合使用的軍事設施組成，是西太平洋的戰略大后方，美國在澳大利亞建立了三個軍事基地，包括位于澳洲中部的“松峽聯合防務中心”，位于澳洲南部的“烏麥拉太空通訊站”和賀爾特海軍通訊站。澳大利亞、新西蘭這些基地主要用于試驗航空兵器、進行戰略通信、監視核試驗與空間活動等。
夏威夷基地群屬于美國本土基地，由九個主要基地組成，是聯結美國本土和西太平洋各基地群的紐帶，是美軍太平洋戰區的指揮中樞和戰區戰略預備隊的配置地域，是太平洋中航線和南航線的海空運總樞紐，是屏護美國西海岸的前哨陣地。
東北亞基地群與阿拉斯加基地群、東南亞基地群和印度洋基地群構成美軍在亞太地區的前沿基地，控制著宗谷、津輕、對馬海峽和印度洋中部的海空航道要沖，既可支援朝鮮半島的陸上作戰和太平洋的海上作戰，又可支援中東、波斯灣地區的作戰，還可監視和控制印度洋的廣大海域，戰略地位十分重要。關島基地群和澳新基地群構成中間基地，既是一線基地的依托，又是重要的海空運中間基地。以夏威夷為中心的諸群島至中途島以及阿拉斯加、阿留申群島的夏威夷群島基地群，是太平洋戰區的指揮中樞和美國本土西海岸支援前沿基地的中繼基地，由此構成點線結合、三線配置的軍事基地體系。
導彈防御建設中強化同盟關系
美國以導彈防御建設為抓手，依托傳統盟友并拓展伙伴關系，通過構筑多節點“安全組合”，維系與加強其在亞太地區的霸權地位。2012年8月23日，美國參聯會主席鄧普西與日本自衛隊統合幕僚長巖崎茂會晤后稱，美國計劃大幅擴展亞洲反導網，已在日本北部的津輕市部署了一部“X波段”預警雷達，這是導彈防御系統最重要的組成部分。雙方還商討在日本南部島嶼上增設一部“X波段”雷達，與北部的“X波段”雷達呼應互補。美軍擴大亞洲導彈防御計劃的重心，是在日本和可能首選在東南亞菲律賓各設置第三座“X波段”雷達，目的是讓三部雷達構成一個探測“圓弧網”，以使美國及其在該地區盟友精確偵測到導彈來襲，動用海基或陸上導彈攔截。種種跡象顯示，美國正在有計劃、有步驟地推進亞太反導系統。
伊拉克戰爭后，美國認為從東北亞到馬六甲的弧形地帶是亞太地區最有可能發生危機或沖突的戰略重地。因此在拋出重返亞洲戰略的大背景下，美國將軍事部署重點放在加強軍事聯盟上，擴大其在太平洋地區的影響力。《澳大利亞人報》國際版編輯謝里丹曾寫道：“美國在亞洲有五大簽署了軍事協議的盟友——日本、韓國、泰國、菲律賓和澳大利亞，有一個事實上的盟友——新加坡，正在與印度發展重要的戰略關系。美國還在與越南加強戰略關系……與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的關系也有所發展。”美國不但向盟國配備更多新的高技術武器裝備，積極與盟友進行聯合軍事演習，深入強化美日、美韓、美澳軍事同盟，增加與亞洲盟國的軍事合作，還背后調唆，通過間接介入爭端使一些亞洲國家感到有所謂“威脅”存在，拉攏印度和東盟國家，強化在亞太地區的存在。此舉無疑給美國在亞太的盟友吃了一顆定心丸，而他們也感到單槍匹馬不可行，相當積極地幫美國保持其在亞洲的軍事存在。越南副國防部長在記者會上稱：“如果美國能為本區域帶來和平、穩定，確保國家主權得到尊重，我們歡迎美國的舉動。”
中國國家安全戰略環境更趨復雜多變
在重返亞太戰略的指導下，美國加大了在太平洋海域的軍事活動，進一步強化亞太地區的軍事存在，穩固傳統同盟關系，顯然是出于有效維護其戰略資產，威懾和遏制崛起中的中國的戰略需要。如何看待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戰略調整？它會對中國的國家安全造成怎樣的影響？
