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鳳娥
我今年91歲了，自1942年投身革命以來，已經74年了。2005年與2015年，我曾先后榮獲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70周年紀念章。每當我回眸抗日戰爭的崢嶸歲月，回憶起自己所經受的烽火硝煙的鍛煉與考驗，心里總是特別激動。我從當年蘇中四地委民運部的一名普通隊員成長為一名共產黨員、地級市中級人民法院的副院長，我由衷地感謝黨和人民對自己的關愛和培養，感謝當年的戰斗生活對自己的磨練。
瞞著父母投奔革命隊伍
1942年是抗日戰爭最艱苦、斗爭最殘酷的一年。當時，日軍“擴展清鄉”，從丁埝鎮向東到海邊，沿串場河100華里的北岸公路北邊，筑起了竹籬笆，三五華里就建一個碉堡，并有日偽軍駐扎，封鎖我蘇中抗日軍民同啟東、海門、南通、如皋南部的聯系，企圖把這一地區的地方武裝圍困起來消滅掉。1942年6月12日起，日偽軍4000人，采取駐扎式掃蕩，從四甲壩、掘港向海門、啟東清剿。新四軍第一師第三旅一部與地方武裝密切配合，堅持原地斗爭，大部跳出封鎖區。6月20日，蘇中區黨委、第一師師部和蘇中軍區聯合發出反清剿指示。6月25日，蘇中軍區各部向日偽發動反清剿攻勢，到7月中旬，殲敵2000余人，粉碎了此次日偽軍的軍事清剿。就在這次反清剿后的9月，17歲的我高小畢業了，就和我最要好的同學邵巖（后任南通婦聯主席）商定投身抗日，實現革命理想。為了防止父母阻攔，我們悄悄從家里跑出來，背著一個小包袱，去找南通縣三余區區委女書記朱漢章（朱漢章是梁靈光同志的夫人和戰友。梁靈光是福建永春人，黃橋決戰后，先后任蘇四區抗日游擊隊指揮部政治部主任、南通縣長兼警衛團團長，蘇中第四行政區專員公署專員等職）。由于朱漢章等曾到過我的家鄉南通縣東沙社鎮（今通州區），組織發動群眾進行抗日斗爭，我印象比較深刻。我和邵巖費了好大的勁，跑了好多路，終于找到了朱漢章。朱大姐熱情歡迎我們參加抗日，安排地下交通員陳敏同志（尚健在）連夜把我們送到以徐萬和為站長的十中隊郊區地下交通站住下來，等待分配工作。
四地委民運部最小的民運隊員
當時，有些領導主張把我們送到新四軍一師文工團當團員或到師部醫院去。蘇中四地委副書記兼第四軍分區政治部主任洪澤說，現在我們地區正在深入發動群眾搞減租減息斗爭，這兩個小鬼都是高小畢業生，有一定文化，就把她們分配到地委民運部吧，讓她們深入農村，搞民運工作，在斗爭中成長。就這樣，我們成為四地委民運部年齡最小的成員了。
當時，四地委民運部有100多人，主要負責人是姚力、胡洪。1918年出生的姚力是啟東縣人，他1938年參加抗日戰爭，1939年入黨，后來，歷任新四軍團政治處主任、政委，解放軍師政治部主任。新中國成立后，任杭州市副市長，國務院警衛處處長，周恩來總理辦公室綜合組組長，現離休在杭州。
搞民運工作，我們開始一無所知，也不知如何搞法。姚力、胡洪這些老同志，就手把手地教我們。到單高橋搞“二五減租”之前，他們就耐心地給我們講解有關黨的減租減息的方針政策，講如何接近群眾，如何訪貧問苦，如何宣傳群眾、發動群眾，如何組織群眾對地主進行說理斗爭。四分區的減租減息，是從1941年夏收開始的，各縣抗日民主政府相繼頒布了減租減息的有關法令，召集地主開會，要求他們合作；對頑固地主則組織農民進行說理斗爭。1941年秋收開始，在一些群眾基礎較好的地方，廢除舊租約，按佃耕田畝的實際面積及等級換訂新租約，使廣大佃農得到了實惠。1942年夏收期間，蘇中四分區認真貫徹中共中央《關于抗日根據地土地改革的決定》和《關于如何執行土地政策的指示》，以法定形式規定了土地租佃制度和業佃合法效益。到1942年下半年，蘇中四分區完成減租的田畝達69.9萬畝，使業佃雙方都比較滿意，極大地調動了廣大農民的生產和支前的積極性。
