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盧溝橋畔。坐落在這里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雄偉莊嚴。首都各界在此隆重紀念全民族抗戰爆發77周年，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同現場1000多名各界代表齊聲高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國歌唱畢，習主席神情莊重地走上臺階，來到“獨立自由勛章”雕塑前。一名中國共產黨抗戰老戰士和一名中國國民黨抗戰老戰士，在兩名少年兒童陪伴下也走到雕塑前。習主席和抗戰老戰士以及少年兒童一起按下啟動按鈕，為“獨立自由勛章”雕塑揭幕。
一位老兵就是一部“活的抗戰史”。站在習主席左側、胸前掛滿獎章與紀念章的抗戰老戰士就是新四軍老兵焦潤坤。懷著敬意，筆者采訪了這位年過九旬的老人。盡管華發蒼顏，但老人腰板硬朗，步伐矯健，耳聰目明，講話干脆利落，軍人的颯爽英姿依舊。
在老人家中的墻上，除了那幅他和妻子的金婚紀念照之外，最醒目的就是那張與國家領導人的合照。“我是日本侵略者的罪行見證者，從小就目睹了侵略者慘無人道的罪行；同時我也是個受害者，日本侵略者害得我家破人亡，我成了‘孤兒’，還成了細菌戰的受害者；最終我參軍抗戰，成為抗日戰爭的親歷者。”隨著老人話匣子的打開，我們仿佛回到了那個戰火紛飛、國土淪陷的歲月，一同分享他的傳奇經歷。
抹不去的國仇家恨
“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這首《回鄉偶書》，90歲的常州籍新四軍老戰士焦潤坤在2014年秋省親時最能夠體會詩中之意。幾天里，他在兒子的陪同下，專程前往溧陽水西村新四軍江南指揮部紀念館，參加在常州大劇院舉行的“抗戰精神頌”主題演唱會，到天府陵園瞻仰常州抗日英雄紀念碑，抽空回到兒時居住過的青果巷，找尋年少時的記憶。
走在小橋流水依舊的青果巷里，正素巷、石灰弄、蛤蜊河……這一個個地名，都是焦潤坤記憶中的地方。
1924年10月24日，焦潤坤出生在江蘇常州的一個城市貧民家庭。“小時候，家里很窮，兄妹三個，我是老大，下有一個弟弟、一個妹妹。父親身體又不好，我沒讀幾年書就跟著父親一起賣豆腐。盡管日子有些苦，但是還算過得去。”
1937年7月，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爆發。“八一三”淞滬會戰后，上海淪陷。緊接著，日軍進攻南京，并對滬寧沿線多個城市狂轟濫炸，常州也未能幸免于難。這時，焦潤坤不滿13歲。
“一天，我正提著籃子從茭蒲巷出來，沿街賣豆制品，空襲警報突然響了。”焦潤坤回憶說，警報剛剛拉響時，老百姓并不在意，一會兒敵機就出現在城市上空，扔下炸彈。“日寇的炸彈如雨點般落下，街上頓時血肉橫飛。”這一天，焦潤坤切身體會了什么叫“尸橫遍野，慘叫連天”。
轟炸持續了約半個小時，焦潤坤躲在雙桂坊和西廟溝十字路口的街邊，才逃過一劫。“等敵機離去，我看見滿街都是死傷的平民百姓，慘不忍睹，到處是‘救救我啊，救救我啊’的哀嚎，真是造孽呀！”講到這里，老人閉上了眼睛。回想起當時的慘景，老人激動地揮著雙手：“我是個受害者，同時也是日寇暴行的見證者。日軍侵略的暴行抹不掉！”這次返鄉時，焦潤坤堅持去看看雙桂坊和西廟溝的十字路口。他說，那里是自己起死回生的地方。現在的十字路口，已經變成了“福記大飯店”，老人沉思好一會兒才說，“祝福自己的故鄉天天有福。”
