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指出：“誰使長征勝利的呢？是共產黨。沒有共產黨，這樣的長征是不可能設想的。”這就道明了“共產黨”是長征勝利的根本原因。為什么說“共產黨”是長征勝利的根本原因呢？筆者認為，長征歷史證實了是黨的組織機制（黨內各項制度有機結合所形成的規(guī)律性運行）和黨奉行的“實事求是”的基本思想路線從根本上保證了長征勝利。
黨的組織機制保證了黨在長征中不會分裂
長征正是中國共產黨面臨嚴重政治危機之時，為什么沒有分裂？原因如下：
長征前黨內已形成了重視入黨者的政治信念，防止幫派產生的信念機制。中國共產黨初建之時，就對入黨者嚴格把關，特別重視入黨者的政治信念。因此，保證了大多數(shù)黨員政治信念一致。長征時的黨中央政治局成員中，絕大多數(shù)有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能從黨和紅軍的利益出發(fā)思考問題，以致在中央沒有形成幫派的思想條件。由于大多數(shù)黨員信念一致，這就使張國燾這類信念缺失的人，在黨內沒有“市場”。
長征時黨內已經形成了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少數(shù)服從多數(shù)，全黨服從中央的紀律機制。長征中，從湘江之戰(zhàn)后的通道會議開始，直到遵義會議，以致后來黨中央的多次重要會議，對于重大問題，都是以投票表決，少數(shù)服從多數(shù)來達成決議的。長征中，中央紅軍內雖然有下級對中央提出過質疑和意見，但被否定后，能做到服從中央，保留意見，在行動上沒有任何反對的表示。這個紀律機制，也嚴重地約束了幫派思想嚴重的張國燾。雖然他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但他是中央總負責人張聞天的下級；雖然他是中革軍委副主席，但還是中革軍委主席朱德的下級；雖然他是紅軍總政委，有指揮紅軍作戰(zhàn)行動的最后決定權，但紅軍軍事戰(zhàn)略行動的決策權在政治局占有多數(shù)的張聞天、周恩來、毛澤東等集體成員的手中。張國燾之所以要另立“中央”，就是要利用“全黨服從中央”的紀律機制來反制合法的中央。這種倒行逆施的做法，反而使全黨更加看清了張國燾篡黨奪權的野心，最終使他陷入孤家寡人的地步，不得不在1936年6月6日宣布撤銷另立的“中央”。
長征前黨即確立了“黨指揮槍”的原則機制并在長征中兵權得以正確掌控。紅軍的組織系統(tǒng)是由軍隊編制系列和黨的組織系列從上到下雙重融合而成的，這是“黨指揮槍”的組織保證。然而，“黨指揮槍”的關鍵是兵權的掌控者。由于“全黨服從中央”，兵權在黨中央，黨的總書記（總負責人）的權位是舉足輕重的。張聞天曾提出過將總負責人的位置讓于張國燾，被毛澤東等否定。長征中，彭德懷等人開始都不明白毛澤東“寧可讓出總政委，不能讓出總書記”策略的奧秘，后來形勢的變化，彭德懷對毛澤東的遠見佩服不已：“如果當時讓掉總書記，他以總書記名義召集會議，成立以后的偽中央，就是合法的了。這是原則問題。”歷史證明，由于總書記之位沒有旁落于張國燾，最終保證了三大紅軍主力和堅持南方游擊戰(zhàn)爭的紅軍游擊隊后來齊聚于黨中央的旗幟下。毛澤東曾經明確指出：“我們不要爭個人兵權，但要爭黨的兵權，人民的兵權。”
長征時黨中央形成了民主漸進、水到渠成對主要負責人的更換機制。長征中，黨中央總負責人的更換是在民主討論爭辯，分清是非由來，基本產生共識，并且犯錯誤主要負責人有所認識的情況下逐步進行的。首先通過通道、黎平、猴場會議，將軍事指揮權從中央“三人團”回歸中央政治局；其次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中央主要的人事變動也僅是毛澤東擔任政治局常委；直到2月的扎西會議，才正式宣布張聞天接替博古出任中央總負責人；3月的茍壩會議，才由周恩來、毛澤東和王稼祥組成了新的中央“三人團”指揮紅軍軍事行動。這避免了黨內因黨中央高層劇烈變動可能產生的負面效應。
