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鄉淪陷
我叫陳模，1920年5月7日出生于江蘇省丹陽縣城魚巷一個破落的大家庭。獨生女，六歲上私塾，七歲入丹陽私立正則女子中學附小。10歲時，參加丹陽縣演講比賽，獲得銀獎杯。小學畢業，考入江蘇省立蘇州女子師范附中，學習優秀，得二等助學金。畢業后，考入該校高師。1934年春，在鎮江參加全省童子軍大檢閱，大露營。我是學校的旗手（有時是樂隊的大鼓手），站在隊伍的前面，接受蔣介石和宋美齡夫人的檢閱。在蘇女師受到一二·九學生運動，“七君子”事件和“雙十二”事件的影響，我的思想趨向進步。抗日戰爭爆發后，蘇州淪陷，學校停課。1937年12月11日，丹陽城被炸。我家的房屋被日本鬼子放火燒光了。母親和我逃難到延陵鎮，我給房東徐郎如先生家當小保姆,抱小孩、洗尿布。日子沒過多久，當地的一個有錢有勢的紳士潘家，他家的兒子在蘇州中學上學，可能認識我，派人來說媒，并放風說：“先禮后兵，同意的話，花轎迎娶；不同意的話，就搶親。”徐先生很害怕，很替我擔心。我說：“你們不要害怕，我只有一條命，大不了我與他們拼了，如被搶去，我砸他的鍋，放他的火，寧可一死，也不嫁他。”他們聽后，夸獎我厲害，有骨氣。徐先生考慮到萬一真出了事，他可擔待不起，就委婉地把我辭了，我只好到同學林麗月家暫住。
1935年陳模于蘇州女子師范
參加新四軍
1938年5月，新四軍第一、二支隊在陳毅、張鼎丞等率領下，挺進蘇南敵后。6月13日，一支隊2團一個營來到丹陽縣南部延陵鎮。團政治處主任肖國生親自登門拜訪延陵的頭面人物，其中主要的一位是貢友三，另一位是王作舟。貢友三當過國民黨丹陽二區（延陵）的區長，是工商業家，據說很有愛國心和正義感。王作舟當過中學教師、小學校長，據說在大革命時期參加了共產黨，1927年脫黨后，專門從事教育，在延陵也頗有威望，抗戰開始后他主動組織了延陵抗日自衛隊。新四軍領導干部對他兩人的統戰工作做好后，報請國民黨第三戰區重新任命貢友三為丹陽二區區長，并組織了有300人槍、由新四軍干部領導的延陵常備隊。接下來，做群眾工作，由肖治平等幾個人組織成立群眾工作組，到延陵鎮上和附近村莊宣傳共產黨的抗戰主張和政策，宣傳新四軍是保護民眾的真正抗日的隊伍，還動員愛國知識青年到一支隊舉辦的“政訓班”去受訓。很快，延陵周圍民眾都知道來了抗日的隊伍新四軍。1938年6月22日，新四軍一支隊在延陵鎮召開群眾大會，我也跑到大會上去聽消息。陳毅司令員慷慨激昂地說：“現在中華民族已處在生死存亡的關頭，日本鬼子已打到我們的家門口，我們堅決不做亡國奴！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有志的青年男女，積極行動起來吧，抗日打鬼子！”我聽后，心情十分激動，熱血沸騰，決心參加新四軍。7月上旬，我到芳仙橋找到母親，母親不知道我要參加新四軍的實際情況，怕她為我擔心，就圓個謊，對母親說：“媽媽，我找到工作了，在寶堰當小學教師。”她聽后很高興，兵荒馬亂的，能找個養家糊口的工作就萬幸啦，于是就給我三個大洋，并囑咐我一定要注意安全，好好工作。第二天，我回到延陵，和孫鐵流、孫健、王捷三位女同學，離開延陵，風塵仆仆地走了一天，在夕陽西下時，到了茅山寶堰附近的新四軍一支隊司令部駐地前隍村。
