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民間抗日戰爭博物館，位于安德門大街48號。吳先斌，是這座博物館的館長，因其民間性質，人稱其為“草根館長”。這里，在南京城算得上偏僻，但前來參觀的人群卻一直不曾間斷。
“一個人”的博物館
南京民間抗日戰爭博物館是由吳先斌個人投資創辦的，從臨街酒樓旁邊的大門走進去，才看到后面刷成漆黑的墻壁上博物館的標牌。入口處墻上鐫刻著田漢的警句：“一個沒有危機感的民族是無望和無救的。”博物館在三樓，館藏文物2700多件，500多平米的陳列廳內展覽著“南京城的控訴”和“不愿做奴隸的人們”兩部分內容，使人們從獨特的民間視角來認知“南京大屠殺”這一歷史悲劇和南京城在抗戰中的文化精神。四樓作為資料室，整排整排地陳列著館長吳先斌從各地搜集來的關于抗日戰爭的書籍，吳先斌的辦公室也在這層樓上。
吳先斌
在南京，吳先斌和他的博物館，已經漸為人們所熟知。該館建于2006年12月，七年來，每周周二至周日，這里免費對外開放，迄今已接待各界人士七萬多人。七年來，他以他的展品和客觀視角，強化著民族記憶，為人們特別是青少年，增添了一處了解真實歷史的窗口和接受愛國主義教育的基地。
吳先斌是個熱心的講解者，只要人來，只要他在，他就自然而然擔任起“講解員”。眼前這個喜歡穿卡其色休閑服、戴紅星鴨舌帽的男人，這個看上去十分平凡的南京市民，干了一件不平凡的事：他自掏腰包建立并維持著這座民間抗日戰爭博物館，并長期致力于收集南京大屠殺史料，積極支持民間公益組織，堅持走訪和慰問抗戰老兵和南京大屠殺幸存者。除了為人熟知的館長身份，他還是南京東華裝飾材料廠的廠長。他是中國民主建國會南京企業委員會的委員，是南京市工商聯執行委員，是南京市青聯委員、雨花臺區政協委員、區工商聯副會長。他還曾獲江蘇省春蕾愛心獎、南京市新長征突擊手、南京市希望工程特別貢獻個人獎、南京市關心下一代優秀個人等榮譽稱號……
因為從小住在朝天宮附近，耳濡目染之下，吳先斌漸漸開始喜歡上收藏。“也談不上什么古董，就是喜歡買一些老南京的玩意兒。生活在這個城市這么多年，我希望能更深入地了解這個城市的過去。”買的東西多了，吳先斌在同樣喜歡收藏的朋友中也小有名氣。他在南京大學工作的時候，一位老師給他看了一段錄像帶，這段時長14分鐘的錄像帶記錄了南京大屠殺那段殘暴的歷史，打那時起，吳先斌更加相信南京大屠殺是客觀存在的。也就是接觸了錄像帶以后，他開始有意收藏與南京大屠殺以及抗戰有關的歷史資料。有一次，他手上的幾件抗日戰爭時期的資料讓研究抗戰歷史的南京師范大學張連紅教授都大感意外：“這樣的資料國內非常少見，有機會應當多收集一點。”從此，吳先斌一發而不可收，開始專門搜集抗戰方面的史料。
“很多人問我為什么籌建博物館，倒過來想這個問題，我為什么不能做這個事呢？這段歷史是我們民族的苦難史，現在還有人在誣蔑和歪曲它，我作為南京市普通市民有責任維護這段歷史，我們多年來一直搜集整理挖掘有關南京大屠殺和抗戰的史料，目的就是想教育我們的子孫后代。只有牢記歷史，才能夠教育我們的后代，不斷地通過研究歷史教訓致力于我們民族的強大。再加上我作為企業家比一般的民眾更有條件，所以我才更應該擔起這份責任。”
吳先斌館長（右一）陪鐵軍雜志社王清葆社長（右二）參觀博物館
弘揚抗戰精神
吳先斌為博物館已先后投入了500多萬元，每年維持博物館的運轉還需投入20多萬元，而收集文物的費用就更沒法計數了。為了節省資金，吳先斌自學了博物館學的陳列課程，觀摩了其他許多博物館，自己完成了這個博物館的設計、裝修、陳列。這個博物館裝修非常簡樸，但從陳展的各類文物、圖片、解說詞，觀者可清晰地看到戰前南京的美好風光、戰爭中中國人所蒙受的苦難、侵略者的瘋狂，以及抗戰結束后普天同慶的喜悅。
“我一共收集了300多張抗戰時期侵華日軍所用的作戰地圖，這些地圖都是進行歷史研究的最好資料。”吳先斌指著墻上的地圖對我們說，幾十張地圖陳列在展廳的各個部位，就像一個個醒目的腳印，正如吳先斌所言：“如果把這300多張地圖連在一起，就可以清晰地看出日軍侵華的整個路線，它們能讓今天的青少年居安思危，形象地懂得為什么說‘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吳先斌最中意的一張，是放在博物館展覽結尾處的那一幅1946年出版的“勝利第一版”中國地圖，因為“每個字都洋溢著勝利的激情”。
