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不止兩萬五千里
地圖上標出的紅軍1934—1935年長征從江西走到陜北是二萬五千里，其實普通的紅軍戰士走的路比地圖標示的要多得多。他們常常一口氣走80到160里，忽上忽下，忽前忽后，走的完全不是直線。許多衛生員為了照料傷病員和垂危病人，三次甚至四次越過大雪山。對許多人來說，征途長達3萬至4萬里。
關于長征的一種統計的敘述，是頗為動人的。它指出，沿路上，幾乎平均每天與敵人有一次小接觸，先后有15次持續一整天的大戰。在路上的368天中，有235天耗在白日行軍中，18天耗在夜間行軍中。在停留的100天中，有許多是用在作戰上的，其中有56天是在四川西北部度過的。二萬五千里路的行程，只有44天的休息時間。每天的平均行程是70里。
紅軍一共過了18個大山嶺，有5個是終年積雪的，還渡過了24條河流。他們經過了12個省，占領了62個縣，除了打敗、避開、包圍派去攻打他們的國民黨中央政府的各種軍隊以外，還沖破了10個省的地方軍閥的圍攻。他們走入并且成功地通過了6個不同的少數民族區域，深入了數十年來中國軍隊從未到過的地方。
擁擠不堪的羊腸小道
被貶到紅五軍團當參謀長的劉伯承對長征初期的情形深有感觸，他說紅五軍團“自離開中央根據地起，長期成為掩護全軍的后衛，保護著騾馬、輜重，沿粵贛桂湘向西轉移。全軍8萬多人馬在山中羊腸小道上前進，擁擠不堪，常常是一夜只翻一個山坳，非常疲勞，而敵人走的是大道，速度很快，我們怎么也擺脫不掉追趕”。
1934年5月，曾憲輝在于都擔任黨支部書記，他把所有的時間都用來擴紅。由于廣昌戰斗傷亡慘重，部隊需要征集每一個可以參軍的人。當他登記了1000名入伍者后，他自己也參了軍。他參加的部隊是一個新編師，即第十五師，或者叫作第一軍團少年共產國際師，當時才18歲的肖華任政委。
少共國際師平均年齡為18歲，最大的也只有23歲。1934年10月16日下午6時，曾憲輝踏上征途。他身上背著約兩公斤大米的干糧袋、100發子彈、兩顆手榴彈、一支步槍和一套棉衣（當時天氣還很暖和，不必穿棉衣），一共加起來負重近30公斤。他跟隨部隊一直走到1935年10月19日長征至吳起鎮結束。
突圍的紅軍擺出了奇怪的陣形。兩個縱隊分別由一、三軍團打頭陣，組成一個矩形的方陣，方陣的中間行進著總部各縱隊和5000名挑著各種行李輜重的挑夫。行進在方陣中間的兩個縱隊，其一是軍委第一縱隊，由葉劍英指揮；其二是軍委第二縱隊，由羅邁（李維漢）率領。羅邁的副手是共產黨的保衛局長鄧發。長征開始前，每個單位都有一個代號。軍委第一縱隊的代號是“紅安”，第二縱隊叫“紅章”；一軍團叫“南昌”，三軍團叫“福州”。
紅軍第一縱隊的第三梯隊是一支后勤部隊。這支部隊的5000名男性扛著沉重的印刷機、制幣設備、郵票印刷機、制造槍支彈藥的工具等。第三梯隊的戰士大多是新兵或非軍人。搬運這些輜重的人有些入了伍，有些沒有。即使把印刷機和工具部件拆開，一個機器外殼或一臺鉆床也往往要由六個人來抬。然而，羊腸小道常常連兩個人都走不開。行軍又大多在晚上，一下起雨來，道路泥濘易滑。由于敵軍離得太近，又不能點燃火把，經常有運輸人員連人帶物從幾百米的懸崖峭壁摔下，物毀人亡。
王平回憶說：紅四師從于都出發時，沒有區分行軍路線，大家只朝一個方向走，沒有統一的指揮，常常是輜重和人員擠到一起搶道走。每遇到岔路口，洪超師長都早早站在那里，指揮紅四師的隊伍通過。