司令部、政治部機關的同志見我們是從丹陽來的四個十七八歲的小姑娘，考慮到可能是受到新豐戰斗勝利的鼓舞，一時沖動要參軍，就婉言謝絕了。這時部隊正在集合，隊伍前面的一位領導模樣的人看到我們，就微笑著走過來。一問竟然是一支隊首長陳毅司令員，我馬上立正說：“陳司令，我們是來當兵的。”陳司令嚴肅地說：“要當兵，歡迎歡迎，不過當兵，可不是鬧著玩的，干革命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你們行嗎？”我大聲說：“行，不怕死，怕死就不來了！”陳毅司令聽后哈哈大笑說：“要得，收下你們四個女兵。”雖然走了一天路，又饑又餓，筋疲力盡，但能在陳毅司令麾下，當了第一批女兵，心里甭提多高興了。從此，我們四人被編入部隊，和男同志一起進行一系列的軍事訓練，盡管訓練很苦，生活條件也差，但我們心里卻是甜絲絲的，高興得很。
1940年3月，溧陽水西村新四軍江南指揮部。左起：張茜、羅伊、陳模、楚青（陳毅攝）
命懸一線，敵圍脫險
1938年9月11日，日軍集中了3000多兵力，分五路進攻寶堰鎮前隍村一支隊指揮部駐地，對我茅山地區進行第一次大規模“掃蕩”，清晨尚未早餐，就發現敵情，陳司令立即命令司政機關迅速分路撤退，出村不遠，我們就被包圍了，我遵照陳司令講課時說的，“利用地形地物、機智靈活”等話，立即臥倒，這時“哎喲”一聲，王捷身上流血跌倒在地。接著孫健也撲通一聲栽倒在地，臉上往下流血。槍聲停后，我便扶著她們到前面不遠的竹林里暫時隱蔽，不料忽然傳來“嘰哩哇啦”的說話聲和“嚓嚓”的皮革聲，由遠而近，日本鬼子搜索來了。我想到陳司令“一個革命軍人，寧死不屈，決不投降當俘虜”的教言，便對孫健、王捷說：“我們寧可死，決不能當俘虜，鬼子來時，就裝死，千萬不要出聲，不要動，即使刺刀插進胸膛也不叫一聲。”我抓了幾把她倆流出的血，涂在臉上，側身躺在地上。不一會兒，敵人進入竹林，有一個鬼子用腳踢我，我屏住呼吸，緊閉雙眼不動，另兩個鬼子也去踢她倆，她倆也不出聲，敵人便走了。自參軍以來，我們經受住了第一次生與死的考驗。戰斗結束后，一位老鄉進入竹林，告訴我，前面稻田，還有兩個傷員，山下還有一傷員，我在原地等待。我堅信，首長一定會派人來找我們的，果然，軍醫處長王聿先身穿便衣匆匆走來，我飛快跑過去，緊握住他的手說：“我們幾個同志負傷了。”王處長說：“敵人多路包圍，部隊突圍沖出去了，陳司令沒有看見你們，放心不下，又調來部隊把敵人打退了。戰斗一結束，就派我出來找你們。”我聽到陳司令對我們新兵這樣關心愛護，感激地流出了眼淚。
我和傷員都住在老鄉家。20多天后，孫健提出愿意回家養傷，陳毅司令派我護送孫健回丹陽城她家中，我精心照料她。一星期后，陳司令派敵工科長邱東平來接我，把我送到離丹陽城30多里地的一支隊戰地服務團駐地。團長吳仲超，他經過細致的考察，認為我表現好，啟發鼓勵我加入中國共產黨，并提出愿意做我的入黨介紹人。1938年10月中旬，我和其他幾位入黨的同志，在鮮紅的黨旗下，高舉右手，莊嚴宣誓“……我自愿加入中國共產黨，打敗日本帝國主義，為無產階級革命奮斗到底，誓為實現共產主義而奮斗終身，永不叛黨。”
1940年春，江蘇溧陽水西村，左起：楚青、羅伊、陳模（速記班的親密戰友，粟裕攝）
濃濃戰友情