為了躲避戰亂，焦潤坤舉家外逃，投親靠友。“一家五口逃難，輾轉奔波，逃到江北。到了那里，生活也沒有著落，親戚無力收養我們。無奈之下，母親帶著弟弟妹妹回到常州，父親則帶著我到上海找活路。我父親有癆病，干不了活，我和他在上海走散了。”其后，焦潤坤被上海工華兒童收容所暫時收養。
上海淪陷后，原本由上海各界人士在戰爭初期成立的難民收容所和慈幼院等相繼結束，大批孤兒又重回街頭流浪。著名的奉化籍愛國實業家竺梅先、徐錦華夫婦目睹此情此景焦急不安，挺身而出。為了收容和養育這些難童，在寧波旅滬同鄉會的支持下，竺梅先夫婦募集了5萬元資金，于1938年在泰清寺創辦了一所災童學校——國際災童教養院。
1938年夏秋之交的一個傍晚，為了不讓那些孩子落入日寇手中，一艘滿載著500多個災童和部分教職員工的“謀福”輪，從上海十六鋪碼頭出發駛向寧波。船上的500多個孩子，最小的4歲，最大的15歲，都穿著白襯衫、藍背帶褲、圓口黑布鞋，佩戴著一枚有烈火、海水和救生圈圖案的院徽。焦潤坤就是這艘船上的災童之一。
當時的教養院里，有四排教室、七座大寢室、一個大禮堂，還有圖書室、廚房、食堂、醫療室、理發室、操場等教學、生活設施。“初到教養院，我感覺比家還要好！”說起待了四年的教養院，焦潤坤還很激動。
一個月后，教養院又接收了從上海過來的100多名兒童。算起來，當時院里一共有600多個孩子。
教養院不但包吃住，還請來了70多位教師。根據年齡與識字程度，孩子們被分為幼稚班、小學和初中部，四個月為一學期，一年三學期，為的是多學知識，快些成材。“為了麻痹日偽軍，竺梅先夫婦還專門請了幾名外教。”
焦潤坤在國際災童教養院生活學習了四年多，“教養院是我愛國教育啟蒙基地、抗日教育的啟蒙基地”。在這里，孩子們邊學習邊勞動，并接受體育鍛煉，教養院還經常請一些著名人士來院宣傳抗日。當年，孩子們還經常學唱《五月的鮮花》《大刀進行曲》等抗日歌曲。“可恨的是，日寇連孩子也不放過。”
1940年10月，日軍的一場細菌戰，再次把他推向了生死邊緣。當時，日軍對寧波發動細菌襲擊，慈溪、奉化等地瘟疫橫行。國際災童教養院駐地也遭到日寇細菌彈襲擊，大面積爆發瘟疫，近百名孩子受到感染，焦潤坤也是其中之一。“當時我發高燒、打擺子，渾身膿包。那個痛苦真是要命，膿包用剪刀剪破，用鹽水洗一洗。每天早上起床，宿舍里都是哭聲一片，因為膿包破裂，和被子黏在一起，撕心裂肺的疼。”焦潤坤回憶說，“我們90多個人被集中隔離，由于日寇封鎖，缺醫少藥，只能自生自滅。三個月后，曾經擠得滿滿當當的床鋪空出了一大片，不少小伙伴都已經死去。我僥幸活下來，幾乎瘦成了皮包骨頭。”
“細菌彈投放多年后，我隨部隊路過慈溪，疫情仍未消除，水不能喝、地不能種，抬死人的活人都很難找。”焦潤坤說，“當年，日寇犯下了滔天罪行，造成了多少妻離子散的人間悲劇！但直至今天，日本還有一些人無視鐵的歷史事實，無視在戰爭中犧牲的數以千萬計的無辜生命，逆歷史潮流而動，一再否認甚至美化侵略歷史，真是喪心病狂，恬不知恥！對此，我們絕不答應，要堅決回擊！”
1942年5月，竺梅先由于長期辛勞，積勞成疾，與世長辭，享年54歲。焦潤坤記得，竺梅先在彌留之際，仍念念不忘教養院全體災童，一再叮囑夫人：“一定要把孩子們好好撫養下去，直到他們能自立為止。”
竺先生去世后，所有的擔子落到了徐錦華身上。形勢越來越困難，經費、糧食無繼，陷入重重困境，教職工的工資也發不出了，但沒有人離開。漸漸地，一日三頓減為兩頓，以前每天供應的米飯也改成了玉米馬鈴薯沾著鹽巴吃。焦潤坤回憶說：“生活就變得差了，各人下學后就到山上挖野菜。”徐錦華秉承竺梅先的遺志，維持教養院近一年，直到最后一批災童畢業，教養院乃宣告結束。
“從教養院里出來的孩子，如今有在大陸的，也有在臺灣、美國的。我們在后來的聚會中常常聊及往昔歲月。”晚年，焦潤坤動情地說，“雖然彼此際遇不同，但是有一點，600多人里沒出一個漢奸！”
戎馬征戰只為不再是“孤兒”
