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12月，我有幸到杭州的浙江醫院，拜訪了參加過黃橋戰役的新四軍老戰士姚力。當年擔任新四軍蘇北指揮部第一縱隊五團政治處主任的他，曾任杭州市委第一副書記、浙江農業大學黨委書記。
姚老打開了話匣子
姚老是江蘇省南通市啟東人，1918年生。1938年參加抗日戰爭，1939年入黨，為了革命曾出生入死。新中國成立后，他擔任國務院總理辦公室秘書、綜合組組長。其間為周總理出席的“日內瓦會議“和“萬隆會議”負責前站工作。1973年起奮戰在教育戰線上，歷任國務院科教組、教育部負責人、浙江農業大學黨委書記和顧問，主要著作有《回憶日內瓦會議》《萬隆華僑保衛周總理》和紀實小說《周恩來在萬隆(紀念周恩來誕辰110周年) 》（與楓亞合著）。無論是戎馬生涯還是在文化戰線上，他的經歷都堪稱傳奇。在浙江醫院的會客廳，我們見到了已年屆93歲的姚老，對于我們的到來，老人家非常高興。他精神矍鑠，步伐矯健，談吐之間神采飛揚、思維清晰。當我與他談及黃橋戰役，并向他匯報新四軍黃橋戰役紀念地的規劃時，姚老說“我之前去過黃橋三次了，每次都有不一樣的感受，發展是日新月異啊！只是歲月不饒人，如果可能的話，明年開春，我想回趟老家南通，也想去黃橋看看，這片土地給我留下了太多的回憶……”說著便陷入了沉思，我們知道他是在整理思緒，兩三分鐘過后，姚老的話匣子一下打開了：
“要說黃橋，還得先從港口暴動說起。這是我人生的轉折，也是東進序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姚力陪同周總理參加萬隆會議
陣前暴動支援郭村保衛戰
我當年所在的國民黨二縱隊五支隊四大隊（前身是啟東抗日義勇軍），雖然囤身于二李（當時泰州的地方實力派李長江和李明揚）的部下，但是，共產黨的影響卻早在四大隊生了根。大隊長王澄、二中隊長范俠、三中隊長我，和其他十幾人已先后入黨；四大隊成立了黨總支，我任總支書記。在黨的領導下，四大隊一直保持著旺盛的抗日熱情，官兵團結，群眾紀律也好，這在兩李部隊是絕無僅有的。所以國民黨對我們這支一向很‘紅’的隊伍不放心。1940年春，日寇數次掃蕩新四軍挺進縱隊的大橋防地。而宜陵、泰州等地的二李部隊卻看著日寇不打，按兵不動。群眾對二李的部隊十分氣憤，四大隊的士兵個個要求參加抗日，表示不能讓抗日的新四軍部隊吃虧，都說‘我們到前線是來抗日，不是來給鬼子放哨的’。但當時四大隊迫于上面‘不準擅自行動’命令只能焦急、憤慨地‘待機出擊’。這一次，挺進縱隊因遭日軍千余人進攻，被迫北渡漕河，轉移到泰州西北的郭村進行修整。
此時，泰州城內異常緊張，反共投降氣氛日見濃厚，可謂‘山雨欲來風滿樓’。中共蘇北特委負責人惠浴宇秘密進泰州城，并給我們帶來黨的最新指示‘看情況，二李決心要破壞蘇北抗日局面，挑起反人民的內戰了！盡管如此，黨仍然竭力多做爭取工作。因此，四大隊應該提高警惕，萬一要被繳械，你們就堅決抵抗。但，切忌草率從事，隨時聽從黨的指揮。’
緊接著，二李將四大隊調離泰州，到興化地區的老閣一帶，接近韓德勤頑部的邊防地區，意欲隔絕我們可能和挺進縱隊的聯系，同時，隨時可以在四大隊孤立無援的情況下對付之。
6月28日，天剛蒙蒙亮，西南方向傳來一陣緊似一陣的炮聲。此時大隊長王澄帶來支隊部的命令‘我隊于今天午前開回支隊部所在地港口鎮待命’。這天晚上，支隊的黨總支書記朱群同志召集王澄、陶采臣、陳佐、范俠和我召開緊急會議，大家覺得，當前四大隊與其說是‘預備隊’，倒不如說是已經成為了‘階下囚’，不論二李此次反共能否成功，遲早是要對四大隊下毒手的。于是，一個重要決定就這樣醞釀在大家的腦海中：趁二李無暇后顧的時候，四大隊舉行反摩擦的暴動，既可以掙脫頑固派的枷鎖，實現救國的夙愿，又可動搖反共軍隊的軍心，增強我郭村守軍的力量。可是，沒有黨的指示，四大隊這樣做到底是否符合黨的統戰政策呢？ 于是，決定派朱群、陳佐兩同志當夜設法進郭村和泰州，與黨取得聯系。
