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波瀾壯闊的中國革命史上，陳毅元帥與人民領袖毛澤東相交、相知數十年，始終在毛澤東旗幟下戰斗，并多次得到毛澤東的贊揚。
敦請毛澤東出山，“陳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達到”
1929年6月22日，紅四軍第七次黨代表大會在福建龍巖一所中學內召開。由于在建軍方針、根據地建設問題上存在重大爭論，最后改選紅四軍前委，陳毅接替毛澤東當選前委書記。會后，毛澤東前往閩西特委所在地上杭縣皎洋作調查研究。
其實，奉行“調和主義”的陳毅自己也認為，大會通過的只是一個折中的決議案，就是已經寫到決議上的一切，都還有待于中共中央的指示和批準。所以，他在1929年9月1日寫給黨中央的報告中稱：“靜待中央派人去主持，所謂前委，只是一個‘過渡內閣’。”
8月間，前委決定陳毅去上海向中央匯報紅四軍情況，由朱德代理前委書記。8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專題聽取陳毅匯報。鑒于紅四軍的經驗和問題極為重要，政治局決定以李立三、周恩來、陳毅三人深入討論審議，提出決議上政治局討論。
多年以后，陳毅曾幾次對跟隨自己工作的同志說，到上海黨中央兩個月，等于上了兩個月的訓練班。
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九月來信”是在周恩來主持下，三人集體討論，委托陳毅執筆起草的。通過一個月的討論、思索、總結，陳毅確實感到了毛澤東在政治路線方面的堅定正確。于是，在“九月來信”中，他十分嚴肅地指出了紅四軍“七大”及前委擴大會處置的缺點及其危害——實際是對自己的解剖，并毫無抵觸地參與確定并親筆寫下了毛“仍為前委書記”，這就從路線的高度肯定了毛澤東的領導。
中央政治局于9月28日討論通過這份《中共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中，特在后面加上一段：“凡此各項，概指其大要，詳細解釋及具體辦法已向陳毅同志面談，當由其口達前委及全軍同志。”
1929年10月中旬，陳毅輾轉回到紅四軍中，即派專人把黨中央“九月來信”送去蛟洋給毛澤東，并兩次致信毛澤東，懇請他回前委工作。
11月26日，毛澤東從蛟洋到達紅軍占領的汀州，他向朱德、陳毅等前委委員表示誠懇地接受黨中央的批評（“九月來信”中對朱、毛個人的工作方式等也有批評），表示愿意遵照中央指示回前委工作。陳毅也誠懇地向毛澤東作了檢討，詳細介紹了上海之行，并轉達了李立三對毛澤東的問候。
陳毅這次上海之行，使他認識到毛澤東的雄才大略；他反復敦請毛澤東出山，并協助毛澤東召開中共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即著名的“古田會議”。
毛澤東在紅四軍“七大”上黯然去職，小部分原因是陳毅，但他復任紅四軍前委書記卻大部分歸功于陳毅。晚年，陳毅翻閱黨中央文件，看到毛澤東所寫“陳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達到”時，禁不住潸然淚下。
多受毛澤東教誨，陳毅“思想一通百通，無掛無礙，從此到處是坦途了”
1944年3月7日，遭到華中局代書記、新四軍代政委饒漱石政治打擊（所謂“黃花塘事件”）的陳毅，神情落寞地抵達延安。
陳毅到達延安，受到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的熱情歡迎。自1934年10月在中央根據地分別之后，他已經快10年沒有見到毛澤東了。見到毛澤東，他除要系統匯報華中抗戰形勢，還有滿腹委屈急需傾訴，那當然是“黃花塘事件”。