長征時黨內形成了以團結教育為主，組織措施為輔的挽救機制。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的行為，是中國共產黨至今最大的一次分裂行為。這個分裂行為最終沒有成功，這是黨中央能夠清醒認識矛盾性質，采取了團結、教育、挽救方針所致。首先黨中央在俄界會議作出了《關于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以明確的態(tài)度堅決反對；其次黨中央對張國燾還是采取了團結、教育、挽救的方針。表現(xiàn)在：不對張國燾做出組織處理（因其性質是路線斗爭，還不是叛變革命的性質）；對張國燾仍稱為同志（因他還不是脫黨性質的分裂行為）；規(guī)定文件只發(fā)給中央委員等（可以控制不良影響擴散）；劃清張國燾的錯誤與四方面軍廣大指戰(zhàn)員之間的根本界限等（紅四方面軍并沒成為張國燾的私家軍）。這使得紅四方面軍廣大指戰(zhàn)員最終又團結在黨中央周圍。
黨的組織機制保證了黨在長征中能自我糾正錯誤
無論中、外，近代史上，不犯錯誤的政黨是沒有的。政黨的生命力，主要表現(xiàn)在政黨能否自我糾正錯誤。黨在長征中為什么能自我糾正錯誤？這可以從以下幾點原因來闡釋：
長征前黨內就形成了不同思想路線博弈的斗爭機制。什么是思想路線斗爭？特指黨內由于思想上、政治上或工作上思路途徑不同而引起的斗爭，但各方動機和出發(fā)點是一致的。一個政黨無論有無外部因素幫助，只要黨內思想路線斗爭形成，就會產生互為監(jiān)督，互為影響和互為作用的功效。一旦正確路線占上風，就會產生糾錯效果。長征時，黨內思想路線斗爭雖十分激烈，由于“利益”是共同的，所以最終黨中央能統(tǒng)一到正確路線認識上來。
長征時黨內逐步形成了以辨明是非視為黨的生命的民主機制。長征時，黨內路線斗爭實際是黨內民主的體現(xiàn)，但不是僅以開會來呈現(xiàn)形式上是民主，而是在思考出發(fā)點一致的前提下，以爭論來辨明是非，爭論的目的，是弄清楚什么是正確或錯誤（這與幫派利益或個人意氣之爭有質的區(qū)別），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民主。長征中，最典型能說明黨內路線斗爭的目的是辨明是非，就是犯了路線錯誤的黨中央成員能主動認識錯誤。例如周恩來在遵義會議上作副報告，就主動檢討自己的錯誤；博古雖然一時對錯誤嚴重性認識不足，但在長征后期，逐步意識到錯誤，而能堅定地站在正確路線一邊。這說明長征時，黨就已經形成了以辨明是非為目的的真正的民主機制。
長征時黨內形成了吐故納新、推陳出新的核心領導機制。長征前，黨內主要負責人的更換機制就已經建立起來了。例如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都是更換前任“上臺”的。但是長征前黨中央的核心領導機制并沒有建立起來。毛澤東同志的威信，是在長征前后逐步建立起來的，并且由此逐步轉化為黨中央絕大多數(shù)成員所擁護的核心人物，這使黨中央絕大多數(shù)成員團結一致，使正確路線得到有效地貫徹執(zhí)行成為了可能。史實證明，正是黨內確立了毛澤東為黨中央的核心人物（即使毛澤東不是黨的總負責人），才使與黨中央對立的張國燾另立中央的分裂行為以失敗告終，使北上的正確路線最后得到全黨的認同，使黨在長征時期的政治危機得以化解。
長征時黨內形成了下情能夠上達、影響上層糾錯的貫通機制。共產國際代表羅易認為：“國民黨沒有嚴密的組織，它是由上而下組織起來的，所以這個黨的上層領導機構比較健全，比較嚴密。從國民黨中央越往下，組織越混亂，越是沒有一定的目標。下層群眾無法對上層人物施加影響，他們從來都只能間接地發(fā)揮作用。”共產黨與國民黨不同，從上而下都有嚴密的組織。長征時，黨的章程內容就有：“對黨的決議和政策如有不同意見，在堅決執(zhí)行的前提下，可以聲明保留，并且可以把自己的意見向黨的上級組織直至中央提出。”所以，中央紅軍中最基層黨支部的意見都可以轉達到上層。長征時，毛澤東同志回到中央領導崗位，很大程度上是下層黨員的普遍意見促成的。
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保證了長征的勝利
