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4月，西花廳的海棠花含苞待放，我由中南海警衛局調到周恩來總理辦公室工作。在此期間，我親眼見到他工作超負荷，早起晚睡，不是開會，就是接見外賓，還時常到外省市搞調研。各項文件及報告，接二連三地由秘書送來。周總理竭盡全力為國家建設和人民幸福嘔心瀝血，但從不搞特殊化，凡是要求普通黨員和群眾做到的，他自己都先做到。
花工周師傅在庭院的墻根地角和廢水池內種了一些玉米、豆角。一天，我拿了一些豆角交給廚師桂煥云炒好。總理和鄧大姐吃了以后，便我問從哪兒買的，這么新鮮。我說是從周師傅那里摘來的。“給錢了嗎?”我說沒有。總理教育我后，又把衛士長成元功叫來批評道：“以后這種事不能再發生了，用公家的東西一定要付錢。”何謙和成元功商量后便通知大家，今后凡是用公家的東西，一律向他倆報告：從周師傅那里拿的菜，要按斤計算，一部分錢交公，一部分給周師傅作勞務費；以后總理請客，食材要按斤兩折算價錢，從總理工資里提出來交公。
三年困難時期，一天，成元功同志找我談話。他說，總理決定你的工資由他支付，為國家資金不足盡點微薄之力。我說總理和鄧大姐的工資收入，既要用作他們的生活開銷，又要補貼侄子侄女們的生活，有時還要解決身邊工作人員的臨時困難，再給我發工資，還能剩多少?他說這是總理的一貫作風，立黨為公。當時我是行政23級，每月工資是49元5角。自1959年1月份開始，我的工資都是總理支付的，一直到1961年我下放到軍工125廠為止。
總理在生活上艱苦樸素，內衣壞了補好再穿，辦公時帶著套袖，睡的是木板床，吃飯時飯粒掉在桌上撿起來再吃，有時菜剩下了，鄧大姐也留著下次再吃。聯想到黨的十八大以來反腐倡廉，揪出來的大“老虎”和拍打出來的“蒼蠅”，他們貪污受賄成千上萬甚至數億元。而敬愛的周總理嚴以律己，廉潔奉公，身后沒有留下任何財產，他和鄧大姐的工資和積蓄全部交了黨費，他們的骨灰撒在祖國江河大地上。周總理做到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是共產黨員的楷模，人民敬之!而那些“老虎”、“蒼蠅”，是人民的罪人，國家的蛀蟲，人民斥之!
我在周總理鄧大姐身邊工作期間，親身體會到他們對身邊工作人員既嚴格要求，又關心愛護。他們經常詢問我們的學習、工作、家庭等情況，給予表揚或批評教育。
1959年我回東北老家探親，總理問起農村情況，我如實匯報。我們村幾個小隊吃大鍋飯，有的人出工不出力，牛馬喂養得不經心，瘦得拉不動犁，糧食收成不好，農民有怨言。總理聽后心情很沉重，說：“你將這些問題向許明(秘書)說一下，她正在收集匯總。”而后我向許明做了匯報，她認真做了記錄。
為提高工作人員的文化水平，中南海辦起了夜校。我參加了文化課學習，又報了中央廣播電臺教授的俄語課。鄧大姐為鼓勵我學習，送給我一臺收音機和一個座式鬧鐘，收音機是周總理1956年訪問匈牙利時，匈牙利領導人送給他個人的禮品。
總理和鄧大姐對我的家事也十分關心。1957年我父親因病去世，鄧大姐派秘書張元來慰問，又從工資里拿出40元錢，讓張元轉交給我。我把這筆錢寄回老家，用作父親的安葬費和所欠藥費。1963年10月我結婚，這時我已離開西花廳，鄧大姐讓霍愛梅送來兩條香煙和一盒糖果，表示祝賀。漂亮的漆木盒上，用紅布條扎成蝴蝶結，可見鄧大姐的用心，我非常感動。喜糖雖已吃完，但木漆盒至今仍光亮照人；收音機雖已用舊了，但仍完整無損。見物如見人，這兩件文物我一直精心保存，給我留個念想，也給女兒和孫輩們作為勵志品，代代相傳。
(原載《豐碑》2016年第1期，本文有刪節，作者為周恩來衛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