毛澤東卻給陳毅澆了冷水：“至于與小饒的問題，我看還是不要提，一句話也不要提。關于這件事，華中曾經有個電報發到中央來。這電報在，如果你要看，我可以給你看，但是我看還是暫時不要看為好。”
陳毅只好說：“那我就不看，華中的事也就不談。”
3月15日那天，毛澤東對陳毅說：“經過一個多禮拜的考慮，我以為你的基本態度是好的。你現在可以給華中發一個電報，向他們作一個自我批評。我也同時發一個電報去講一講，這個問題就打一個結，你看如何？”
陳毅誠懇地說：“這樣好，我照辦。”
于是，陳毅向饒漱石和華中局各負責同志發了個電報，內容以自我批評為主。毛澤東閱后，也起草了一份電稿，一同發往華中。毛澤東的電報，對饒漱石扣給陳毅的“大帽子”進行了表態：“……關于內戰時期在閩西區域的爭論（注：前述紅四軍“七大”上取代毛澤東擔任前委書記一事），屬于若干個別問題的性質，并非總路線的爭論，而且早已正確地解決了。關于抗戰時期皖南、蘇南的工作，陳毅同志是執行中央路線的，不能與項英同志一概而論。”
饒漱石收到電報后，第二天上午就以他個人的名義給毛澤東回電，基本態度是“頂”，不滿意毛澤東對陳毅的維護。饒漱石對毛澤東尚且如此，對陳毅的復電就可想而知了。
陳毅看到復電怒火中燒，提起筆來就給毛澤東寫了封信。毛澤東4月9日給陳毅回信，給予開導：“……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點，增益其所不能。照顧大局，只要不妨大的原則，多多原諒人家。忍耐最難，但作一個政治家，必須鍛煉忍耐。這點意見，請你考慮。”4月10日，毛澤東又找陳毅面談，耐心勸導：你現在在延安，又不能回去，橫直搞不清楚。將來你回去是可以解決的，主要是人家對你有誤會，你有什么辦法？越解釋，誤會越大。
5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楊家嶺召開六屆七中全會第一次會議，陳毅被選定為中共“七大”軍事報告的起草人。陳毅領受了這項任務之后，經常往返于住處楊家嶺和軍委總部所在地王家坪之間。陳毅與毛澤東的接觸越來越多了，在頻繁接觸中，陳毅收獲很大，思想上也產生了新的飛躍。
這年11月，八路軍第三五九旅進軍華南，毛澤東前去送行并發表講話，陳毅聽了啟發很大。12月1日，他在給毛澤東的一封信中說：“在幾年整風弄清路線原則之分歧后，作大度的自我批評，講團結對外，這足以教育一切人，主張印發全黨（指毛的講話記錄）。華中的團結亦只有走此道路。……近來與許多人談話，廣泛閱讀文件，似乎更感覺以前所見不免皮相，才知道處理許多問題，疏虞之處甚多。別人的批評反對，其中事出有因，查實無據者有之，而自己過與不及兩種毛病則所在多有……”
這可算是陳毅經過整風運動之后的一紙自我鑒定。毛澤東越看越高興，看完便回信，鼓勵與贊賞溢于言表：“陳毅同志：你的思想一通百通，無掛無礙，從此到處是坦途了。隨時準備堅持真理，又隨時準備修正錯誤，沒有什么行不通的。每一個根據地及他處，只要有幾十個領導骨干打通了這個關節，一切問題就可迎刃而解。整個黨在政治上現在是日漸成熟了，看各地電報就可以明了。”
國共兩黨博弈，毛澤東致信陳毅：“至于基本方針，如你所說那樣，除此再無二道”
1944年11月上旬，美國總統特使赫爾利少將訪問延安，與毛澤東達成了《中國國民政府、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協定》。眾所周知，蔣介石是頑固堅持共產黨及其他方面的代表“參加”國民政府的；而在《協定》里，赫爾利竟同意將國民政府、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改組為聯合政府和聯合軍事委員會，他是把“中共參加政府”和“成立聯合政府”混為一談了。周恩來估計，蔣介石必定會對《協定》提出修改。
