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左政”這個名字，純屬偶然。在2012年一次采訪新四軍女戰士梅福林老人時，梅老說自己只是一個文藝兵，建議我去拜訪安徽省離退休女干部聯誼會的會長、老大姐左政，說左政革命經歷十分豐富，很值得一寫。梅大姐還親自帶筆者造訪左政。
坐在手推車上的左政雙目已經失明，聽力也有嚴重障礙，歲月滄桑盡顯于老人布滿皺紋的面龐。采訪中老人突然表示：她要唱一支軍歌。隨即，老人放開歌喉，一邊歌唱一邊揮動著雙手，臉頰有了血色，神情也顯得飽滿起來。目睹眼前這一幕，我不覺為之動容，在腦海中，仿佛又看到了一位新四軍女戰士的颯爽英姿……
浙中名城金華，依山傍水，風景秀麗。1917年7月31日，左政誕生于金華石楠塘村，原名徐秉淵。左政的父親徐秀卿是晚清秀才，為人敦實，一生行醫，家境殷實。徐家是一個大家庭，左政兄弟姐妹9人，她排行最末。
左政7歲起就在家鄉小學開蒙讀書，14歲考入杭州省立女子初級中學。左政的青少年時期，正值民族危亡之秋，內有軍閥混戰，外有帝國主義步步緊逼，山河破碎。1931年爆發“九·一八”事變，日軍肆意吞并祖國東北神圣領土，杭州各校學生旋即舉行示威游行。左政和愛國學生一道，勇敢地走上街頭，抵制日貨、積極進行抗日宣傳、募集資金救助難民。1935年左政在上海大同大學附中讀高中，她積極參加“一二·九”運動，向當局請愿呼吁抗日。
1937年暑假，左政回到家鄉金華，適值“七·七”事變爆發，當地與上海的交通斷絕，左政只得在省立金華中學借讀。在此期間，左政參加了抗日救亡宣傳隊，愛國青年們走上街頭、深入村鎮，用演講、話劇、歌唱等形式進行宣傳，喚起民眾抗日激情。1938年，左政高中畢業，進入上海大同大學學習期間，深受同班同學、地下黨員張佩玉的影響，接受進步的革命思想，并參加了地下黨組織。
那時上海為淪陷區，斗爭環境十分險惡。中共地下黨組織給左政指派的任務是做學生工作，左政和同學們籌劃出版一份進步刊物。為取得刊物合法性，黨組織指派左政與學校交涉，最終得到同意后內容并沒有交校方審查。刊物出版后，學校當局感到震驚，連忙找左政談話，并給予警告處分。組織上認為左政已被敵人懷疑，決定讓左政趁暑假來臨之際，離開上海前往新四軍淮北根據地。
1942年秋，左政等100余名上海各大學的師生，帶著抗日救國、追尋光明的理想，分批通過敵人重重封鎖線和關卡，陸續抵達淮北抗日根據地。在撤離過程中，左政擔負了部分組織動員工作和交通聯絡工作。
進入根據地后，左政參與了江淮大學的籌建工作。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上海各類學校紛紛停辦，或被迫進行奴化教育，學生面臨失學、失業，愛國知識分子處于彷徨之中。中共中央華中局、江蘇省委根據黨中央關于大量吸收知識分子到根據地、進一步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指示精神，決定在在華中抗日民主根據地創辦一所綜合性大學——江淮大學，校址定在淮北根據地洪澤湖畔的仁和集。
1943年10月5日，江淮大學在仁和集舉行了隆重的開學典禮，陳毅、張云逸、彭雪楓、劉瑞龍等黨政軍領導同志親自參加。不久，江淮大學成立了學生黨支部，支部委員會由沈曾華、侯忠澍、左政等五位同志組成，左政任組織委員，支部的組織領導直屬華中局，具體工作委托抗日軍政大學第四分校黨組織領導，時任抗大四分校的政治部主任邱一涵同志直接負責。
邱一涵是原新四軍政治部主任、著名革命烈士袁國平同志的夫人，皖南事變前夕才離開皖南來到江北。邱一涵工作嚴謹負責，很善于做政治思想工作，她告訴左政等支部同志們說，江淮大學有許多知名教授，知識分子、青年學生多來自大城市，家庭條件不同，政治覺悟層次不同，因此，江大支部同志應根據不同對象，采取不同方法做好團結和思想工作。邱一涵耐心細致的指導，對左政幫助很大。作為組織委員，左政經常到邱一涵那里匯報工作情況。匯報完畢，熱情的邱一涵總會留左政住宿。左政離開上海后，與家人斷絕了聯系，有時難免想家。每次住宿，邱一涵與左政睡一張床，兩人無話不談，邱一涵像大姐一樣與她交流工作經驗，談學習，談長征，談延安……每次離開時，邱一涵總要送給左政一些自己省下的肥皂、布鞋之類的日常用品，親密無間的談話與關懷，使左政感到無比溫馨。
