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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4年10月，紅軍主力北上抗日。為了牽制國民黨軍，支援主力轉移，我們紅九團留在閩西南堅持游擊戰，同敵人展開了頑強的斗爭。斗爭愈來愈緊張，生活愈來愈艱苦，情況愈來愈嚴重。國民黨反動派糾集了三個師的兵力，在福建廣東交界的幾個縣境內日夜“圍剿”我們。1935年5月，在福建省平和縣車子橋附近，我們紅九團在同國民黨八十三師的一次戰斗中遇挫，除了戰斗中犧牲的戰友之外，還有21位同志受了傷。
　　部隊為了繼續執行任務，不得不把我們這些傷員交給地方特委，留下來打埋伏、養傷。在部隊出發前，團首長親切地慰問了我們（當時團長是吳勝，政委是謝育才），團長吳勝詳細地詢問了我們的傷情，又分給我們每人3塊銀元。團首長一再叮囑我們：“這些銀元留給你們，但不到萬不得已，不能動用。”當時我們都知道部隊的處境非常困難，銀元更是來之不易。在日后的南征北戰中，不管生活怎樣困難，我也沒有動用過這3塊銀元。在最艱苦的時候，我一摸這3塊銀元，就會感到黨的溫暖。
　　和戰友們揮手告別以后，我們將21個傷員編成兩個組。一組是輕傷員，由指導員吳施乾同志擔任領導；一組是重傷員，由我負責。我們組共有12個人，閩南特委的一個同志把我們帶到離關閉鎮30里一個不知名的村子里。村子不大，約有30來戶人家。這里山套山，山連山，山上密林層層，正是一個同敵人打游擊的好戰場。
　　正當我考慮如何帶著這12個人的小部隊進行新的斗爭時，特委的同志帶來了一位50歲開外的老大伯。老大伯個子矮小，面龐清瘦，穿著一件褪了色的藍布對襟衫，腰間扎了根布帶子，顯得很干凈利索。他臉上掛著一絲微笑，瞇著眼睛把我們每個人看了一遍。特委的同志介紹說：“這是村里的黨支部書記李大伯，今后你們的生活由他來照顧”。
　　李大伯對我們慈祥地笑著，什么也沒講。特委的同志緊緊地握著李大伯的手，說：“糧食我們留下了一些，你們先吃著吧，以后我們再派人送款來，這個‘司務長’又落到你的頭上了”。大伯收斂了笑容，鄭重地點著頭說：“請特委放心吧！我一定完成黨交給我的任務！”
　　部隊走了，特委的同志也走了，國民黨正規軍和地方武裝，三天兩頭到各村各鄉進行搜查“圍剿”。為了讓我們避開搜查，安全養傷，李大伯又把我們安排在離村子幾里遠的后山的密林里。密林里很少見到陽光，周圍又都是高山，一般很少有人到這里來，抬頭只見枝葉覆蓋，看不見青天，低頭只見樹干和灌木雜草。我們就在灌木叢中劈開了一塊平地，搭了木棚，鋪了樹葉，作為棲身之地。隱蔽在密林里的除了我們這些傷員，就是野獸、蛇蟲。雖然缺醫少藥，缺水少糧，但好歹算是我們的療養之家。 
　　部隊走的時候，曾經給我們留下了一個多月的糧食，盛在兩口大缸里。因我們要隨時應付白軍的“搜剿”，就把糧食全部交給李大伯藏好。每隔兩天，李大伯便背著一袋糧食，捎帶些腌菜、蘿卜上山來。有時，他還采來一些不知名的草藥。那時候，我們連治傷用的紗布和紅藥水都沒有，洗傷口僅僅用食鹽水，還把不能穿的破衣服撕成條來包扎傷口，根本沒有內服藥。我們看到大伯采來了草藥，高興極了。我們不懂草藥，大伯活像個走方郎中，告訴我們這味藥應煎湯喝，那味藥該往傷口上敷。在李大伯的關照下，很多同志的傷都好了起來。
