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蛇年，新四軍第三師女戰士胡百流已經98歲高齡，除了耳背和記憶力有些喪失外，其他生命體征尚好，正在向100歲進軍。
胡百流是一位淡泊寧靜、不計名利的老人，她沒有寫回憶錄，甚至在子女面前極少談及自己。在居住的小區，她是最年長者，以高壽聞名，卻極少有人知道她是新四軍女戰士，是烈士的遺孀。
她從事幼兒園和保育院工作，兒女們卻被送給了老鄉
胡百流，原名胡秀芳，1916年2月出生于江蘇省太倉城廂鎮，1936年在上海一所小學任教。在這期間，他認識了老家在江蘇省阜寧縣的丈夫李樸夫，兩人在上海相識成家，過著還算安穩的日子。
1937年8月3日，日本軍隊開進上海，胡百流和李樸夫參加了抗日救亡運動，從此生活變得動蕩不安。1937年11月12日，上海淪陷，胡百流和李樸夫沖破敵人的重重封鎖來到阜寧，繼續從事各種敵后抗日活動。
1941年1月初，皖南事變爆發后，中共中央及時作出重建新四軍軍部的決策。同年2月，抽調八路軍第五縱隊組成新四軍第三師，9月組成鹽阜軍區，胡百流和李樸夫雙雙成為光榮的新四軍戰士。
在鹽阜根據地，胡百流主要從事教育工作，曾經擔任阜東縣抗日烈屬幼兒園和鹽城軍分區保育院領導。為了收養和照顧在抗戰中犧牲的烈屬子女，為了解除參加解放戰爭將士和地下工作者的后顧之憂，胡百流帶領孩子們，多次沖破日偽軍、還鄉團的包圍圈，好幾次為保護兒童差點獻出自己的生命，用機智和勇敢譜寫了鹽阜根據地“馬背上搖籃”的動人旋律。
在這期間，胡百流先后生育了五個子女，除大女兒李功申參加兒童團、之后又在邊區造幣廠做活外，其余四個“小不點”都離不開爸爸媽媽的懷抱。此時的李樸夫已擔任鹽阜根據地縣區抗日武裝的領導工作，整天忙于對敵斗爭，根本顧不上自己的家庭。照常理，胡百流可以將幾個孩子帶到幼兒園和保育院。但是，為了把更多的精力和資源用于服務其他將士的孩子，為了把更多的安全和幸福送給烈士的子女，胡百流夫婦做出了驚人的決定，將自己的孩子全部寄養到了老鄉家。
這樣的決定，讓孩子們飽嘗了人間的苦楚、生活的艱辛。數十年之后，胡百流的二兒子胡民在博客里寫道：“……1948年9月我出生在蘇北，父母要隨軍南下，就把我用一條軍被、150斤地瓜干寄養在老鄉家。解放后老鄉把我送到父母身邊時，我病得氣息奄奄，兩歲了還不會走路，都說這孩子怕不行了。后來媽媽從我肚子里打出了那么多蛔蟲，硬是用美國奶粉把我給養過來了……”
1950年，胡百流和李樸夫在上海安家，七個孩子（兩個解放后生育的）全部聚到一起。
她長期擔任領導工作，兒女們卻苦苦地獨立打拼
解放后，胡百流先后在華東海軍情報處、華東軍區情報部、總參情報部任秘書和參謀。
1954年，新中國成立后開始第三次大裁軍。胡百流既考慮到支持地方建設的重要性，也考慮到丈夫李樸夫身體因素，就向組織上遞交了轉業報告，從此離開了心愛的部隊。但是兩年后，他的丈夫卻被無情的傷病奪去了年輕的生命，那一年，胡百流40歲。
轉業到地方后，胡百流先后任上海市長寧區委教育衛生部副科長、科長、副部長，天山街道黨委副書記，武夷街道黨委副書記、書記，長寧區人大常委。
在這期間，子女們陸續長大。在子女們入學、就業、成家等一系列問題上，胡百流顯得特別的開放和民主：由子女自己定，按規矩辦！子女們雖然從事的工作各不相同，但走的都是一條艱苦創業的路。