美國重返亞太是復合多重動機的戰略調整
重返亞太是奧巴馬上任時高調提出的全局性重大戰略調整。2011年，由于美國經濟疲軟和大選在即等多種原因，美國尤其加緊這一戰略部署，以服務國內經濟振興、防止盟國體系崩盤，恢復昔日在亞太地區的高度影響力。重新聚焦亞太的戰略調整，作為一次涉及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的長期整體構想，或許有戰略防御的意味，但在軍事戰略上不言而喻地趨向于以進攻服務和保證政治的防御，美軍在亞太動作頻頻正釋放出這樣的信號。
從美國的角度來看，中國軍力日益快速崛起，是對其在亞太建立戰略平衡的最大潛在威脅。通過與亞太盟友日益密集的互動，增加聯合軍事演習的數量，充分利用各種機會鞏固同盟關系，不斷擴大伙伴網絡，保持美國軍事力量在亞太地區的存在，謀求占據該地區的戰略制高點。以區域多國防務合作為依托，從日本、韓國到菲律賓、新加坡，再到印度、澳大利亞，織密、補強封鎖東亞大陸的島嶼鎖鏈，壓縮中國的戰略空間，封堵扼控有可能挑戰美國霸權的中國崛起。同時，中國的崛起與隨之具有的國際影響力，又是美國得以繼續參與解決復雜、敏感熱點問題的借口。通過拉攏亞太地區某些國家，增加這些國家與中國之間的隔閡和不信任，利用矛盾弱化已經出現的地區合作趨勢，為其亞太戰略的實施鋪平道路，借機鞏固美國在亞太地區安全體系中的主導地位。
但是美國的“戰略東移”是以在歐洲、中東等關鍵地區的“戰略收縮”為代價進行的，甚至在亞太地區也不得不有所選擇。這是奧巴馬政府與冷戰后歷屆美國政府所面臨態勢的不同之處。一方面，美國的戰略調整有應對“混合威脅”、打贏“混合戰爭”的深層考慮，著眼點不僅是地區更是全球。不僅崛起中的中國，以及朝鮮、俄羅斯，甚至日本、印度等美軍駐在國和拉攏國都是美國現實和潛在的“打擊”對象。因為自上世紀90年代起，日、韓、澳、泰等盟國出現了“脫美入亞”、“疏美近中”的傾向，美國需要恩威并施地重塑盟國體系，這是美國堅定東移決心的關鍵因素。以其積極推動和介入釣魚島問題等地區熱點來說，不僅是謀取廣泛制造“中國威脅”輿論的口實，也是利用矛盾，意圖使有關國家和地區在營造的“熱對抗”中生出“對抗焦慮”，只好搭載美國“戰車”。另一方面，美國的軍事動作是以不斷增長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存在為特征的，只有打破原有的平衡才能真正實施重返亞太戰略。在即將從兩場戰爭中抽身之際，預先進行“重返亞洲”的軍隊部署具備了現實條件。雖然美國已經以反恐為名成功控制了中東石油和世界能源走向，但是世界經濟重心已悄然由西方轉向亞太。亞太經濟發展的鏈條上既有中國，也有日本與東盟。雖然日本、菲律賓等國家“很高興”能獲得美國的幫助，具有主動擔負“抗衡強大的鄰國中國”的意愿，但是也面臨著一系列經濟社會難題。美國越來越擔心亞太地區會形成中國全面主導的局面，而它會被逐漸排除在外，于是不顧“盟友”利益，利用亞太地區熱點問題極盡攪局之能，以“第三方仲裁者”的身份通過外交造勢、媒體宣傳與中國針鋒相對，對亞太國家間關系進行挑撥，人為制造地區緊張局勢。這無疑會激發國家間的政治經濟矛盾，分化亞太國家的經濟合作。這又使亞太地區對美國的軍事存在懷有戒心。《雅加達郵報》曾對美國重返亞太戰略中的作為有過評論：美國不應試圖把互相依賴的亞洲國家分化為敵友的對立陣營——這樣做徒勞無益、適得其反。