《楊得志回憶錄》記載：紅軍突破敵人第一道封鎖線后，來到湘、粵交界處的九峰山。九峰山從山腳到山頂，蒼黑如墨。有些地方，怪石凸出，像直立的巨人，巍然屹立著；有的則像傾斜的古樹，馬上要倒下來似的；也有些地方凹進去，形成了一眼望不到底的深澗。就在這怪石、幽洞之間，長滿了枝丫彎曲、雜亂無章的樹木。紅一團來到這里的時候，適逢瓢潑大雨。沒有照明設備，四周漆黑一團。雨點像傾瀉的大水，隨著狂暴的秋風扭成水鞭子，一股勁地向人們抽打著，使人抬不起腳，挪不動步，好像要淹沒在這個世界里似的。為了趕路，戰士們只得手拉著手，或者一手拉著綁腿帶子的一頭，一手抓著根木棍，相互偎依著艱難地向上攀登。
慢得像蝸牛爬
陳云著《隨軍西行見聞錄》是最早的紅軍長征記錄，這本書詳細描寫了他親歷的紅一方面軍在長征初期的艱苦歲月。我認為這是長征著作中最為真實、權威的記錄，不像以后的文本加上了許多主觀的東西。在陳云的描寫中，我們甚至可以嗅到濃郁的長征的原生態的氣息。這本書有許多不可再現的細節描寫，真實地還原歷史，在親歷者記錄的歷史前，后人的任何想象都會顯得蒼白。
紅軍長征時一天的生活：一般是清晨6時吹哨，但也常常5時或4時吹哨。起床后用15分鐘時間整理行裝，歸還借來搭床鋪的木板、門板和稻草。再用15分鐘洗臉、刷牙（遺憾的是，并非所有的戰士都刷牙）、吃早飯、領干糧、整隊。有時先頭部隊領完干糧，米桶就見底了，其他人什么也領不到了。如果是宣傳員，身上背著背包、挎包，腰里別著手槍，手上拎著一桶貼標語用的糨糊。衛生員呢，要背上藥箱，里面裝著凡士林、碘酒、石炭酸、阿司匹林、繃帶和脫脂棉等。每人負重約十一二公斤。早晨出發前告訴大家當天的路程。白天休息兩次：上午休息一次10分鐘，午飯時間20分鐘。沒有午睡。如果遇到敵機空襲，大家就都可以乘機休息一下。
由于長征中通信設備緊缺，無線電報只用于軍團之間，或與紅軍總指揮部之間的聯絡，軍團同下級單位聯絡或是用有線電話，或是用通信員人工傳遞。
據曾在紅一方面軍總司令部電臺工作過的岳連山回憶，“當時總司令部有三架電臺，一架是偵察敵人消息的，一架是與各邊區聯絡的，一架是調動部隊打仗的。”“當時條件非常艱苦，我們的工作就是走路和發報，電臺的密碼每天都要變，有時一天變兩次至四次。這些密碼都是由我們自己編。”根據在紅軍總司令部三局任政委的伍云甫記錄：“當時紅一方面軍軍團一級用‘K’的代號，‘1K’即紅一軍團。依此類推3K、5K、8K、9K；而A、D、R分別代表軍、師、團。如‘1D’即紅一師。”岳連山回憶：“電瓶、充電機、電臺不但有牲口馱著，還有專門的同志擔任運輸員做保護。”岳連山清楚地記得，為保衛電臺，前前后后犧牲了幾十位紅軍戰士。
肖鋒在1934年11月4日的日記中寫道：“想有個軍事地圖。沒地圖，總是東找找，西問問，常走錯路。這次軍事行動，缺少充分準備，是倉促轉移的，整天在崇山峻嶺中行軍，得不到很好的休息，戰士們十分疲勞，邊走邊睡，行動很慢，慢得像蝸牛爬。”肖鋒在日記中自問：“我們一軍團是前衛，打了土豪，還可供吃一時，中央縱隊及后衛軍團怎么辦？”
女紅軍李桂英生前接受我采訪時回憶，她被編入中央工作團，主動要求擔負起衛生隊擔架連指導員的重任。擔架連最重的工作是抬那臺愛克斯光機，1930年代的進口貨，又笨又重，七八百斤，需要八個人才能抬著走。
李桂英告訴我，遵義會議后的一天，毛澤東來到擔架連，他指著那臺愛克斯光機問：“那個像棺材一樣的東西是什么？”李桂英回答：“照肺子用的鏡子，寧都暴動時帶來的。”毛澤東朗聲笑了，他說：“帶這個干什么呀，怎么用呀，統統丟下，輕裝前進！”