教養院解散時，焦潤坤與32名同學一起，經慈溪到達上林湖集結，參加了新四軍淞滬一支隊。后來，焦潤坤在一次養病期間與部隊失散，又于1943年4月正式加入新四軍淞滬四支隊，同年12月編為新四軍浙東縱隊五支隊。
“那個時候，我們遇到很多困難，生活條件差，武器也遠遠落后于日本人，打仗就靠著勇敢和精神支持。”焦潤坤回憶道，“但是因為團結，所以大家凝聚在一起，有著強大的戰斗力，無論環境多么艱苦，也不管敵人多么瘋狂殘忍，都毫不畏懼。”焦潤坤堅信，“正義的戰爭一定能打敗非正義的戰爭”。
1945年春，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進入了反攻的決戰階段，勝利在望。但是，盤踞在慈溪三七市（現屬余姚市）一帶的偽軍宋慶云部所屬的方惠部隊卻仰仗日寇鼻息，進行垂死掙扎，他們在下湖頭廟構筑工事，設立關卡，奸淫擄掠，無惡不作。當地群眾對他們切齒痛恨，迫切要求我軍拔除這個據點。
4月15日，新四軍浙東縱隊三北自衛總隊三中隊奉命去消滅這股頑敵，中隊長卓新民率領100多人開到三七市附近的稻香庵沿山一帶村莊宿營。焦潤坤說：“當時我21歲，是個毛頭小伙，中隊長比我大幾歲，將近30歲的樣子。他得知我來自國際災童教養院，平日里對我很照顧，我也一直把他當大哥一樣。”
白天敵人沒有發現新四軍的行動，照樣出來搶糧，當即遭到迎頭痛擊，敵人狠狽逃竄，一頭縮進下湖頭廟“烏龜殼”里。到了第4天（18日）下午，卓新民召集班以上干部會議，傳達上級指示：要求部隊直搗偽軍老巢，全部徹底殲滅敵人。焦潤坤等戰士情緒高漲，個個摩拳擦掌，立即做好了戰前的一切準備。
這天夜里，天下著蒙蒙細雨，道路泥濘，伸手不見五指，給行軍帶來極大困難。先頭部隊一個排摸到敵人的竹籬笆內，但多數戰士被敵人的火力壓制在竹籬笆外的開闊地上。焦潤坤和戰友們冒著敵人密集的彈雨，用斧頭、鉗子拆掉竹籬笆，掃除了敵人的外圍障礙，并一鼓作氣沖到廟門前，向廟里投擲手榴彈。但由于既無炮，又無爆破工具，缺少打攻堅戰的經驗和條件，無法沖進廟里去。
焦潤坤清晰地記得，部隊進攻到廟門時，敵人火力兇猛，卓新民帶頭進攻，腹部不幸中彈，血流不止。為了突破敵人的機槍封鎖，讓中隊長撤下陣地，排長楊光明把剩下的手榴彈全部扔進廟里，大家齊聲吶喊助威，干擾敵人的注意力。隨后，焦潤坤和另一個戰士趕緊攙著卓新民撤下去。半個多小時后，才找到一家民辦診所，昏迷中卓新民還在念叨“楊排長打下來沒有，攻進去了沒有”。卓新民終因失血過多而不幸犧牲。這場戰斗，共斃傷偽軍22人，焦潤坤的戰友也傷亡12人。
新四軍浙東縱隊英勇頑強的戰斗精神使敵人膽戰心驚，連夜逃竄到葉家車站。從此，偽軍再也不敢出來騷擾，日寇也不敢輕舉妄動了。
1945年8月15日，日軍宣布無條件投降。這一年，焦潤坤光榮加入中國共產黨。
焦潤坤說，他把青春的1000天留給了抗日戰爭，之后的1000天則投入到解放戰爭中。他參加過抗日戰爭期間浙東縱隊北撤時的澉浦突圍戰，也參加過解放戰爭的宿北、魯南、萊蕪、孟良崮、豫東、淮海、渡江等戰役，后又參加了抗美援朝，當上了空軍飛翔二大隊政委。
1949年的一天，焦潤坤從上海出發，到第三野戰軍所在地南京報到。從上海到南京，途經家鄉常州，他不由停下腳步，尋找失散多年的父母。后來在軍管會同志的幫助下，找到了母親。
“國家解放了，我不再是‘孤兒’了，終于一家團圓，不用再漂泊離散。”隨后，焦潤坤將家人都接去了上海。1955年，焦潤坤被授大尉軍銜，1961年授少校軍銜。
倍兒棒的幸福開啟耄耋新生活
1964年8月，焦潤坤從空軍轉業到第一機械工業部調度局援外處任科長。1969年10月，一機部選調100多人到湖北十堰支援二汽（東風前身）建設，焦潤坤也在其中。他響應祖國號召，告別優越的大城市生活，從北京來到山城十堰。