1939年春節過后不久，我調到新四軍軍部教導總隊第八大隊二中隊（女生隊）學習。5月，速記訓練班第一期結束后，接著辦第二期，我又被調到軍部速記班第二期學習，任黨小組組長。全班女學員有8名，分別是楚青、羅伊、曹鳴飛、毛維青、施奇、汪企求、季尼，由任之同志授教。任之同志在延安學過速記，1938年10月由新四軍副軍長項英從延安帶回軍部專門為新四軍培養一批速記員。有一天，通訊員交給我一封信，拆開一看，是陳毅寫給張茜親啟的信，張茜是我的戰友，我們情同姐妹。那時，張茜在文工團當演員，她能歌善舞，人長得也很漂亮。第二天，我就轉交給她（速記班和張茜同住在二甲里村）。原來，早在1939年3月，陳毅在皖南新四軍大禮堂—陳家祠堂參加文藝晚會，歡迎周恩來副主席的時候，軍部服務團獻演一個劇目《一年間》。其中扮演新娘子的演員深深打動了陳毅的心，他情不自禁地向服務團的領導人問她的名字，名叫張茜。演出結束后，陳毅陪同周恩來、德國記者希伯等人上臺祝賀演出成功，陳毅第一次和張茜傾情注目，緊緊握手。敏感而熱情的服務團領導人已經探出意向，不久，把張茜的一張相片悄悄地送給陳毅。于是，陳毅給張茜寫回信，并題詩一首：“春光照眼意如癡，愧我江南統銳師。豪情卄載今何在？輸于紅芳不自知。”當然這些書信的內容是后來才知道的，因為這些書信照片往來都是非常保密的，傳遞者也守口如瓶。后經戰地服務團團長朱克靖的安排，張茜調到江南指揮部任宣傳干事，和陳毅接觸的機會就多了。
1939年初冬，我在速記班學習結束后，和楚青、羅伊同志一起分配到一支隊司令部任速記員兼機要員。11月8日，一支隊和二支隊正式合并，成立江南指揮部，陳毅任指揮，粟裕任副指揮。司令部駐在江蘇省溧陽縣水西村光裕祠堂。陳毅司令駐祠堂右側的一間屋內。粟裕司令住在祠堂左側外面的閣樓上，我們三個速記員就住在粟司令的閣樓下，當時人多房間少，不夠住，粟司令親自教我們在祠堂外大院內，用稻草、竹片和繩子扎成一米寬的草簾，利用走廊柱子作支柱，把草簾一塊一塊地搭成小茅屋。草房搭好后，大家都很高興，夸草房溫暖、舒適又別致。粟司令說這是他在三年游擊戰爭中學到的本領，那時，他們在深山密林中就自己搭草棚住。粟司令還特地給楚青、羅伊我們三個人在小茅屋的窗前，拍了一張珍貴的合影。
粟裕司令，工作很忙，經常工作到深夜，警衛員怕他餓，就買些餅干放在他房內，粟司令很少吃它。一天，我帶頭上樓，我們把餅干都吃完了，還留了一個小紙條，“小老鼠偷吃了”，放在餅干筒內（不寫條，怕他誤會是警衛員吃了）。第二天，粟司令笑咪咪地對我們說：“歡迎小老鼠再來光臨。”
這年11月，中共中央東南局組織部長曾山同志來蘇南巡視。在主持召開了中共蘇皖區第一次代表大會以后，回到溧陽水西村新四軍江南指揮部。他對陳毅和張茜兩人的事也有所了解，于是他對陳毅司令員說：“仲弘，現在張茜也調到指揮部來了，你們的事兒就早辦了吧！”陳司令干脆地說：“要得，要得！”
1940年春節前兩三天，一支隊政治部劉炎主任把我叫去，他說：“陳毅司令出差，明天回來就和張茜結婚，你去打掃一下衛生，但要保密。”我聽從吩咐，很快把陳司令的住房，打掃得干干凈凈，還特地到老鄉家找了張大紅紙，剪了兩個喜字，為了保密，我將它貼在房門里面。這樣，外面看不見，一進房，關門，就看到了。我滿懷喜悅地向劉主任匯報。第二天中午，管理處請我們吃炸醬面，說是慶賀陳司令和張茜結婚，我為陳司令和張茜的結合感到特別高興，就 “赴宴”為他們祝賀。
不久，我調到政治部工作，張茜也在政治部，我們合作辦起了一張臨時戰地小報，張茜負責編稿，設計版面，我刻蠟版和油印，相互的支持和配合，更加深了我們之間的友誼。
