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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新四軍機要工作生涯
作者:夏昭 責任編輯: 來源:《鐵軍》2016年第5期 日期:2017-01-06 瀏覽次數:7839
夏昭近影
我出生在安徽舒城縣的一個山村,小的時候家境貧寒,在我三歲的時候,父親就把我寄養在外祖父家,兩年后家中經濟更是捉襟見肘,父親便帶著全家七口投奔了外祖父。外祖父名叫陳茂槐(又名陳蔭三),在我們當地是個著名的老中醫,在溝二口鎮上開了一家藥鋪。也許是外祖父很疼愛他的獨生女兒,對于我一家的到來沒說二話,就收留了我們。我們全家在外祖父那里一直住了六七年,在這期間我和哥哥還被外祖父送到溝二口小學讀書。1935年,我們離開外祖父家回到了鄉下,在鄉下我和哥哥是邊上私塾邊勞動。
窮人的孩子早當家
窮人的孩子早當家,我十二三歲時,就幫著母親為家里做事,每天家人所吃的米,都是我去舂的,家里那兩個舂米的錘子,一個17斤半,一個18斤半,舂一窩米,要打800錘到1000錘。家里吃的水,也是我去井里挑回來,每天還要上山打柴,這也鍛煉了我吃苦耐勞的性格。
堂兄夏冰流早在1929年就和共產黨人有交往,1939年他去合肥參加了共產黨,借國共合作的機會,在安徽省動員委員會合肥工作團當團長,積極引導發展進步青年加入共產黨。在他的安排下,我哥哥夏緝樹(后改名肖流)和家鄉一批青年參加了新四軍。由于國民黨鬧摩擦,夏冰流離開工作團到了新四軍,在新四軍七師財經委員會當科長。1941年6月,他寫了一封信,托地下黨員熊先野帶給我,讓我去參加新四軍,并告訴我已安排人帶我一起過去。
當時家鄉還在國民黨統治之下,大哥兩年前去參加新四軍后,鄉公所的人還來過我家查“共匪”。晚上我趕到十多里路外的東湯池,向跟我關系最好的三舅父告別,三舅父說:“現在你家就是你歲數大一點(那年我16歲),你走了,誰幫你母親做事???”我說:“這是一個機會,我無論如何也要去。”三舅父看我決心已定,不再說話。
離別母親投奔新四軍
第二天母親一大早就起來了,一面炒飯給我吃,一面不停地擦眼淚。當時我手上還長了個毒瘡,胳膊疼得抬不起來,用一根布帶吊著,雖然是出遠門,也沒有什么行李。天剛蒙蒙亮,我把毛巾夾在胳肢窩下,出了門都不敢回頭,怕看到與親人那種別離的場面。一口氣跑出去好遠好遠,回頭看到母親還站在家門口,看著我走的方向。
那時一起去新四軍的還有曾玉大姐(原名陳德玉),熊先野負責護送我們。他在東湯池區公所做地下工作,可以開到區公所的證明,他開的通行證上寫我們是兄妹三人,去廬江白石山走親戚。我們徒步走了一整天,才到達白石山地下交通站。我們在那里住了一晚,第二天夏冰流帶了一個班的戰士來接應,護送我們到嚴家橋新四軍七師師部駐地。
在分配工作的時候,他們簡單問了我幾個問題,讓我寫幾個字看看。我拿起毛筆,寫了自己的姓名、籍貫。他們看我年紀小,就讓我先去文工團工作,當時叫服務團。我的工作主要是寫標語、化裝演出活報劇,向群眾宣傳抗日的道理。我上臺演出的第一個角色是演一個日本軍官,由于年紀小、個子矮,腰間挎的日本軍刀拖在地上,引起全場哄笑。演出結束以后,七師政委曾希圣特地到后臺來看我,“小鬼長、小鬼短”地聊了好一陣子,給我很大的鼓勵。
干上了機要工作
我在七師文工團工作了一年,團長先是汪克之,后來是歐陽琮,再后面就是葉誠。組織上先后三次來調我,一次是調我去當衛生員,還有一次調我去當報務員,葉誠都不肯放,第三次是調我去當機要員,這回葉誠同意了,他對我說:“小夏,機要工作非常重要,這是經過嚴格審查,黨最信任的人才能去工作的地方,你去了一定要好好干?!?/span>
在1942年的6月,我從七師文工團調到七師機要科擔任機要員,主要工作是翻譯我們部隊之間相互聯絡的電文密碼和黨中央的信息。機要工作是連接黨中央、軍部和七師的紐帶。那個時候各個根據地之間都是被敵偽分割開的,很多聯系都是通過電臺,機要工作量很大。軍師首長對機要工作相當重視,說機要工作就是黨的生命,保守黨的機密是原則,無論如何都不允許出問題。每隔三五個月,我們就要更換一次密碼,曾希圣是密碼破譯專家,我們每次換密碼,他都要親自審查。