　　漸漸地，我們和李大伯產生了深厚的情誼。每隔兩天，當西沉的太陽消失在對面山凹處的大盤松背后時，我們幾個傷好得較快的同志便到上山的路旁，等候李大伯。不一會兒，背著東西的李大伯出現了，他遠遠地看著我們，連連說：“啊，來遲了。”其實，他每次來得都很準時。這次，他照例背了三天吃的糧食，并且還有一些讓我們意想不到的生活必需品：一兩張爛報紙，一把剪刀，幾節電池，甚至還有幾塊糖。這些東西，總是引起我們的一陣歡笑。大家高興地奔跑著、搶奪著，而大伯則靜靜地坐在一旁，像慈母一般看著我們，臉上露出微笑。
　　關于李大伯，特委的同志只做過這樣的介紹：他是村黨支部書記，1930年閩南大暴動時，國民黨反動派把他看作眼中釘，派軍隊抓他，李大伯聽到風聲后跑了，等他回家后，妻子已被反動派殺害，只留下了一個九歲的孩子。大伯沒有掉淚，帶著孩子跟游擊隊上了山。后來，黨決定派他下山組織村里的群眾支援紅軍鬧革命。因此，大伯所在的村子和支部，一直是閩南紅三團的“老家”。
    在那殘酷的年月里，李大伯為了掩護我們養傷，忙著送糧、采藥、打聽敵情……不知經歷了多少風險，克服了多少困難，為我們耗費了多少心血。半個多月后，我們發現李大伯的臉頰消瘦了，步履也越發沉重起來，我們問他是怎么回事，他要么笑著不答，要么東拉西扯，被問急了，他便總是以這句話來搪塞：“年歲不饒人，到了年紀，身體就會不如以前的，你們到了我這把年紀，怕還不如我呢！” 
　　可是，臉上的笑容藏不住內心的憂愁，不管大伯怎樣掩飾，總逃不過我們這些年輕人敏銳的眼睛。以前，我們幾個傷好得較快的同志搶到半山腰要接他背來的東西時，他總是板著臉，假裝生氣地說：“怎么啦？嫌我年紀老，背不動啦？”可后來，有誰去搶他的東西背，他只略略推讓一會兒，就讓人接過去了。還有，他雖然還像往常一樣，送來東西后就微笑著坐一會兒，但我們發覺笑容背后，總隱藏著一絲不易察覺的憂慮。
　　終于，我們發現，以往李大伯送來的糧食全部都是一個成色的大米，但后來的糧食里卻有好幾種，有時還夾雜著山芋干、黃豆等雜糧。我們望著李大伯消瘦下去的臉頰，疲憊的神情，越發感到蹊蹺了。山下發生了什么情況？村子里有了什么變化？大家決定讓我下山去探個水落石出。
　　一天晚上，我摸著黑下山，向村里走去。李大伯的家我從沒去過，只聽說村后靠山根的那家就是，好在一共才10來戶人家，不一會兒，我便摸到了。門虛掩著，透出一絲光亮，我輕輕敲了一下門。
    “誰呀？”一個孩子的聲音。
    我推門進去，見一個10來歲的孩子，正端著飯碗坐在竹椅上吃飯，他瞪著兩只眼睛驚異地望著我這個不速之客。也許是看清了我的八角帽和綴在帽上的紅五角星，他立即放下碗，高興地叫了聲：“紅軍哥哥”，伸手把我拉進屋里。我知道這是李大伯的孩子，便撫摸著他的頭，問他：“你爸爸呢？”
    “他拿著……噢，他到東頭鄰居家去了。”
    我發現他言語吞吐，但沒再追問，對他說：“你快吃飯吧。”我的目光隨即轉到桌上的碗里，啊，孩子吃的竟是一碗稀薄的菜糊！
    “家里沒有糧食了？”我吃驚地問。
    孩子點點頭，一會兒他又急忙搖頭說：“不，不，糧食哪能沒有，爹說菜糊好吃。”孩子顯然是在笨拙地撒謊。也許他自己也意識到了，忙把話題岔開，問我山上的生活有趣沒有趣，有沒有捉到好玩的鳥雀，又抱怨他父親不讓他上山找紅軍哥哥玩。孩子嘟著嘴說：“他就怕我暴露秘密，其實山上的路我比爹還熟，那些白狗子才追不上我呢。”看著孩子這樣真摯、純樸，我心里十分感動。