1939年秋，劉炎于溧陽水西村
上海脫險
1940年3月，劉炎主任積勞成疾，衛生部長崔義田懷疑他可能是癌癥，便向陳毅建議，讓他到上海檢查治療。行前的4月4日，劉主任單獨找我談話，向我表達了愛意，希望我能考慮考慮。當時我想，劉主任一直是我敬仰的首長之一，惡劣的戰爭環境，使劉主任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給了黨，參加革命后一直沒有考慮自己的終身大事，身體又不太好，身邊確實需要一個人照顧他。再說，在江南指揮部的這段日子里，劉主任對自己的工作也很關心。經過認真的考慮，我當即就同意和他結婚，劉主任非常高興地走了。當天晚上我就把行李搬到他的宿舍里，和劉主任住在了一起，算是結婚了。第二天，我們就寫了報告申請結婚，組織上隨即批準了我們的婚事。4月8日，他就動身去上海住院檢查治療，由地下黨員吳福海護送。在上海經過詳細檢查后，排除了癌癥，但仍需要治療一段時間。劉主任想，在上海養病，花費較大，而且部隊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既然不是癌癥，就不需要在上海治療了。于是他于4月下旬回到茅山，堅持帶病工作。1940年夏，我隨大軍渡江北上。1940年10月黃橋戰斗后，劉少奇抵達淮安蘇北指揮部，和陳毅商量成立蘇中區黨委，劉炎任蘇中區黨委書記，陳丕顯任副書記，統一領導蘇中地區的黨、政、軍工作。新四軍重建軍部后，我被調任新四軍第一師政治部機關指導員，后安排我到華中黨校第三期學習。此后，劉炎的病情日趨嚴重，陳毅鑒于當時蘇中根據地生活條件艱苦，戰斗又頻繁，不利于劉炎養病，決定送他再次到上海去治療。
當時恰好“七君子”之一的鄒韜奮先生，因患中耳癌，需赴上海治療，（當時鄒韜奮先生并不知道自己得的是癌癥，軍醫處醫生為安慰鄒韜奮先生，只說是嚴重的中耳炎），3月下旬，蘇中軍區司令員粟裕就派交通員和我護送鄒韜奮去上海，我則以鄒韜奮的學生身份陪他前去，并擔負掩護和護理工作，接到通知后，我欣喜萬分。我們坐車到南通，由南通乘輪船順利到達上海，潘漢年同志來接鄒韜奮先生，我懷著崇敬的心情，向鄒先生告別。
隨后我就到上海虹橋醫院看望劉炎同志，我的突然到來，使劉炎大為驚喜，夫妻異地重逢，十分欣慰。次日，劉炎出院。我們住在法租界，亞爾培路亞爾培坊一家私人的三層小樓內，和負責掩護我們的作家金人同住一層（還有一小保姆阿寶）。劉炎警惕性很高。因為我曾就讀于蘇州女子師范，他怕我在街上遇到故友，引起麻煩。他就和我商定，兩人不要同時出門，在馬路上分開走，一前一后，不并肩同行。每天早晨起床后，劉炎下樓到公園散步，我后出去。他到診所看病，都是步行去，因為像他這樣裝束的人，坐電車或公共汽車，容易引起懷疑；若雇小汽車，既花錢多又太顯眼，容易引起人注意。
1943年6月7日（農歷端午節）清晨，不知何故，金人一家三口全被捕，敵人尚未發現我們，劉炎當機立斷穿好衣服，像往常外出散步一樣走出家門，要我什么東西都不要帶，吃完早飯后就走。我們先后到地下黨員蔡云娥同志家，后知道金人的哥哥當天也被捕了。劉炎對蔡云娥說：“不好，不好，金人兄弟兩家同時被捕，情況嚴重，我們要迅速離開上海。”因為劉炎知道，他在上海看病用的錢，都是從蘇中匯給金人的哥哥，然后轉交給金人的，可能是由此引起敵人的注意而遭被捕。當晚商定由蔡云娥夫婦立即護送我們離開上海。第二天早晨，蔡云娥抱著未滿月的小孩，以回娘家為名，我們一行從上海西面的真如小站上車，先到蘇州裘晉岳先生家暫住，等待軍部派人來接。
