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獄，在生死考驗中堅守
1941年8月，新四軍六師十八旅五十四團留守蘇南反掃蕩，迫于嚴峻的“囚籠式”清鄉，我和當地部分戰士奉命回家鄉隱蔽待命。后來，部隊一名通信員叛變，我在家被捕。在唐南街地主家大院（日軍憲兵駐地），共有幾十個被捕的新四軍戰友。
提審中，日軍憲兵見我個子小，多次對我打耳光、過肩摔，直摔得我鼻子出血、眼冒金星昏厥過去。我們被押解到支塘、蘇州“慕家花園”，再次經受日軍憲兵刑審后轉到蘇州第三監獄。在途中，我看到走不動的戰友被憲兵拖出去活埋，有的被裝進麻袋投入河中。在獄中，我見到五十四團二營教導員葉初曉等戰友。蘇州第三監獄又叫司前街監獄，建于1910年，1940年成為日偽關押抗日人員的地方。監獄環境十分惡劣，被關押人員只能吃到霉米、爛菜和豆渣，蚊子、臭蟲、虱子、跳蚤猖獗，獄友自發地用臭蟲、蚊子的血將抗日口號寫在墻上。黨組織（教導員葉初曉是成員）在獄中發起絕食斗爭，監獄長才被逼承諾要改善伙食。
1942年1月，我和葉初曉等200余人在憲兵押運下，到達中國戰區日本官兵總聯絡部拘禁所——南京第一監獄（老虎橋監獄）。1938年至1945年，這里收押了數千名中國抗日官兵。1942年10月，刑務所曾以治病為由選送戰俘100人至中山門中央醫院內支那防疫給水部——日軍南京榮字第1644細菌部隊，供他們進行慘無人道的人體試驗。
苦役，在艱難中抗爭
1942年3月，我被送到日本三菱鑄鐵公司蕪湖勞務大隊，地點在長江邊的弋磯山北面小巷口。當時，長江口岸成為日軍掠奪中國資源的中轉站，貨船與碼頭之間有一條十來米長的木跳板，日軍強迫“勞工”用簸箕將鐵礦砂挑到船上，從長江口出海運回日本國。
“勞務大隊”駐地是用竹木草編搭建的簡陋長條形住房。五六棟住房圍成一個菱形，外圍被鐵絲網包圍并拉上電網，一面對著長江，四周由日本憲兵看守。集中營有1000多個勞工，其中還有女勞工。我們被迫每天做十幾個小時苦役，吃的是發霉帶沙的稀飯，面臨勞累、饑餓、疾病，幾乎是九死一生。經常有病倒后的難友被拖出去就失蹤了。未滿18歲的我，雖然在刺刀和機槍下受盡折磨，但是我們沒有忘記反抗，乘憲兵不注意，我們經常在跳板上用力抖動籮筐，將籮筐里三分之一的礦沙撒到江中。
越獄，重返抗日戰場
1943年初，在丁寧同志（化名叫吳福海）組織下，我們三人（另一名是新四軍戰士楊志清）開始越獄行動。
丁寧被俘前在蕪湖一帶打游擊，熟悉周邊地形環境。3月的一天，我們三人在傍晚收工回集中營路上，利用風雨大霧的黃昏，悄悄與收工隊伍拉開距離，迅速跳入路邊蘆葦蕩雜草叢中，在水中浸泡到深夜后才離開集中營區域。我們翻山越嶺不知走了多少天，喝山溝的水解渴，摘野果充饑，向農戶乞討。半個多月后，我們終于在馬鞍山當涂縣大干圍找到游擊隊。
這是一個永遠銘刻在心的難忘時刻，更巧的是，我們還遇到丁寧紅軍時期的戰友——新四軍六師十六旅四十六團政委丁麟章（后在天目山戰役中犧牲）。他當時正在當涂縣檢查工作。歷經兩年生死磨難，回“家”的感受真是無法形容。第二天，丁政委派兵護送我們到十六旅旅部，旅部首長接見并招待了我們。丁寧被派往蘇南學習，我分配到新四軍十六旅四十八團特務連任副班長。在旅部，我見到了先前從集中營越獄的葉初曉教導員和旅部報務員王紅。
我是被關押在日軍蘇州、南京監獄和蕪湖集中營還健在的親歷者。集中營歷史，已經被埋沒了大半個世紀，至今沒有正規的檔案記載，希望有關部門能夠真實地記錄這段歷史，讓中華民族的后人永遠不要忘記那場悲壯慘烈的戰爭和日本法西斯暴行給中華民族和世界人民帶來的災難。 （溫健、溫琳荔執筆）
（原載于《戰爭年代》2016年第1期，本文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