“從北京坐火車到漢口，從漢口轉車到光化，到了光化再轉汽車到丹江，再坐船到鄧灣，上岸以后，再坐一個多小時的汽車才能到十堰。”就這樣，第一代東風人從北京的“樓上樓下電燈電話”，一下落到了山溝溝里。點著油燈在老鄉家里打地鋪的焦潤坤，覺得自己又回到了打游擊的年代。
山路坑坑洼洼，設備運輸相當艱難。焦潤坤回憶，有次大年三十夜，車輛走到六里坪，原先準備夜晚回到廠內吃年飯，然而因路況太差，等把機器運到廠內，已是大年初一中午了。
在沒有等級公路的情況下，成千上萬的設備運往山里，沒有出現過大事故。“我們創造了運輸戰線上的奇跡”，作為基建運輸的一份子，焦潤坤自豪地說。
針對工期緊和產線復雜難調帶來的質量問題，二汽開展了質量攻關戰。廠領導派焦潤坤去做質量協調工作。“幾十條生產線，全部是我們自己搞國產。一關不通都不行，一個零部件生產不出來或者有問題會影響整輛車。”
焦潤坤說，他在二汽15年，與妻子和孩子長久分居兩地，主要完成了二汽基建運輸、通水和設備攻關三件大事。談起二汽創業中一項項重大工程項目得以順利完成時，焦潤坤說，每次遇見困難時，都是干部職工齊上陣，團結一致渡難關。大家都覺得能夠為實現“汽車工業強國”的理想做點事，非常榮幸。
晚年，焦潤坤曾回過十堰，“我感覺我的兩只眼睛都不夠用了。為什么？因為我都看不到十堰市原來的面貌了，全是新面貌，十堰變化太大了！十堰市和東風公司在幾十年發展中，共同建立了美好的家園！”
而今，十堰已經變為一個以汽車為支柱產業的工業基地，焦潤坤見證了十堰從一片荒山變成現代化汽車城的蛻變過程。得知東風公司已經連續多年進入世界500強企業前200名名單，他高興地說：“作為東風的一員，我為東風的發展感到非常高興和自豪。有機會很想再次回到車城十堰看看，回到東風轉一轉。”
1984年，焦潤坤自一機部科技司質量攻關組離休。1997年，北京新四軍研究會成立，焦潤坤成為首批會員，后又當上了浙東分會副會長、宣講團團長。“我終于找到了自己最合適的位置。”此后，焦潤坤多次走進北京衛戍部隊、“老虎團”導彈部隊、天安門國旗班，北師大、北航、中國傳媒大學等大專院校，以及街道、國家機關，講述戰爭經歷、弘揚鐵軍精神。他的“口述歷史”也被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錄制成視頻節目。
盧溝橋畔的“獨立自由勛章”雕塑，緬懷的是那場救亡圖存偉大斗爭中無數的奉獻者、殉難者，記取的是一段“四萬萬人齊蹈厲，同心同德一戎衣”的歷史。
紀念儀式后，老人隨習近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走進抗戰紀念館展廳，參觀“偉大勝利”大型主題展覽。展覽通過900余件文物、640余幅圖片及大量繪畫、雕塑和聲光電模型等，全面展現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氣壯山河的歷史畫卷。參觀結束后，黨和國家領導人還親切看望了參加儀式的抗戰老戰士和老同志代表。這時，習近平再次和焦潤坤握手，并微笑地詢問他的身體情況。“很好，能趕上了這么幸福的時代……”焦潤坤說，因為當時太激動，事先準備了滿滿一肚子的話都一下子說不上來了。
焦潤坤將自己的一生歸納成“四個階段”：童年是個悲慘的童年，青年是個戰斗的時期，壯年時投入二汽建設，晚年則是一個幸福的時期。很難讓人相信，焦潤坤已經年至耄耋，但他一直感覺自己的身體倍兒棒。說起2014年7月7日參加抗戰紀念活動一事，焦潤坤至今仍十分激動：“能和總書記一起參加‘獨立自由勛章’雕塑揭幕，是我一生中非常榮幸、非常驕傲的事情，也是我代表千千萬萬犧牲的戰友們享受這個時代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