在農村參加“二五減租”工作的同時，我們民運工作隊還和當地黨政組織一起，宣傳、發動群眾，在有關區、鄉先后建立了農抗會、青抗會、婦救會、兒童團等群眾組織。在此期間，根據四地委的指示，為了保衛根據地、保衛減租減息的勝利成果，我們還積極協助地方組織民兵隊伍，以各區、鄉為重點，建立區武裝分隊和基干隊，使他們真正成為保衛家鄉、打擊日偽的“尖刀”。平時，我們組織民兵、兒童團站崗放哨。夏秋時節，組織民兵監視和打擊下鄉搶糧的日偽軍，保衛夏秋收。在敵人下鄉掃蕩、清鄉時，讓民兵帶領群眾堅壁清野，配合主力，打擊敵人。每到冬閑季節，組織民兵普遍開展“三冬”運動，即冬防、冬學、冬訓，使各區、鄉民兵提高了軍政素質，增強了戰斗力。1944年3月，新四軍一師在三師的策應下，發動了車橋戰役。在此期間，我們就發揮婦救會的作用，組織農村廣大婦女做軍鞋，送軍糧，支援前方戰士打勝仗。在二甲鎮、曹家鎮，我們還動員黨員、干部和民兵20多人參軍，出現了“妻子送郎上戰場，母親教兒打東洋”的動人情景。
當時，我們民運工作隊所處的環境、工作與生活條件十分艱苦。我們住在老百姓家里，與群眾打成一片，還經常幫助群眾干活，靠他們的掩護，堅持抗日斗爭。由于徐港的敵人據點離我們住的村子只有三華里，所以，我們晚上睡覺都不敢脫衣服，有時一晚上要轉移好幾個地方。冬天身上穿的只有一件薄棉襖和薄棉褲。伙食費都是發糧、草，趁著趕集折換成錢給房東；經常沒有菜吃，吃飯時只能沾點鹽吃，而且經常吃不飽。盡管這樣，我們沒有人叫苦，思想樂觀，信念堅定：只有趕走日軍，取得抗戰的勝利，我們的生活才會安定幸福。
分散到老鄉家“打埋伏”
1943年年初，在日軍掃蕩之前，四地委實行精兵簡政，我調任南通縣金沙區民運工作隊隊員，后任區農抗會秘書。為保存實力，我們青年同志奉上級之命，于三四月份分散到老鄉家里“打埋伏”，隱蔽起來。4月的一天上午，我與戰友陳潔芳正在圩西區忠義鄉八甲的季家林大爺家里學習，突然聽到窗外傳來喊聲：“日本鬼子來了！”原來，有十多個日軍正從西向東來了。我和陳潔芳立即推門出去，我向東跑，陳潔芳向北跑。日軍在后面不到半里地，鳴槍向我射擊，我就勢趴在麥田里。槍聲一停，我躍上田埂奔跑到東邊七甲的馬路上，日軍又向我開槍，子彈“嗖嗖”地從我身旁飛過，我又拼命向南跑。由于麥苗和蘆葦掩護，日軍看不到我的身影，就停止了射擊。當時，我腳上的布鞋都跑掉了，赤腳奔了兩華里。待日軍撤回東社據點后，我才回到原地，得知陳潔芳向北逃脫，北鄰一位青年婦女沒有逃脫日軍對她的污辱。這更加深了我們對日軍的無比仇恨。
在革命熔爐中鍛煉成長
抗日戰爭是一座偉大的革命熔爐。在火熱的抗日斗爭中，我得到了鍛煉與考驗，并在戰斗中成長。我曾先后擔任過南通縣第一任婦聯主任、中共南通地委婦委宣傳部長、江蘇省婦聯干部訓練班指導員、南通地區中級人民法院審判員、副院長。1954年至1955年到北京中央政法干部學校學習，后任中共啟東縣委政法部長、副縣長，中共海門縣委常委、縣長、政法委黨組書記、政協副主席，蘇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副院長等職。1983年6月光榮離休。
回眸當年的戰爭歲月，我非常懷念曾引導我走上革命道路的老領導朱漢章、洪澤、姚力、胡洪等同志以及犧牲的戰友，非常懷念并感謝人民群眾當年對我的關愛、照顧和支持。如今，我雖然已到了耄耋之年，但光榮的革命傳統依然要發揚光大，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我愿發出一名老黨員、老戰士全部的光和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