毛澤東指出：“實事求是中的‘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lián)系，即規(guī)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
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就是要一切從實際出發(fā)，研究、探尋潛藏于規(guī)律之中的方向、途徑、原則和方法。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就是要遵循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思維路徑去認識問題。這是人類思維的正確路徑。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大體包括三項內容：
研究探尋事物運動的歷史規(guī)律。長征時，黨中央大多數(shù)成員與張國燾最大分歧之一是紅軍行動的戰(zhàn)略方向，即紅軍主力是北上還是南下？以毛澤東等多數(shù)中央領導同志認為只有北上才是正確的。根據(jù)是什么？即中國歷史規(guī)律：戰(zhàn)國時，秦國是雄居關中后東出，最后統(tǒng)一中國的；楚漢相爭時，漢王劉邦是經“明修棧道，暗渡陳倉”，北上出川占關中后東出才奪取了天下；三國時，蜀國諸葛亮的戰(zhàn)略也是北上六出祁山圖謀出川占關中；唐朝李淵也是占關中后東出占中原；明朝李自成起義，還是最終占關中后東出攻陷北京……所以紅軍必須乘國民黨軍還未部署重兵阻住北上之路時出川，在陜甘建立根據(jù)地再圖謀東出。毛澤東是精通中國歷史的，北上是將歷史規(guī)律作為重要依據(jù)之一作出的戰(zhàn)略決策。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長征勝利，就是黨和紅軍能以實踐結果來辨明是非并加以糾錯的結果。例如，長征中湘江之戰(zhàn)使紅軍損失巨大，使大多數(shù)中央領導人認識到左傾軍事路線的錯誤，這才產生了毛澤東同志回到黨中央的領導崗位；由于紅四方面軍南下的失敗，其高層領導認識到南下是錯誤的（張國燾也是被動地不得不承認），繼而產生了紅軍三個方面軍在會寧會師……就長征時的境況，黨和紅軍大多數(shù)高級領導能認識到錯誤并加以糾錯，這是中國其他任何政黨所做不到的。“實事求是”也是一種美德，堅持真理標準也是道德水準的一個試金石。
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實踐結果出來之后，如何正確地認識結果，必須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即不僅要認識到事物的一般性，還要認識事物的特殊性。例如湘江之戰(zhàn)，紅軍戰(zhàn)役目的是渡過湘江，軍事顧問李德認為湘江渡過了，戰(zhàn)役目的達到了，因此湘江之戰(zhàn)就是勝利的。這僅是局部一般性的認識，特殊性認識要從全局來看。紅軍長征開始，一路上遭敵圍阻。湘江之戰(zhàn)后，紅軍被敵圍剿態(tài)勢還在延續(xù)。史實證明紅軍打破敵圍剿是在四渡赤水之后。從戰(zhàn)略上看，湘江之戰(zhàn)實質是仍未打破敵圍剿且損失巨大的一場敗仗。紅軍渡過了湘江，但紅軍指戰(zhàn)員對黨中央高層的指揮已喪失信心，中央高層也開始認識到左傾軍事路線的錯誤。
綜上所述，為什么長征之后，毛澤東同志非常重視黨的建設？為什么建黨95年至今沒有出現(xiàn)分裂？為什么黨能不斷地糾正錯誤？為什么黨奉行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始終不動搖？從長征歷史中可以窺視分析出來，這是黨的優(yōu)良傳統(tǒng)繼承和發(fā)展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