6月中旬，潘漢年派來交通員把我們護送到新四軍軍部駐地—淮南黃花塘，繼續治療。后來，潘漢年告訴我，當我們走后不久，敵人就派便衣住在金人家守侯，保姆阿寶也軟禁在三樓上，不準出來，幸虧劉政委當機立斷，迅速離開，否則就走不出來了，真險啊！
1949年春南京，左起：劉曉星、劉建華、劉蘇淮、陳模
伉儷情深
1945年1月，我在軍部秘書處工作時，一天，突然感到腰痛、腿麻、乏力，幾天后，就坐不住，不能行走了。一個月后，從腰部以下完全癱瘓。一想到自己要拖累組織，不能革命，就覺得非常痛苦。請軍部衛生部長崔義田（新中國成立后任中央衛生部長）來看，因缺乏醫療條件，無法檢查和確診，認為可能是骨結核，要睡石膏床，沒有，就只能在木板中間挖個洞（以便大小便），腰下墊下沙袋，也不會翻身。生病期間，劉炎精心照顧我，行軍時他用擔架抬著我，決不讓我掉隊。作為領導，每次單位分的飯本來就很少，但每次劉炎還要再分出一些給我補充營養。那一年，我剛好25歲。劉炎送我《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一書，鼓勵我，安慰我，相信我一定會好起來的。我深受男主人公革命精神的感染，重拾生活的勇氣，決心向保爾·柯察金學習，做個身殘志堅的革命者，我開始在病床上，如饑似渴地學習。1946年6月，蔣介石悍然撕毀“雙十協定”，向我解放區發動全面進攻。為了集中兵力消滅蔣軍的有生力量，新四軍遵照中央軍委的命令，向北轉移。從蘇北到山東的途中，劉炎的病情開始惡化，他右腋下的腫瘤比拳頭還大，十分痛苦。盡管如此，病重中的劉炎仍很關心戰局，當前方的同志來看望他時，他還忍痛向他們詢問戰況。還對他們親切地說：“現在前方吃緊，你們工作很忙，轉告前方的同志，以后不要再來看望我了，你們多打幾個勝仗，就是對我最大的安慰，我比什么都高興。”
敵人大軍壓境，我軍浴血奮戰，在這種情況下，政治思想工作特別重要，前方有許多工作需要他去做，如今妻子也重病癱瘓在床，身邊剛剛兩歲的小女，還有寄養出去的女兒，這些都使他放心不下。一天，粟裕等司令部、政治部機關同志來看望劉炎，劉炎深知自己生命危在旦夕，就委托組織上交待了三件事：一是大女兒建華，出生后就寄養在老百姓家，希望將來解放后有條件，一定要幫助找到，兵荒馬亂的，擔心被人賣掉，淪落風塵；二是陳模生病癱瘓在床，希望一定設方醫治好她的病；三是陳模還很年輕，以后的路還長，我死后，希望組織上一定要幫她再找一個合適的人。粟裕等同志含淚答應他，請他放心。
1946年11月20日晚，劉炎讓其他同志把我抬到他身邊，慢慢地對我說：“我從參加革命那天起，就把生命交給了黨。我一生奔波，兩袖清風，沒有給你和孩子留下一點東西，你要像保爾·柯察金那樣，身殘志堅，頑強地和病魔作斗爭，跟著黨，堅持革命到底……”說著說著，閉上了眼睛，遺憾地告別了人世。我仍癱瘓在病床上，失去親人，使我悲痛萬分。
革命事業永不停歇
