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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鄧子恢同志的革命精神和崇高風范
作者:中國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研究會 責任編輯:趙雨希 來源:《鐵軍》2016年第8期 日期:2017-03-02 瀏覽次數:7845
今年8月17日是我們崇敬的新四軍老領導鄧子恢同志誕辰110周年紀念日。鄧子恢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我黨久經考驗的共產主義戰士,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閩西紅軍和蘇區、新四軍淮南和淮北抗日根據地的主要創建者和卓越領導者之一。我們懷著崇敬的心情,紀念他為黨、為國家和為人民軍隊作出的卓越貢獻,學習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風范,進一步凝聚實現偉大中國夢強軍夢的力量。
鄧子恢同志1896年8月17日生于福建省龍巖縣東肖鎮泉井村。他在福建省立第九中學讀書期間,參加了反帝愛國學生運動。1918年從日本東京留學回國后參加了五四運動。1926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在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參與組織江西崇義縣“五一”暴動,隨后回龍巖建立中共基層組織,開展農民運動和工人運動。1928年3月領導龍巖后田農民起義,組建閩西第一支游擊隊。1929年3月任中共閩西特委書記,組織農民武裝配合毛澤東、朱德率領的紅四軍入閩作戰,并參與領導創建閩西蘇區。六七月毛澤東身患惡性虐疾在閩西蘇家坡休養,鄧子恢悉心照料,使毛澤東漸漸恢復了健康,兩人結下“閩西情”。在中共閩西第一次代表大會上,鄧子恢被選為閩西特委書記。1930年3月起,任閩西蘇維埃政府主席,后兼閩西紅軍學校政治委員和紅十二軍政治委員。1931年11月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兼財政人民委員,主持建立中央蘇區的財政制度,制定發展蘇區經濟的各項政策和措施。參加了中央蘇區歷次反圍剿作戰。1934年10月中央紅軍主力長征后,他與張鼎丞、譚震林等一起,領導閩西地區軍民堅持了極其艱苦的三年游擊戰爭,為保存革命武裝力量作出了重要貢獻。
1937年全國抗日戰爭爆發后,鄧子恢代表閩西軍政委員會與閩西國民黨當局談判,達成國共合作共同抗日協議。1938年3月他與張鼎丞、譚震林率領新四軍第二支隊由閩西開赴皖南,任新四軍政治部副主任兼民運部長。1939年4月隨葉挺軍長到江北,5月兼任新四軍江北指揮部政治部主任,與張云逸、羅炳輝等率部,開辟皖東抗日根據地。1940年3月參與指揮半塔集保衛戰,創造了以少勝多、固守待援的成功范例。此后,在淮南津浦路兩側各縣建立起由中共領導的抗日民主政權,當選為津浦路東人民抗日聯防辦事處主任和參議會議長。
1941年1月皖南事變后,鄧子恢任新四軍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新四軍分會委員。在新四軍第四師豫皖蘇三個月反頑失利,部隊從津浦路西撤到路東,鄧子恢以中共中央華中局代表的身份被派到淮北和新四軍第四師,與師長彭雪楓一起,總結路西反頑斗爭失利的經驗教訓。會后鄧子恢任新四軍第四師政治委員,11月又任中共淮北區委員會書記兼淮北軍區政治委員。鄧子恢和彭雪楓一起,大力抓黨的建設,整頓擴大主力部隊和地方武裝,發動和領導農民進行減租減息斗爭,經過軍民一年多的共同努力,淮北地區建成了鞏固的抗日根據地。1942年冬參與指揮了淮北33天反掃蕩作戰,取得重大勝利。第二年春參與指揮淮北山子頭戰役,和陳毅等正確處理了捉放反共頑固派頭子韓德勤事件。1943年6月1日為貫徹中共中央指示精神,主持召開淮北高級干部會議,創造性地提出:“以戰爭為中心、生產為基礎”的方針,強調“我們這里的中心一環便是戰爭,一切服從于戰爭的利益,一切圍繞著戰爭,一切應適合于戰爭需要與戰爭環境”。“戰爭是靠人來進行的,是人力物力財力的總決賽……因此,生產運動就成為一切工作的基礎”。至年底,主力部隊擴軍4000余人,基干民兵發展到5.3萬余人,黨政軍民都投入了偉大的生產運動和整風學習運動,為爾后的大反攻創造了有利條件。1945年6月鄧子恢當選為中共第七屆中央委員會委員。