凌晨3時半的生死命令
位于灌陽縣西北部的新圩，距湘江渡口七八十里，是桂軍到湘的必經之地。1934年11月28日，紅五師陣地剛剛部署完畢，桂軍七個團沿著江邊公路向五師陣地撲來。敵方憑借兵力和武器的絕對優勢，向五師陣地展開猛烈的攻擊。
李天佑回憶新圩阻擊戰，寫道：30日下午，我們已經整整抗擊了兩天，中央縱隊還在過江。師參謀長犧牲了，兩個團的團長、政委也已犧牲或負傷，營連指揮員也剩得不多了，負傷的戰士不斷被抬下來。大家抱著“只要有一個人，就不能讓敵人到新圩”這一鐵的意志，堅守陣地。傷亡的指揮員有人自動代理，帶傷堅持戰斗的同志越來越多。我們以拼死的戰斗，堅持著更險惡的戰斗，堅持著更險惡的局面。
羅元發回憶湘江之戰說，李天佑師長命令十四團和羅元發的十五團擔任掩護中央縱隊安全渡江的任務。這時傳來了軍團首長的電報：不惜一切代價，全力堅持三至四天。羅元發回憶，第一天戰斗，他們打垮了敵人多次進攻，陣前留下遍地尸體，他們團也傷亡130余人。部隊堅持到晚上，邊吃飯邊加強工事，準備第二天的戰斗。次日，部隊傷亡越來越大。這時李天佑師長打來電話說：“一定要堅守陣地，才能完成掩護中央縱隊和紅軍主力安全渡江。”
王平回憶：紅三軍團率五師和六師向灌陽方向攻擊，紅五師在新圩以兩個團阻擊敵人三個師，他們堅決執行中革軍委“不惜一切代價，全力堅持三天四夜”的命令，與敵人拼搏，與陣地共存亡。紅五師傷亡2000多人，師參謀長胡浚犧牲，紅十四團除政委謝振華外，其余團的干部都英勇犧牲。
1934年12月1日晨，湘江之戰進入關鍵階段，紅軍十二個師中只有四個師和軍委縱隊渡過了湘江，其余八個師還在湘江東岸，面臨被圍殲的危險。凌晨3時半，一封中央局、軍委、總政的指令在瑟瑟寒風中傳到了一、三軍團指揮員手中，指令說：“我們不為勝利者，即為戰敗者，勝負關全局，人人要奮起作戰的最高勇氣。不顧一切犧牲……向著火線上去。”湘江兩岸的山巒田原中，雙方投入廝殺的兵力合計近50萬人。敵我兵力之比是我一敵五。
“記得當時彭德懷連發數電報：不惜一切代價，掩護中央縱隊安全過江。”羅元發談到這次戰斗嘆道，“那一仗打得苦啊！”這時候，他們團三個營長已有兩個犧牲，全團傷亡達到200余人。羅元發和團長都負了傷，團長傷很重，已不能動彈。羅元發頭部負傷，疼痛難忍，但還能堅持指揮作戰。戰斗進行到第三天，部隊傷亡更大了。就在這一天戰斗中，師參謀長胡震也光榮犧牲了。全團干部戰士傷亡過半，約700余人。但他們仍堅守著陣地。“那時呀，真是打得沒辦法啦！營長負傷了，連長主動代理，連長傷亡，排長代理，陣地一直堅如磐石，屹立在敵人面前。”
下午4點多鐘，李天佑接到軍團電報，命令五師迅速過江。李天佑回憶，他把來電仔細看了兩遍，輕輕地吐了口氣，緊緊握著政委鐘赤兵的手：“中央縱隊總算安全渡江，我們的任務完成了！”羅元發說，他們堅持到1934年12月1日下午4時，師部傳達軍團部命令：阻擊任務完成，把防務移交其他兄弟部隊。他們把傷員安排好，才迅速過江，追趕主力部隊。
王平回憶，中央縱隊和主力過湘江后，紅五師才撤出戰斗，向西轉移。阻擊任務交給紅六師。紅六師十八團擔任掩護紅八軍團渡江的任務。三軍團從湘江上游靈渠分洪處過江。紅十八團與敵兩個師、一個團浴血奮戰幾晝夜，完成任務后全團指戰員大部壯烈犧牲。
雨夜飛奔瀘定橋