在離開劉炎的日子里，我的情緒一直很低落，病情也沒有得到好轉。1947年初春，陳毅司令和衛生部副部長宮乃泉同志來看我，決定送我到大連醫院治療，鼓勵我頑強與疾病斗爭下去，我激動得熱淚盈眶。膠濟路打通后，組織上派專人送我到大連，住進大連醫院的普通病房，入院半個多月沒有醫生來看望，在大連工作的共產黨員朱毅部長知道后，請示粟裕司令，粟司令批示“陳模住一等病房”。這就好了，醫生為我做了詳細的檢查和精心細致的治療，癱瘓了近兩年的我逐漸能夠坐起來，甚至可以站起來向前走路了。當我第一次從床邊走到窗前，看到窗外明媚的藍天，盛開的花朵時，高興得大聲喊“嗚啦”（俄語萬歲），是親愛的黨給了我第二次生命。不久，我出院，住進大連療養院，繼續休養。
1948年底，濟南解放后，粟裕司令趁江渭清同志到大連出差之便，委托他把我和寄養在我處的他的二兒子小寶帶回濟南。
1949年元旦后，我們到了濟南，我已有三年多沒見到粟司令了，一見面，眼淚直流，當時我就住在粟司令家。
1949年1月中旬，為了便于我繼續治病，粟司令安排我在濟南白求恩醫學院工作，還委托兼任白求恩學院院長的宮乃泉同志照顧我，以便邊工作，邊治療，以治療為主。這使我深深感到雖不幸失去親人，但仍有親人般的首長和同志們無微不至的關懷和照顧，這樣深厚的革命情誼，激勵著我繼續戰斗。
1949年春，我隨大軍渡江南下。南京解放了。我身體基本上恢復健康。組織上派我任南京市立師范黨支部書記兼教導主任，這時我滿腔熱情，像火一樣，全心全意忘我地投入到新的工作。
1951年10月，粟裕司令員找到我，說：“你一個人帶三個孩子，工作又忙，非常不容易，你還年輕，不如我給你介紹一個人，減輕你的工作、生活壓力。”我當時委婉地謝絕了他。后來他又到我家里做通了我母親的思想工作，母親也勸我。我經過慎重考慮，表示同意。經粟裕司令介紹，我和任華東軍區海軍司令部訓練處教育科長周樂亭同志見面，周樂亭是一位老紅軍，1936年入黨，為人厚道，他對我的情況也比較了解。我向他提出一個要求，那就是我和劉炎的三個子女不能改姓，仍要姓劉。周樂亭聽了說：“你放心，一切聽你的，何況三個孩子是劉政委烈士的子女，我一定像對待自己親生子女一樣對待他們。”隨后我們在南京成了家。
1952年2月，我調到上海華東海軍文工團任政治指導員，海政直工科科長，婦女訓練大隊隊長。1955年春轉業，任上海市政府人事處干部調配科科長。
1957年10月，調北京四中任黨支部書記。這時我丈夫周樂亭從蘇聯學習四年后回國，分配在海軍司令部工作，一家人又能生活在一起了。
在四中工作時，我認真執行毛主席的“教育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必須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教育方針，大膽進行教育改革，建立校辦工廠，在校內建設游泳池等等。當時任國防部部長的張愛萍贈送四中大卡車一輛，民運部長傅秋濤送四中36支步槍，以便民兵訓練使用。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四中在教育、勞動、體育、衛生、黨支部工作等方面，都取得了較好成績，多次受到上級的好評。
1958年，我在四中被選為北京市第三屆人大代表，每年國慶節時我都會坐在天安門觀禮臺看檢閱。1960年調北京市教育局任機關黨委副書記、兼黨委辦公室主任。1971年10月，調青島市任教育局副局長、顧問。1983年10月，按中央規定，離休。
（記錄整理者楊玉秀為江蘇鎮江茅山新四軍紀念館副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