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丕顯從1940年7月至1952年3月,有將近12年的時間，生活、戰斗、工作在江蘇。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他在江蘇經歷了9年革命戰爭的洗禮。從江蘇全境解放到新中國成立初期，他主持蘇南行政區工作，擔任中共蘇南區委書記、蘇南軍區政委，也有三年時間的經歷。這三年，陳丕顯不僅為江蘇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作出了重大的貢獻。而且，他在主政蘇南期間取得的突出成績和創造的經驗，提出的建議，得到了中央和毛澤東的高度重視，給予了充分的肯定、采納并向全國推廣，產生了具有全國性意義的影響。
陳丕顯，謝志誠夫婦
松江經驗示范全國
蘇南解放不久，就先后于1949年七八月間召開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或各界人士座談會。在蘇南各界人士座談會上，陳丕顯作了題為《為建設新蘇南、新中國而奮斗》的重要講話，向各界人民代表廣泛宣傳黨的方針、政策，介紹黨和政府所做的工作、面臨的困難以及今后的奮斗目標等等，并就各方面的問題，虛心聽取代表們的批評、建議，與他們一道共商建設蘇南的方針大計，從而把黨的決定變為各階層代表和廣大群眾的共同意志，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根據中央和華東局的指示精神，1949年9月，蘇南區黨委作出決定：各市、縣9月底以前召開一次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以后各市必須每月開一次代表會議，各縣每月或每兩個月開一次全縣的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在陳丕顯的不斷督促下，9月底至10月初，蘇南各地市、縣聞風而動，大張旗鼓地召開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其中，尤以松江縣各界人民代表會議開得最好。會議出席代表286人，包括了社會各個方面。會前，對代表的產生和會議議案、大會的報告、文件都作了充分的準備。會議期間，充分發揚了民主精神，不怕爭論，允許發表不同意見，每個代表都能暢所欲言。整個會議民主團結、聯系實際、富有成效。更值得高興的是，毛澤東還向全國推廣了松江縣召開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的做法，指示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社，發表文章介紹松江開會的經驗。10月13日，毛澤東致電各中央局負責人：“你們看了松江縣的經驗后，請即通令所屬一律仿照辦理。這是一件大事，如果一千幾百個縣都能開起大會來，并能開得好，那就會對于我黨聯系數萬萬人民的工作，對于使黨內外廣大干部獲得教育，都是極重要的。望仿照辦理，抓緊去做，并請你們選擇一個縣，親自出席，取得經驗，指導所屬。”
同一天，《解放日報》發表題為《從松江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得到什么經驗》的社論。新華社也發表了題為《學習松江的榜樣，普遍召集市縣人民代表會議》的社論。
毫無疑問，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蘇南行政區創造松江通過召開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來加強和推動政權建設，提高執政能力的經驗和做法，對于整個江蘇乃至全國新生人民政權建設的迅速加強和執政能力的明顯提高，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產生的影響是很深遠的。
開展經濟斗爭 穩定人民生活