因此，美國重返亞太不僅是針對中國加速崛起的圍堵之舉，也存在著其他諸多動機。一些人僅僅看到美國重返亞太以來不甚樂觀的周邊形勢，就悲觀地認為，美國戰略重心東移完全是沖著中國而來，而亞太地區內相關國家依賴同美國的聯盟，將會主動挑起爭端并將同中國的對抗表面化。這種認識不能不說有失偏頗。就從美國的角度來說，金融風暴的影響遠未過去，美國將在未來10年削減4870億美元國防支出，長時間內的國防預算會捉襟見肘。雖然美國總統奧巴馬強調“美國的國防開支削減不應以減少在亞太地區的存在為代價”，但是難以改變美軍在亞太地區的駐軍點，不得不流于建設設施、更新武器和強化訓練等單項內容，無法實現一體聯動的實質。這就使美國并不具備絕對壓制中國反擊的能力，還會為自己尋找無窮的麻煩，因為在這種情況下“小國綁架大國”的可能性非常之大。由于這些國家軍事實力薄弱，既希望通過美軍的介入增強其在爭議地區的軍事實力，又不希望美國長期駐軍使本國內政外交受制于人。而美國既不愿意為某一盟國的利益強出頭，輕率向中國滋事生非，更不愿因為過度偏向而失去難得的制衡兩方的砝碼。但是，這種一味片面追求最大化利益的戰略轉移，極有可能兩頭不討巧，到頭來“竹籃子打水一場空”。
中國擁有應對美國重返亞太的信心與實力
即使是如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鄧普西所說，美軍戰略重點轉向亞太地區不一定意味著“美國決意要遏制中國的崛起”，美國的努力是要避免出現“修昔底德陷阱”（意為避免在中美兩大國之間爆發戰爭），也不能否認，中美兩國戰略關系時常會受到意識形態因素、發展模式、社會制度的影響。這就使中國在走向世界、走向太平洋的時候，無法回避與美國及日韓等國對我國戰略防范形成的結構性矛盾。
金融危機爆發至今，相對絕大多數國家的衰落，中國一直保持較快的經濟增長速度，2010年甚至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亞太地區發展中，中國的貢獻最大，在越南、印尼、泰國、印度等國家共同努力下，地區經濟充滿了生機。不僅本地區多數發展中國家逐漸向中國靠攏，日、韓、澳等美國傳統盟國的第一大貿易伙伴都是中國。在全球經濟脆弱復蘇的背景下，面對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所有國家都不愿意錯過搭中國經濟便車的機會，與中國經貿關系緊密。于是美國的傳統盟國開始出現離心傾向，東亞一體化趨勢明顯加強。雖然中國實力的快速增長使之成為當今影響國際關系發展的核心要素，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大幅提升，但是美國的亞太盟國或者正在尋求升級與美國軍事關系的亞太國家，將美國看作亞太地區的主導性安全力量，會唯美國的馬首是瞻，打亂中國經濟發展布局，降低中國經濟在亞太的影響力，甚至不惜挑戰中國的底線。
當前，國際關系的基本特征發生顯著變化，國家間共同利益上升的國際社會利益格局已經對狹隘的利益得失形成了戰略牽制，國際政治矛盾的性質也已不同于以往。國家利益的交叉融合，使國際關系兼具對抗性和合作性。美重返亞太帶來安全問題的復雜性，亞太國家與美國也是貌合神離的，盡力在經濟伙伴與安全伙伴的錯位的合作關系中尋求平衡點。中國的和平發展對包括美國在內的國際社會是機遇而非挑戰，只要站在全局高度，區別對待斗爭對象，盡量分化潛在對手，加強對重大全球戰略問題的協作與協調，在處理與周邊國家關系時在對抗與合作中找到平衡點，就能及時化解周邊紛爭，為充分利用矛盾實現和平崛起贏得時間和空間。