從會理到大渡河一半是上山，另一半是下山。兩點的直線距離大約是1000里，但是紅軍戰士要走的山路則將近1600里。這條路一大半是在懸崖峭壁上開出來的小道。紅軍收到的命令同以往一樣，要搶在國民黨軍前面占領渡口。紅軍分別于1935年5月14日和15日開始行動，錯開出發時間是因為道路太窄，同時通過的人不能太多。
1935年5月27日午夜以后，時任紅一軍團二師四團政委的楊成武接到命令，要他從安順場沿大渡河西岸北上約300里，奪取瀘定橋，必須在三天之內完成任務。他們走的是蜿蜒曲折的羊腸小道，大渡河在懸崖腳下奔流。沿河走了約20多里光景，他們遭到對岸敵人的射擊。這里河面很窄，于是楊成武決定爬山抄近路。他們走的根本不能算路，有時不得不停下來挖一個站腳的地方，才能站穩再邁一步。出發前的兩天里部隊已經跑了兩三百里路，所以還沒出發，他們就已疲憊不堪了。
紅四團為趕在敵人前面到達瀘定橋，連夜急行軍。夜里大雨滂沱，路面淌著雨水，滑倒的更多了，拐杖也不靈了，一不留神，能來個倒栽蔥，三步一摔，五步一跌，隊伍簡直是在滾爬中前進的。但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有人還不斷打瞌睡，走著走著就站住了，后面的人推他：“走呀，前面走遠了！”他才猛然驚醒，又加快步伐跟上去。為了防止跌到河里，紅軍不得不每人解下自己的綁帶，一條一條接起來，拉著前進。就這樣，經過整整一夜的急行軍，第二天早晨6點多鐘，紅四團到達了瀘定橋的西岸，占領了西岸全部沿岸陣地，按照軍委預定的時間趕到了目的地──瀘定橋，創造了一晝夜高速行軍240里的奇跡。
紅十一團在趕往瀘定橋時，抄了條近路。部隊沿著河邊走，經過一些小村莊，比別的部隊少翻越兩座山。正遇著大雨，泥漿陷到腳踝以上，兩腳被泥漿裹著像兩個大秤砣一樣，很是難走。河水轟響聽不見敵機的聲音，白天容易遭到敵機襲擊，晚上打著火把走比較安全。紅十一團晚間到達瀘定橋。紅軍以前沒有過鐵索橋的經驗，過橋的時候，怕把橋壓坍了，稀稀拉拉地走，人先過去，牲口最后過，其實過橋時人越少，橋身晃動得越厲害。王平在回憶錄中提到：“我在趕往瀘定橋途中，因為道路泥濘，就把鞋子脫了拴在牲口屁股上，過橋以后牲口過不來，光著腳走了30里路，牲口趕上來才把鞋子穿上。”
1935年6月3日，由紅一軍團主力和紅五軍團組成的右縱隊從胡莊街出發，翻越大相嶺向天全山方向進軍。這是中央紅軍長征途中最艱難的行軍路段之一。童小鵬說，翻越高40里的竹山，上山還好，下山就難極了。他在日記中寫道，“及下時則見遍山叢林，陰森森的連鳥聲也聽不到。路——簡直不能說是路——是在樹的空間中闖出的。故極小而難走，就是在樹根上跨過，高高低低，彎彎轉轉……總之，一片懸崖峭壁，荊棘蓬蘢，莫不經過。的確是有生以來最難走的路。”“因為這樣的路怪難走，故總是走不動，等得人實在不耐煩，未下及半山天已黑，不能再前進，于是不得不在途中風餐露宿了。適夜深時天下大雨，淋得同志們滿身濕透，蹲坐到天亮。可謂相當艱苦了。”
1935年6月11日，楊森、劉文輝部三個旅在鄧錫侯兩個旅的協助下，攻占蘆山。紅十一團和紅十二團撤出戰斗，經泡桐崗向夾金山前進。泡桐崗是原始森林區，樹高林密，需要砍樹開路前進，騾馬很難過去。紅三軍團的騾馬在此地基本上都丟掉了，軍團首長只有彭德懷、袁國平和劉志堅的馬帶過來了；紅十二團的騾馬全部丟光；紅十一團除了王平政委和鄧團長的，僅有一匹馱機關槍的馬跟過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