大女兒李功申，自幼聰慧過人，能歌善舞，是北京外貿學院招收的第一批學生，和謝覺哉的女兒謝定定是同學。李功申大學畢業時原本可以留在北京工作，可她自己要求去云貴川，還帶上了當時的戀人、后來的夫君一塊去了貧困地區。
三女兒李功佐，1944年出生三個月后，胡百流就把她送給當地農民胡寶臺撫養，靠挖野菜、拾柴火過日子，養成了倔強、不服輸的性格。1962年，李功佐高中畢業后考進上海師范學院中文系，“文革”時在學校里參與了“炮打張春橋”的事情，遭受了打擊報復，1968年10月被分配到廣西柳州鐵路局六甲鐵路小學當教師。按常規，上海師范學院畢業生至少應當分配在上海中學任教，學校這樣安排顯然是不公平的。
胡百流的二兒子胡民，1948年9月出生，在老鄉家生活了兩年后回到家中。在他的記憶中，母親成天就是忙于工作，大姐才是“母親”。1964年8月，胡民初中畢業考取了張家口解放軍技術工程學院。離開上海去軍校的那一天，胡民興奮不已，他盼望和母親一起分享快樂，可惜母親沒來送他。若干年后，胡民在博客里寫道：“……臨行宴會上，別人都是一家子一桌，而我就是自己一個人和招生組坐在一桌。母親是一如既往地忙于工作。走的那一天還是姐姐和鄰居送的我。到軍校后第一個寒假我也沒回家，我覺得回家沒意思，還是在軍校好玩點……”1987年3月，胡民轉業，回到上海，他在部隊干了24年，副團職務，行政19級，傷殘7級。胡民回到上海后碰到三個棘手問題：一是指標問題。他是從上海當兵的，回上海有指標，但妻子不是從上海參軍走的，所以拿不到回滬指標。二是工作問題。胡民轉業時已經40歲，沒有政策優勢、年齡優勢和專業技術優勢，找到合適的工作難度很大。三是住房問題。胡民單身回上海，住房只有自己解決，而上海的房子緊張是全國出名的。當時，胡民認為母親在上海有一定的人脈關系，能夠為自己解決難題，想不到母親到小女兒家中暫住，將房子讓給了胡民兄弟倆。
她老態龍鐘并開始喪失記憶，兒女們卻總是被叮嚀
1983年9月，胡百流離休了，開始享受幸福晚年。
她認為能夠有今天的幸福生活，能夠活這么大的年紀，主要是因為共產黨領導的祖國在不斷進步，她最常講的一句話就是：“共產黨對我好啊！同志們對我好啊！大家對我好啊！”
但是，她也深知社會有陰暗面、人生有坎坷，害怕孩子們看不透、想不通、受影響，所以始終不忘對子女的教育。
胡百流對子女的教育說得最多的一句話是：“錢賺得再多也是黨和國家的，是人民的。”
2007年5月的一天，在三女兒、女婿的陪同下，胡百流到太倉瀏河看女兒、女婿新買的別墅。看完房回來，女兒、女婿都想聽聽母親對房子的評價，期盼著獲得母親的夸贊。可是，胡百流避而不談房子，反而用拐杖重重地敲了敲水泥地面，大聲問道：“買房子的鈔票來路正不正呀？”
晚年胡百流
眼看著胡百流的年齡越來越大，近年來，子女們總是盡量在春節來母親身邊過年，就連家在美國的二女兒也不遠萬里趕回來。機會難得，胡百流及時給他們做了“老一套報告”，要求他們講廉政，從正道上掙錢。報告很短，話也不多，語氣平緩，但一字一頓，子女們聽得大氣不敢出。子女們知道，這是母親一輩子矢志不渝的信念。
對于孫子輩、重孫輩，胡百流也不忘抓住機會敲敲耳朵邊兒。一次，一個小輩用客戶送的禮券購買了食品孝敬她，胡百流堅決不收。從此，小輩們來看望胡百流，都首先告訴老人家禮物是自己掏腰包買的。胡百流聽后便笑逐顏開，在兒孫們面前故意會吃得很多很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