接下來的一天一夜大家都是懷著焦灼、不安的心情度過的。
直到30日中午，泰州傳來消息，‘朱群被扣押了；同時正調一中隊長施佑宇率部赴泰州，增強城防。’這兩件事情，說明顏秀五（當時四大隊編入顏秀五的二縱隊五支隊）要對四大隊下毒手了。
事態緊急，為了不使一中隊的百十號兄弟再落虎口，我們商定：去投奔真正抗日的隊伍！決定 ‘當晚12點舉行暴動’。
是夜12點暴動開始，按照既定的部署，王澄、范俠、陶采臣以及十多位共產黨員分別帶部隊去解決支隊部、重機槍連，以及周圍的四五個保安隊、稅警隊；又派一個排負責割斷電話線，封鎖消息。另以一個排隨我留守營溪鎮作機動。
王澄同志帶著部隊先繳了支隊部警衛班的一式快慢機，旋即沖進支隊長陳東生家臥房，面對黑洞洞的槍口，陳東生乖乖地做了俘虜。
暴動，出乎意外的順利。那些支隊部的機關人員，本來就不滿李長江打新四軍，現在見四大隊暴動，都拾掇好行李出來了，保安隊和稅警隊的部分官兵，也愿意跟四大隊抗日。而四大隊的全體官兵，更是沒有一個人出現動搖、畏縮的，他們像掙脫囚籠的猛虎，以勇猛無畏的行動參加了暴動，表現了他們追求光明、堅決抗日的決心。
7月1日，四大隊接到了蘇北特委和挺進縱隊領導同意起義的指示，大家這是‘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這時的四大隊在蘇皖支隊的掩護下，進了硝煙彌漫的郭村，受到了葉飛、吉絡等領導和廣大新四軍士兵的迎接，這個在遠方飄泊多年的兒女，終于投入了慈母的懷抱。之后，跟挺進縱隊、蘇皖支隊一起擊退了頑軍的進攻。
郭村戰斗勝利結束后，四大隊編入挺進縱隊為五團，團長王澄，政委彭德清，我為政治處主任。
左起：姚力、王澄、彭德清
黃橋決戰中把后勤當前方
是年10月，我們這支部隊跟隨東進的新四軍主力參加了著名的黃橋決戰。”說到這，姚老似乎突然覺得渴了，端起水杯猛喝了兩口。其間我也曾想給姚老喝點水的，但沒忍心打斷他的思緒。
說到黃橋決戰，姚老的神情有些凝重：
“這可是一場惡仗，是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典型戰例，也是打開華中抗戰新局面的關鍵一仗。
由于我們五團是新組建的部隊，好些士兵是從二李的部隊起義過來的，在決戰的時候我們主要負責后勤方面的工作……”
“還有一件事情我至今記憶猶新：那就是葉飛司令員對新兵的寬容。大家都知道，新四軍部隊紀律嚴明是出了名的，槍就是戰士的生命，誰要是把槍弄丟了，那就是不要命了！但是郭村保衛戰勝利后，有一名從二李部隊起義過來的士兵，把自己的槍弄丟了。當我們團領導正在為處理這個事情矛盾的時候，葉飛司令員找到我談話，說你們這是新部隊，不能跟老部隊一樣，嚴格按紀律處罰聽起來不會錯，但考慮到剛剛起義過來的新兵如果在這個時候遭到殺頭的處罰，估計就會弊大于利了。聽得出來，葉飛司令員的意思是為了顧全大局、為了以后更好地開展統戰工作，在這件事情上我們應該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最后的處理結論是把這個戰士給放了，讓其戴罪立功。”
是的，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在統戰工作上的具體做法，每位領導都重視“人心向背”在戰爭中所發揮的作用。
這個下午，我們仿佛都回到當年炮火紛飛的戰場，回到了那血與火交織的歲月。臨離開前，我忍不住冒昧地向姚老提出了想與他合影留念的請求，于是就有了這張我和姚老的珍貴合影。
如今，黃橋決戰勝利已經過去72年了，當年參加黃橋戰役的老同志一個個地駕鶴西去了，姚老則是當年參加黃橋戰役的團職以上干部中唯一健在的一位，我們誠摯地祝愿姚老和夫人健康長壽。
姚力（右）、李英（左）夫婦同筆者謝蓉（中）合影
（作者為泰興市黃橋戰役紀念館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