蘇南全境解放后，在陳丕顯的領導下，時間不長，城市接收接管工作順利完成，剿匪肅特節節勝利，社會秩序逐步穩定，蘇南黨組織、蘇南軍區部隊和人民政府在軍事上、政治上已經取得偉大的勝利。可是在經濟方面，國民黨反動政府留下的爛攤子，仍是一片混亂，工農業生產萎縮，城鄉經濟蕭條，失業人員眾多，特別是物價瘋狂上漲，投機倒把橫行，人民群眾深受其苦。蘇南區黨委書記陳丕顯為之寢食不安。
蘇南解放初期，各地市場上一度出現了人民幣、金圓券和銀元三種貨幣同時使用的混亂局面。各地軍管會相繼發布命令，以人民幣為物價計算單位，按比例兌換金圓券，禁止金圓券流通使用。而黃金、銀元由于其實物價值，人民在國民黨統治時期飽嘗了通貨膨脹的苦頭，普遍存在著重物輕幣的心理，于是紛紛搶購黃金、銀元。當時上海剛解放，來蘇南搶購黃金、銀元的人很多，投機商乘機掀起銀元投機風，銀元市場黑市交易盛行，銀元、黃金掮客滿街跑，到處是一片“大頭換小頭”、“小頭換大頭”的叫嚷聲。眾多的銀元、黃金販子和銀樓、錢莊紛紛參與改制金條、金塊，并在加工工藝中大量摻雜使假，最嚴重的摻銅50%左右，促使金銀市場黑市交易、投機活動愈演愈烈。
區黨委的機關報蘇南日報社，每天都收到大量讀者來信，要求政府嚴辦投機奸商，取締銀元。廣大群眾反映，銀元波動，直接影響一般人民賴以為生的日常食品、用品的物價，老百姓深受其害。此外，在銀元價格波動的情況下，大多數商店也硬要顧客以人民幣換成銀元去購貨，使人民幣的威信大大降低。
能否迅速平抑物價、將不法奸商的氣焰打下去，關系到社會的穩定，關系到新生人民政權能否鞏固。身系大局安危的陳丕顯對此不敢有絲毫大意，為了更加穩妥地解決好這一重大問題，他花費大量精力，扎扎實實地做調研工作。同時，他還以虛懷若谷、不恥下問的精神與行署主任管文蔚一道去拜訪著名實業家、蘇南工商界的代表人物榮德生，征求他對穩定物價、治理經濟秩序的意見。
榮德生是馳名中外的民族資本家，他與哥哥榮宗敬創辦的榮氏企業集團，包括茂新、福新面粉公司和申新紡織公司等機構及其附屬企業，在舊中國的民族資本中，歷史悠久，規模宏大，影響廣泛，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抗戰期間，榮氏兄弟拒絕參加日偽機構，不與日方合作，擁護抗戰，堅持了民族立場。新中國成立前夕，當人民解放軍節節勝利，蔣介石反動統治土崩瓦解，全國即將解放的時刻，榮德生堅決不遷往臺灣，作出了正確的選擇。1949年春，他到上海，在許多大資本家紛紛去香港、臺灣和國外之際，他不為所動，并竭力勸阻別人說：“我非但絕不離滬，并絕不離鄉，希望大家也萬勿離國他往。”當他得悉一個兒子和一個女婿趁他不在無錫，要把申新三廠的兩萬紗錠拆到臺灣去的消息，立即趕去廠里，制止了這一行動。接著，他又派時任無錫區協助的錢鐘漢作為自己的代表，前往蘇北解放區，當面向陳丕顯、管文蔚表示對中國共產黨熱誠歡迎之意，并堅持留在無錫，等待解放。當解放軍尚未過江、國民黨黨政軍警紛紛撤離無錫之際，他積極協助維持社會秩序，又籌集大批糧食支援解放軍，為無錫和蘇南的順利接管作出了貢獻。
陳丕顯與蘇南行署主任管文蔚來到榮德生家，首先對榮德生堅持愛國主義立場，積極與共產黨合作的行為給予高度評價，然后，就當前穩定物價、治理經濟秩序的問題征求榮德生的意見。
榮德生一針見血地指出，關鍵是狠煞銀元投機之風，狠狠打擊銀元販子和投機奸商。在深入交談、相互探討中，陳丕顯、管文蔚和榮德生還形成了一個共識：打擊銀元投機、平抑物價，這不僅僅是蘇南一個地區的事，蘇南的市場，是與上海、南京、杭州乃至整個華東聯系在一起的，只有在中央的領導下，采取統一的行動，才能收到最好的成效。
此次拜訪之后，陳丕顯將所了解的蘇南財經方面的情況和想法建議，直接向華東局和黨中央作了匯報，受到中央高度重視。
反對銀元投機 著力平抑物價