    我望著這碗稀薄的菜糊，看著孩子掩飾的神色，頓覺一陣心酸。唉！我們在山上的生活雖然艱苦，但從未斷過糧，是李大伯把糧食背給了我們，而他們自己卻在吃菜糊，怪不得他的臉頰一天天消瘦下去。可他依舊一如既往地為我們治傷，為我們操勞，這怎么行，我必須立刻上山告訴大家，或許無米下鍋的不止是李大伯一家呢！紅軍戰士不能飽著肚子看著群眾挨餓。部隊留給我們的兩缸糧食，不是還沒有吃完嗎？我們一定要省下來救濟群眾。
　　我心里這樣想著，隨后走出門，剛要向村后拐，忽然聽見前面“吱呀”一聲，一間屋子的門開了，接著走出一個人來，回頭說：“嫂子，留著吧。”不是李大伯是誰？多么親切、熟悉的身影啊，我急忙跟上前去，正想跟他說話，卻見他又走進了另一家。只聽屋里有人說：“李大伯，都拿去，我自有辦法。”這聲音很堅決，接著我便聽到糧食灌進口袋的聲響。
    “夠了，夠了，兩碗已經夠了，留著點給孩子吃，他年紀還小。”我聽到了李大伯的聲音。對方似乎很生氣，急切地說：“大伯，你自己的孩子呢？今天一早我就看見他到山上挖野菜，你以為我不知道，好幾天你都把自己的……”沒等他說完，李大伯便笑著向他解釋：“誰說的？我今天還用米熬了點粥呢！聽大伯的話，這些你就留著，你放心好了，大伯不會餓死的！”停了一會兒，李大伯又壓低聲音說：“情況很緊急，特委一定轉移了，因此不能指望他們送款、送糧。我們村一定要挑起這副擔子，要做好長期準備，不能讓紅軍斷糧。白軍想用計口購糧的辦法來斷紅軍的糧，這是辦不到的！我考慮過了，埋在地里的兩缸糧食，我們現在絕不能動，要把它們留到最困難的時候。”   
　　怎么？這兩缸糧食埋在地下還沒有動過？我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那么這半個多月我們吃的糧食是哪里來的？正想著，我又聽到大伯的聲音：“不，不能動的！這是山上同志們的命根子，要留著糧食準備應付最嚴峻的情況，除非我們全村的草根全被挖盡，樹皮全被扒光，不然我們絕不能動用缸里一粒糧食！”   
　　原來是這樣！全村群眾是在特委沒有送款，又在國民黨反動派實行嚴密的糧食封鎖的情況下，完全用自己的口糧來養活我們的！想到這里，一股熱流涌上心頭，我終于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一下子推門進去，跑到李大伯跟前，叫了聲：“大伯，我們的好大伯！”之后便淚如泉涌，再也說不出話來了。大伯沒想到我會突然出現，他連忙用手撫摸著我的肩膀，為我擦拭著眼淚，顫聲說道：“孩子，別哭，紅軍和我們是一家人啊！”
　　隨著形勢的變化，國民黨反動派對山區的封鎖更嚴密了，封山、燒山、計口購糧以及圍剿也更加殘酷。群眾為支援紅軍而準備的糧食被搶光，同情革命的群眾慘遭迫害，部隊、地方特委也由于反動派的圍剿不能同我們聯系。在這最艱苦的日子里，我們硬是靠著人民群眾一把一把省下來的口糧，靠著李大伯千辛萬苦給我們留下的兩缸糧食，度過了6個多月的艱難時期，21個傷員終于逐一傷愈歸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