那時搞機要的人不能隨便與其他人接觸,防止泄密,機要室多半都是在師首長辦公室隔壁,有的時候住套間,首長住外間,機要室在里面,其他無關人員都不允許進機要室。我到機要科不久,第一次值班就出了岔子,那天曾希圣出去散步了,我一個人在機要室,政治部的金菊如進來找曾希圣,看他不在,就到里面跟我聊天,我以為政治部的領導都是大干部,有權利進機要室。曾希圣回來一看有人在機要室,非常光火,當時就把金菊如轟出去,還嚷嚷著要追查這是怎么回事。機要科的領導趕緊來解釋:“小夏剛來,今天是第一次值班,沒有經驗,有些規矩他還不知道。”隨后他們又反復給我強調,除了直接首長,其他任何人都不能進入機要室,這是革命斗爭的需要,必須保守機密,要我以后作為鐵的紀律來執行,一點都不能含糊。
我在機要科努力學習刻苦鉆研,認真完成上級所交給的任務,成為科里的優秀機要員,1942年9月我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簡單的入黨儀式卻讓我終身難忘。入黨儀式是在無為地區的嚴家橋嚴氏祠堂進行的,我填寫了入黨志愿書,在黨旗下宣誓,自愿加入共產黨,永不叛黨!就把入黨志愿書丟進爐灶燒掉了。我的入黨介紹人是科里秘書李群和機要員楊剛。
那時候密電碼都是由機要員裝在公文皮包里隨身帶著,走到哪里背到哪里。有一次鬼子搞突襲,凌晨時分打到七師的駐地,情況緊急,我背著電碼本,連大衣都沒來得及穿好,披著就跑出門,跟著部隊一起突圍。鬼子的機槍子彈從身邊嗖嗖地掠過,我緊緊抱住公文包,直到突出鬼子的包圍圈,才發現我的大衣被打穿了三個彈孔。
1943年3月,皖江軍區成立,七師師部兼皖江軍區領導機關,部隊改編為含和、沿江、皖南、巢湖四個支隊和一個獨立團。我也調到含和支隊機要股工作。
在含和支隊工作的時候,有一次我上廁所,把公文包解下來掛在旁邊,解完手后把公文包忘在廁所了。含和支隊參謀長張铚秀上廁所發現了公文包,他不吭聲先把公文包放起來,然后來機要室找我。看到我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到處東翻西找,就故意問我在找什么。我還支支吾吾地不敢說,他說:“你把密碼本給丟了吧?”然后教育了我半天,才把公文包還給我。這件事也讓我深刻體會到干機要工作無論何時何地,一點都不能麻痹大意,否則就有可能造成嚴重后果。
頻繁調動后回到七師
1943年7月粉碎了日偽軍的反掃蕩后,上級派我到華中局黨校學習,不久又進入二師的抗大八分校學習,主要學習延安整風文件。在延安整風期間,曾一度出現“搶救失足者運動”的錯誤,1943年7月,總學習委員會副主任、中共中央社會部部長康生在延安干部會上作了動員報告,掀起了所謂“搶救失足者運動”,大搞“逼、供、信”,造成了大批冤假錯案。我所在的抗大八分校也掀起了抓右傾和壞分子運動,學校開始了過篩子的整風調查,我在這次運動中也受到了沖擊。他們對我能寫一手好的毛筆字表示了極大懷疑。我因為家里窮,只上了小學,他們懷疑按我的年紀應該上中學了,而當時中學生就要參加三青團。他們懷疑我的出身和參軍的動機,采取“逼、供、信”的手段,強迫我承認是國民黨特務。他們不準我休息,不準吃喝,別人為了避嫌疑也都離我遠遠的。我發著高燒躺在床上,連口水都喝不上,自己爬到外面最后暈倒在廁所旁邊。是八分校后勤部馬排長發現了,把我抱回宿舍喂了我口水喝(后來這個馬排長在一次戰斗中犧牲了)。
中共中央及時糾正了這一錯誤。我們抗大八分校也對受到冤屈的人員進行賠禮道歉,在當時部隊非常困難的條件下,八分校擺了兩桌酒席,席間由二師政治部主任肖望東領導向我們這些受冤屈的同志道歉。
1944年7月我在抗大第八分校畢業的時候,學校特意對我們這些被冤屈的同志工作分配進行了調整,組織上派我到延安毛主席身邊擔任機要工作,負責翻譯中央和新四軍的往來電文密碼。由于在抗大八分?!氨啤⒐?、信”的陰影太大,我拒絕了這次分配。由于不服從分配,所以我沒有能回到原來的新四軍七師,而是分配到新四軍二師繼續擔任機要工作。二師師長羅炳輝,政委是譚震林。
主力北上后,淮南地區重新組建淮南新二師。1945年12月,淮南新二師又稱淮南軍區,周駿鳴任軍區司令,肖望東任區黨委書記兼政委。我和聶長江等人留在了新二師機要科,不久又到淮陰邊區政府機要科工作,后又調入華中局司令部機要科。1946年的8月,我回到山東野戰軍第七師改行擔任了宣教干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