果然不出周所料，當赫、周同蔣介石會見時，蔣拒絕在《協定》上簽字，而提出了一個《抗戰建國政策》即“對策”（對案）三條，其內容當然是舊調重彈。為便于黨中央多方面考慮，周恩來試擬了一個“復案”，并附《備忘錄》三條，報請黨中央審示。
毛澤東收到“復案”后，即批轉黨中央領導人及陳毅等有關負責人研究，提出具體意見。
陳毅看了“復案”，又一次查閱了此次毛、赫談判記錄，他認為中共的策略不外兩個：
第一個前途，是爭取蔣介石在美國參與的《協定》上簽字。但即使這樣做了，僅有共產黨的一兩個閣員也不能挽救西南大局，更無補于全民族抗戰全局。
第二個前途，是照蔣現在提出的“對策”辦。這個辦法只會更促進其腐爛，加速日軍的進攻。
陳毅從宏觀上把握國共關系大局，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如蔣介石簽字，反而于我不利；如蔣介石不簽字，我們就拖下去，反而于我有利。從蔣介石的階級立場分析，陳毅斷定他不會走第一條路，他現時要走的是第二條路。在這種情勢下，如果中共能夠“就湯下面”，定能掌握時局中心。
經過反復深入的思考，陳毅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他先從中國的歷史故事說起：明朝末年，滿清攝政王多爾袞致書南明大臣史可法，為滿清入主中原辯解：“本朝天下取之于闖獻（注：李闖王、張獻忠），非取之于明朝”。同時，他又替吊死在煤山的明崇禎帝發喪。這一著十分厲害，瓦解了當時的反滿陣線。滿清以200余萬人口、40萬軍隊征服了中原，其重要原因之一在此。聯系當前時局，他侃侃而談：我黨抗戰以來，亦是本著取之于敵寇的辦法，使國民黨“啞子吃黃連，有苦說不出”，這非常對。過去，蔣介石利用“剿共”去“就湯下面”，搞掉各省軍閥，也非常成功。因此，目前為照顧美國以及英國，照顧中間層，照顧國民黨大多數黨員及其軍隊，仍不宜吃急酒，拋開他們搞我們的“民族解放委員會”。“這樣拖下去，等待蔣幫的變化，等候德國坍臺后蘇聯的出征遠東，而我爭取一、二年的大發展，水到渠成，把我黨推上全國大舞臺，實有如水就下，沛然莫御之妙用。”
陳毅在十行箋上書寫，一連寫了13張，裝進用舊報紙糊制的信封里，立即派人送給毛澤東。毛澤東聚精會神地一連看了七頁，看到信上提出的目前需要的行動時，習慣地拿起毛筆，邊看邊圈點起來：“……因此目前要周、董回車”（圈）。“同時我不入閣”（圈）。“忍耐等待”（點），“直到他斷氣送終”（圈）。“最好能打通交通”（點），“送一批人去兩廣、湘、贛”（點），“則較之入閣其利十倍”（圈）。……毛澤東懸筆凝神，細讀著陳毅總結性的話：“以上我的意見：肯定蔣無望，蔣不愿自救，美救亦無望。我們照顧各方以逐漸去取得全國，吃急酒不好，拖好。我們以大力急求解決的姿態，達到拖死蔣，招美依我，而我取得全局的中心地位。”
毛澤東句斷了最后一個圈，再在信封下寫了一個“存”字，重重地在“存”字的左下角打了一個彎鉤以示重要，便交秘書處存檔。
很快，陳毅收到毛澤東的回信，盛贊陳毅深謀遠慮：“來示讀悉，啟示極多，十分感謝！今日已電渝（注：重慶）不交復案，周、董均回，拖一時期，再議下著。至于基本方針，如你所說那樣，除此再無二道。”
在國共兩黨博弈中，陳毅獻上戰略大計，毛澤東大為折服，國民黨未戰敗局已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