當今世界正在發生深刻復雜的變化，和平與發展仍然是當今時代的主題。中國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路，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防御性的國防政策。綜觀國際國內大勢，中國發展仍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對于中國實現國家利益拓展可能遭遇的安全挑戰，還應倍加關注、早做準備。美軍在亞太地區主要作戰力量的輪換部署，其實是明減實增的力量回縮過程，空間上所謂的后撤反而給軍事力量運用帶來更大的靈活機動性，增強了其快速打擊能力。同時也應認識到，美國在軍事上優化和強化在亞太的島鏈部署，只希望通過布“勢”宣“勢”打造穩定的安全態勢，還沒有到真要與中國大戰一場的地步。維持亞太地區的適度緊張，才最符合美國的戰略利益。對此我們應有戰略自信。
美國抓住中國與海上鄰國之間的島嶼主權之爭和海洋權益糾紛，背后支持其盟友及其他一些國家，以削弱中國的經濟發展和綜合國力的提高。必須對美國戰略重心東移后借口地區安全插手亞太事務，以及一些國家妄想侵吞中國領土的野心保持足夠的警惕。在事關領土主權的問題上，關鍵時刻要有不惜一戰的英雄氣概，震懾強敵。中國不畏懼美國的威脅和訛詐，對美常態化的軍事圍堵有長期斗爭的心理準備，也有足夠的手段應對任何挑戰。日本侵害中國釣魚島主權利益的挑釁行動，激起舉國上下的強烈憤慨。鑒于釣魚島問題可能加劇地區安全風險，甚至引發武裝摩擦和沖突，中國政府一直采取克制態度，同時努力促進中日關系的良性互動，避免“剛性突圍”引發的戰略困境。但是這并不代表軍隊無所作為。各大軍區、各軍兵種都聚集尖端武器平臺和精銳作戰力量展開了密集的軍事演習，攻防作戰演練幾乎同時指向搶灘登島。奪島、控島的全面軍事斗爭準備，體現了中國軍隊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強大信心和強大實力。
雖然中國因素不是美國戰略重心東移的唯一決定因素，但是其戰略重心東移無疑對中國周邊環境帶來很大影響。面對嚴峻復雜的亞太戰略環境，在現存體系內中國的崛起之路注定不會一帆風順。因此，中國必須堅持和平發展戰略，首先做好自己的事情。在對外關系方面，以共贏為目標，以互信互尊為基礎，推進亞太地區合作。一方面，要對中美關系的常態有清醒認識。美國以軍事部署調整、聯盟體系鞏固等，防范、制衡中國崛起和軍事上的快速現代化，又期望尋求兩國合作發展的空間。對此，既要客觀冷靜，又要謹慎應對，堅持“以兩手對兩手”的原則，與美國進行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做好重點戰略方向的安全戰略運籌，減輕和化解美國及其盟國對我施加的戰略壓力，推動中美關系朝著總體上有利于和平、穩定、發展的方向前進。另一方面，做出正確的戰略選擇。通過外交周旋維護國家利益，保持足夠的理性與克制，綜合動態地平衡周邊安全戰略布局，促進與亞太各國政府間的理解和互信，堅定不移地爭取戰略突破。同時，提高憂患意識，加強國防建設，加大對周邊安全建設投入，提高人民軍隊的戰斗力，做好必要情況下應對各種復雜嚴峻情況的準備。（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