歷史沒有旁觀者，每一件藏品后面都是故事。吳先斌為我們講起1937年中國士兵張士元的煙盒。這個煙盒用水牛角做成，是用來裝煙絲的，還有開合自如的蓋子。這位戰士用小刀在盒上精心刻下“共赴國難”四個字，一個奔跑前進的抗戰士兵形象也鐫刻其上。他手持步槍，義無反顧、同赴國難的形象，令人不禁想象到當時的情景。
中國士兵張士元用水牛角自制的煙絲盒 館藏抗戰類圖書四萬余冊
“這一實物，真實記錄了被日軍侵略暴行所激起的中國人民高漲的抗戰激情。”吳先斌說，“我們特意模仿煙絲盒上鐫刻的人物和文字，制作了本館的館徽和圖章，每一個參觀者都可以用蓋一個章的方式，把它帶回家。”
吳先斌多次想找到張士元本人，也發動過媒體，可并沒有找到。“那只一看就能寫一手好毛筆字的多才多藝的手，最后拿了槍，后來他怎樣了？整個抗戰史，無數細節就是這么湮沒在時間長河里。但是他的名字留了下來。我看到資料，中國在抗日戰爭中直接陣亡的將士，傷重不治、失蹤的都不算，有170多萬；負傷的是180多萬。350萬人里，能留下名字的有幾個？”
館內幾千件藏品吳先斌如數家珍，這一件件寶貝卻也來之不易。“收藏的過程主要以我個人的力量為主，還有其他一些朋友的幫助，這些朋友有大學的老師，有海外的留學生，還有我在收藏界的同道。大家對于搜集日軍南京大屠殺的罪證和史料，也投入了很多的精力。”為了讓資金更多地用于收集史料，吳先斌十分節約，他省下火車的臥鋪費，千里迢迢坐硬座，甚至站著去外地“淘寶”，一站就是10多個小時，下車后馬不停蹄地趕往文物和舊貨市場。
博物館才是我的事業
近年來吳先斌帶著20多個青年志愿者，陸續走訪了一些幸存者、見證人和新四軍老戰士們。交談中吳先斌拿出一摞厚厚的冊子，里面印著他們拜訪過的新四軍老戰士的手模，見到這些飽經滄桑的老人，記錄老人們的口述歷史，吳先斌拿攝像機的手經常顫抖。老人敘述的那些不堪回首的歷史，給人們帶來的震撼是無法用語言形容的。這些珍貴的影像資料，也是博物館內最寶貴的文物之一。
博物館拜訪新四軍老戰士時留下的手模 館內場景
現在，這個民間博物館已成為雨花臺區、南京大學、三江學院等多個單位、院校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參觀過這里的孩子們的稚嫩感言已經寫滿了樓梯間的墻壁。民間博物館不似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那般凝重，常有學生集體組織前來參觀。但吳先斌卻不過分提倡孩子們的到來：“他們來我們是歡迎的，但是我主要鼓勵高中生和大學生來看，我們經常到高校宣傳，希望他們能來，但是我們沒有對小學宣傳，因為孩子和青少年的心理承受能力不一樣。”
有些人不理解吳先斌，覺得作為一個企業家不好好掙錢，去辦什么博物館，有點不務正業；也有人問他，生意之外辦館，是不是為了更長遠的經濟利益。吳先斌回答：“天天干活干得一頭灰，幸福指數哪里來呢？我覺得吧，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把職業和興趣結合在一起。現在企業那邊對我來說只是一個工作，博物館才是我的事業。”
藏品和史料數量的不斷增多，也給吳先斌帶來了不小的煩惱：因為人員的缺乏，博物館的管理和文物的開發越來越跟不上，這也是所有民間紀念館面臨的問題。吳先斌希望能借助《鐵軍》雜志這個平臺呼吁：希望更多專家、學者能參與到對歷史的維護與研究中來。他希望他的民間抗日戰爭博物館能最終成為一個社會公共平臺，館內的資源可以共享，“千萬不能讓博物館變成一個倉庫”！
“不拿關愛老兵當成自己人生的一場政治秀，這里我們沒有掌聲，我們沒有鮮花，我們只有感恩，只有深深的思考。”
這就是吳先斌和他的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