經過細致周密的部署，在蘇南區黨委、蘇南行署的統一領導下，蘇南人民與投機奸商開展了一場反對銀元投機、平抑物價的斗爭。6月上旬，蘇南行署和各市軍管會相繼發出布告，明令禁止銀元在市場上流通，限令銀元販子自動登記，嚴禁一切投機居奇、任意抬價的非法行為。同時，動員廣大工人、學生等群眾團體進行聲勢浩大的示威游行，組織大批宣傳隊、調查檢舉隊，揭露投機商人，開展反對銀元投機的簽名活動等，發動反銀元投機的政治攻勢。各地政府還緊急采取措施，由建中貿易公司積極組織糧食收購調撥，對公教人員、住校學生、工人、干部等勞動人民以低于市價30%的價格，配售大米，平抑糧價；并恢復糧食、面粉、油餅、棉紗等級各類市場，加強市場管理，不準任意抬價。各地公安人員于6月9日至11日采取統一行動，查處了一批銀元販子和操縱銀元市場的奸商，關閉了多家地下錢莊。這樣，依靠人民群眾的輿論壓力，在加強金融管理、市場管理、拋售物資、采取行政措施取締銀元黑市交易、打擊投機奸商猖獗活動等多方面密切配合下，暫時平息了第一次物價上漲風，取得了“銀元大戰”的勝利。
時隔四個月，1949年10月中旬至11月25日，市場上又出現了第二次物價上漲風。這次物價風，歷時一個半月，是時間最長，波動最劇烈的全國性物價大漲。先是上海進口原料漲價，接著棉紗、棉布價格猛漲，糧食面粉等物價也跟蹤而上，一個半月中，蘇南地區物價上漲三到四倍。陳丕顯身兼區黨委財政經濟委員會書記，按照中央部署，統一領導全區的“取締投機、平抑物價”斗爭。他指示各地黨政領導采取措施，收縮通貨，抽緊市場銀根，取締地下錢莊，同時各地國營公司大力調集糧食，在大城市倉庫儲存起來。11月25日，蘇南和全國統一行動，大量拋售物資、壓低物價，同時加強市場行政管理和金融管理，打擊懲辦嚴重的非法投機分子，迅速制止了物價猛漲。26日起，各地物價回落到預定水平。此次平抑物價漲風，得到了人民群眾包括愿意從事合法經營商家的廣泛支持。與首次平抑物價斗爭相比，6月銀元之戰主要是用政治力量壓下去的，此次僅用經濟力量就穩住了局勢，給工商界廣大人士上了生動的一課。從此，蘇南社會主義的國營經濟取得了穩定市場的主動權。
占領糧食市場 打擊囤糧投機
樹欲靜而風不止。蘇南黨和政府雖然領導人民取得了上兩次打擊投機、平抑物價斗爭的勝利，但少數資本家商業活動中看漲的投機心理仍然很重，尤其是糧食業的一批資本家不甘心退出投機舞臺，認為春節“紅盤”必漲，這是慣例。因此，他們在春節前不惜高息借貸，囤積糧食，妄圖節后掀起“紅盤”漲風，以牟取暴利。
陳丕顯從各方面匯報得來的信息中，作出了清醒的判斷。為了蘇南人民過好解放后的第一個春節，他指示各級黨和政府一面召集糧食業代表進行教育，勸導他們遵守政策法令，協助政府疏通糧源，穩定糧價。一面發揮國營公司的主導作用，從四川、江西、安徽等地調集了數萬石大米，作好迎擊“紅盤“漲風的準備。
1950年2月6日，美蔣飛機對上海電廠瘋狂轟炸后，許多工廠停工，紗布大減產，投機商人乘機大肆搶購，工業品價格全面上漲，糧價隨之上漲。與此同時，錯誤估計形勢的糧商們不惜高利貸款“吃”進了國營公司及其“特約米店”拋售的93%以上的大米，妄圖把國營公司總裁“吃掉”，待開“紅盤”時抬高拋售。然而，國營公司供應量卻與日俱增，占領了糧食市場。2月份出售的糧食占市場成交量的90%以上，價格也越賣越低，牢牢地壓住了奸商的“紅盤”漲風。各地人民銀行密切配合，收縮貸款，組織貨幣回籠，推銷公債，稅款限期入庫。從而減少了市場流通貨幣，削弱了投機商的活動能量，迫使他們紛紛脫貨求現償還貸款，致使投機奸商大吃苦頭，許多糧行就此倒閉。這樣，蘇南投機奸商掀起“紅盤”漲風的企圖破滅，第三次打擊投機、平抑物價的斗爭勝利結束。
這場經濟戰線上的斗爭，雖然沒有炮火硝煙，但同樣是一場你死我活、驚心動魄的搏斗。許多當年參加過這場斗爭的老同志，談起親自領導蘇南這場經濟戰線上斗爭的陳丕顯，更是對他高度的政策水平、堅決果斷的工作作風贊不絕口。
這三次斗爭的勝利，對穩定蘇南社會經濟，安定人民生活，起了積極的作用，為迅速恢復、發展壯大國營經濟，形成了國營經濟領導下的合作經濟、資本主義經濟和個體經濟并存的新經濟結構。這場斗爭，蘇南黨和政府初步積累了領導經濟工作的經驗教訓，逐步掌握了發展生產的經濟規律，為以后有計劃地開展經濟建設打下了基礎。
時光荏苒，歲月如歌。陳丕顯在蘇南的三年，時間雖短，但確是很不平凡的。主政蘇南之時，陳丕顯才33歲，但他所展現出的杰出工作才能，無疑引起了中央和毛澤東的注意，不久便調他到上海協助陳毅從事更重要的工作。
陳丕顯離開江蘇以后，還始終對江蘇充滿深情。在他百年誕辰之際，在他戰斗、生活過的地方，無數的人們深情地緬懷他，永遠不會忘記他的崇高風范和為江蘇人民所建立的不朽業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