1944年春，由于八路軍、新四軍在敵后戰場連戰告捷，抗日民主根據地不斷發展擴大，急需補充大批軍政干部，江淮大學全體同學由軍部及地方黨委統一安排工作。淮北區黨委把江大同學組成許多工作組，分派往各地基層工作，沈曾華、左政各率一個分隊到兩個區，參加農村調查和減租減息運動。一年后，左政調回到淮北區黨委，到區黨委直屬機關黨總支任組織委員兼支部書記、政治指導員。時任區黨委書記鄧子恢、副書記劉瑞龍等領導同志，對黨支部的工作給予積極支持，支部組織生活中，首長和警衛員、一般工作人員編入同一個黨小組，積極開展政治學習、進行思想交流，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
1946年6月，國共和談破裂，蔣介石撕毀停戰協議，下令向解放區全面進攻。11月，淮北黨政機關隨主力部隊撤往運東地區，同時決定婦幼病殘人員北撤。此時的左政正值產后，隨機關行動不便，只得帶著孩子向山東撤離。行軍路上充滿危險，連綿的陰雨使道路泥濘難行，左政一班人曉行夜宿，艱難前行，夜晚在老鄉家的草堆、灶房借宿，稍有情況就立即動身夜行。到達膠東后，左政起初在臨時組建的華中干校工作，不久又繼續向東北撤離。
左政等一批人的撤離路線是從威海經海路前往大連。行程依舊伴隨著莫測兇險，左政等人所乘的海船，幾次被敵艦和風浪阻回。第三次渡海，竟在一個荒島邊擱淺，左政和同志們在島上一個殘破廢棄的舊監獄里住了多日，然后又返回山東。此時，威海已淪入敵手，北撤人員輾轉來到膠東里島附近隱蔽，黨組織再次聯系上一艘輪船，護送大家向東北突圍。航渡過程中，風急浪高，險象環生，最終抵達安東（今遼寧丹東）。
1947年冬，左政被黨組織派往安東軍區后勤部政治處任宣傳股長。在此期間，左政先是參加了政治部開展的“三查三整”運動，之后被派往一家兵工廠搞蹲點。左政所在的工作組對職工積極開展形勢政策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使職工不斷提高覺悟，生產效率迅速提高，工廠面貌煥然一新。
1948年春夏之際，隨著我軍進入戰略反攻階段，北撤的同志開始陸續返回。左政先到山東任職，幾個月后再次回到淮北，先后被分配至華中二地委、區黨委工作。此時，黨的工作中心已由農村轉向城市，左政參加了城市工作調研組，在淮南大通煤礦、田家庵電廠等處進行發動群眾、建立工會及黨團組織等項工作。
新中國成立后，左政曾在滁州、蕪湖、合肥等地工作，先后擔任市婦聯主任、工交部干部處長、省委組織部干部處長、省總工會黨組副書記兼副主席、省人大常委等職。1982年12月離職休養后，左政受聘擔任省女職工委員會名譽主席、省老干部聯誼會名譽主席、省新四軍歷史研究會顧問等。
長期以來，無論從事什么工作，左政總是認真負責，兢兢業業，對群眾滿懷熱忱，贏得了干部群眾的信任與尊重。
回顧崢嶸歲月，左政最懷念的依舊是江淮大學的時光，她忘不了邱一涵大姐的關懷，忘不了江淮大學的師生，更忘不了江淮大地上的革命群眾。1994年10月，輕風送爽，因受邀參加為張愛萍將軍題寫的“江淮大學舊址”紀念碑揭碑儀式，左政又一次來到洪澤湖畔的仁和集，幾十位當年的江大老校友匯合相聚，看著碧波蕩漾的湖水，望著熟悉而親切的一張張笑臉，大家齊聲高唱當年的新四軍歌曲《在洪澤湖上》，大家唱著、唱著，淚水濕潤了這些華發早生的老人們的眼眶。那一幕，是左政感到人生最為幸福的時刻。
2013年5月，左政走完了最后的人生旅程，享年96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