抗日戰爭勝利后,鄧子恢任中共中央華中分局書記兼華中軍區政治委員,領導華中解放區的建設和支前工作。1945年冬起,先后參與組織指揮高郵戰役、蘇中戰役、宿北戰役,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勝利。1947年1月轉入山東作戰,擔任中共中央華東局常委,為應對國民黨軍的大舉進攻,他與張云逸等在渤海地區組建中共華東后方工作委員會,成功地為涌入該地區的40余萬黨政軍人員提供衣食住行保障,被譽為解放戰爭的好后勤。1948年5月調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三書記兼中原軍區、中原野戰軍副政治委員,參與組織指揮了淮海戰役的支前工作。1949年3月被選為中原臨時人民政府主席,6月任中共中央華中局第三書記、第四野戰軍兼華中軍區第二政治委員等職,參與領導和指揮了解放中南地區的重大戰役。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鄧子恢歷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書記兼中南軍區第二政治委員,中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等職。1953年后歷任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國務院副總理,中共第八、第九屆中央委員會委員,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四屆全國政協副主席。長期負責領導農村工作,為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農業發展道路傾注了畢生精力。
1972年12月10日,鄧子恢同志因病在北京逝世。他把自己的一生獻給了黨、祖國和人民軍隊,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斗的一生,是為共產主義事業不懈奮斗的一生。他給我們留下了十分寶貴的精神財富,值得我們永遠學習和發揚光大。
學習鄧子恢同志堅定革命必勝信念,一心忠于黨、忠于祖國、忠于人民,終身為共產主義理想和人民事業不懈奮斗的高尚品格
鄧子恢從青少年起就積極追求愛國和進步思想,在大革命的風暴中加入中國共產黨;在“四·一二”大屠殺的殘酷環境中組織了一系列的農民武裝暴動,創建游擊隊和蘇區;在國民黨軍大舉圍剿的情況下,他堅持了極其艱苦的三年游擊戰爭;在日偽軍瘋狂掃蕩、清鄉,頑軍瘋狂制造摩擦的復雜情況下,他堅信毛澤東的持久戰思想必勝、游擊戰爭必勝;在國民黨軍挑起反共內戰、大舉進攻解放區的困難情況下,他堅信人民戰爭必勝、正義戰爭必勝;在受到不公正的批判時,他堅信黨的正確思想路線和組織路線必勝。在數十年血與火、生與死的革命斗爭中,他堅守信念,始終保持堅定的共產主義理想和信念,始終對黨赤膽忠心、矢志不渝,始終把黨和人民的事業放在第一位,始終保持共產黨人的政治本色,以高昂的革命豪情,創造性地執行黨中央和毛主席的命令指示,堅決完成黨交給的各項任務。
學習鄧子恢同志自覺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群眾觀點,堅決執行群眾路線,全心全意為人民大眾服務的崇高風范
鄧子恢把堅持群眾觀點、執行群眾路線提高到黨性原則高度來認識,經常教育干部要深入了解群眾、一切依靠群眾、生活群眾化、遇事多同群眾商量,牢固樹立全心全意為人民大眾服務的觀點,他本人就是這方面實踐的光輝典范。在制訂涉及群眾利益的政策時,他強調“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害相權取其輕”。他善于聯系群眾,善于用群眾語言說明黨的方針政策。淮北區黨委駐大王莊時,他和當地群眾打成一片,成為群眾心目中的知心人、貼心人。當他轉移到華中局駐地淮安以后,大王莊的群眾還常常老遠去看望。鄧子恢同志不愧為是人民的好公仆。
學習鄧子恢同志辦事情、做工作注重調查研究,一切從實際出發和求真務實的科學精神
早在在閩西土地革命中,鄧子恢就注重深入實際,調查研究,總結群眾經驗,得出“抽多補少,抽肥補瘦”的結論,與毛澤東在興國調查所得結論不謀而合,受到毛澤東的贊揚。抗戰期間,他代表華中局視察淮北和新四軍第四師工作,不帶框框,而是深入第一線,了解掌握第一手資料,明確提出反頑斗爭失利在于敵我力量過于懸殊、對敵力量估計不足、未能集中兵力打敵一點等教訓,鼓勵彭雪楓和四師指戰員放下包袱、挺起腰桿,盡快恢復元氣,去爭取新的更大勝利。在華中土改和山東支前工作中,他總是從調查研究入手,作為制訂方針政策的基礎,所以卓有成效。新中國成立后,他在指導三農工作中,多次受到毛澤東的表揚,稱贊“鄧老是有調查研究精神的”,批示“各省第一書記帶若干工作組,采取鄧子恢同志的辦法”,下鄉去做調查研究工作。
學習鄧子恢同志正確處理個人與黨的關系,正確處理黨性原則和遵守黨紀黨規的關系,經得起逆順環境的考驗
鄧子恢在幾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曾經多次受到不公正的無端批判,而他卻都能以大局為重,不計個人得失,體現了中華民族忍辱負重的傳統美德和共產黨人勇于擔當的優良作風。紅軍時期,他在中央財政部工作期間,在反右傾機會主義運動中遭到批判,由正職降為副職,他把財政工作的問題全部攬在自己身上,毫無上推下諉之意。在農業合作化運動中,他總是出于一個共產黨人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堅持在黨為黨、在黨言黨、在黨護黨,以巨大的政治勇氣,向黨中央直抒己見,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得到了實踐檢驗的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