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的話
在與日本侵略者的浴血奮戰中，新四軍在華中創建了蘇中、淮南、蘇北、淮北、鄂豫邊、蘇南、皖江、浙東八塊抗日根據地，涉及到蘇、浙、皖、贛、鄂、豫、湘七個省，面積約25.3萬平方公里，人口約3420萬。
華中抗日根據地是新四軍的“家”，也是新四軍生存發展的基地。沒有根據地，就沒有新四軍的安身之所、生存之源、發展之本。
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培養鍛煉了眾多德才兼備的領導干部，大批各行各業的專家名人，為建立解放后的城鄉政權作出了重大貢獻。
抗日根據地在血與火的戰爭中所鍛煉培養的優良黨風、政風、民風，黨群關系、軍民關系、政民關系，都是我們今天構建和諧社會、實現中華騰飛的法寶。
抗日根據地歷史留給我們的財富是深厚的、無窮的。挖掘和利用這一豐富的寶藏，是我們的一項重要任務，一個重大課題。
《鐵軍》雜志創刊11年來，雖然對革命老區進行了諸多宣傳，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還遠遠不夠。新年伊始，由本刊記者采寫的《記者老區行》與讀者見面了。希望通過這個欄目，更好地反映老區的光榮傳統，老區人的精神風貌和老區發生的巨大變化。
漢口新四軍軍部舊址原貌
紀念館現貌
新四軍從這里出發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日軍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中共中央公布國共合作宣言，提出停止武力推翻國民黨政權，取消紅軍番號，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開赴抗日前線。
9月23日，蔣介石發表講話，表示要團結抗日。國共兩黨實現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10月12日，江西省政府主席轉發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的命令，將南方各游擊區的紅軍和游擊隊“統交新編第四軍軍長葉挺編遣調用”。
在南京八路軍辦事處的安排下，葉挺于10月23日離南京，經武漢，于11月3日抵達延安。葉挺在延安接受任務后，于11月9日離延安，12日到武漢，第二天即正式以新四軍軍長身份對《大公報》記者發表談話，譴責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罪行，祈盼全國人民團結一致，堅決抗戰到底。接著葉挺帶著中共中央關于新四軍改編的初步方案到南京，由葉劍英陪同于11月21日見蔣介石商談改編有關事宜。
11月下旬，葉挺由南京返回武漢。在日軍全面侵華戰爭打響以后，武漢日本僑民開始撤退。這時，整個日租界的日本僑民已全部撤走，房屋貼封上鎖，路上人煙稀少。在離八路軍武漢辦事處不遠處的大和街，葉挺選中臨近大正街（今蘆溝橋路）的一排三棟房子，作為新四軍的辦公用房。他帶著先期招募的沈其震等人，撕掉封條，撬開門鎖，破門而入。在那一排三棟房子的26號（紀念館現址）門前，掛起了“新四軍籌備處”的招牌。
1938年1月4日，項英率部分工作人員乘船離漢赴南昌。行前，
葉挺（中）與項英（右二）、張云逸（左二）、曾山（右一）、周子昆（左一）在漢口合影
12月23日，項英一行從西安乘火車到達漢口大智門車站，下榻八路軍武漢辦事處。當晚，他就到大和街26號同葉挺會見。兩人互相交流了各自的情況，對同國民黨談判新四軍組建方案統一了認識：先組建新四軍軍部，再集中整編紅軍和游擊隊；漢口軍部成立后，迅速遷往南昌；軍部的機構設置，按國民革命軍統一規定，但要擴大政治工作機構；軍部各機構及下屬組織的主要領導骨干配備等。
12月23日中午，葉挺設宴招待從延安調來的干部，歡迎大家調到新四軍工作，帶來了紅軍的優良傳統，充實了新四軍的領導力量。項英向大家介紹葉挺說，葉軍長是北伐名將，為新四軍的建立作出了努力，希望大家要尊重葉軍長的領導，在葉軍長領導下，加快部隊集中整編，早日開赴抗敵前線。
1937年12月25日下午3時，葉挺、項英和張云逸（原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書記、中共同國民黨談判代表、擬任新四軍參謀長）召集頭兩批從延安調來的干部和葉挺在武漢招募的干部在大和街26號開會。到會的有擬定的司令部參謀處長賴傳珠、軍需處長葉輔平、副處長宋裕和、軍醫處長沈其震、偵察科長李志高、通信科長胡立教，政治部的組織部長李子芳、民運部副部長余再勵、戰地服務團團長朱克靖等40多人。葉挺、項英分別報告了抗日戰爭形勢、上海和南京失陷的經過及原因，布置了當前的工作任務。這次會議是漢口新四軍軍部的第一次會議，標志著新四軍軍部在武漢正式成立。
一張地圖揭開歷史真相
盡管從上世紀80年代起，武漢就開始了新四軍在漢軍部的研究，但軍部舊址的查找一直沒有下落。
1997年，紀念新四軍組建60周年時，中央電視臺到武漢拍攝文獻紀錄片《鐵軍》。在拍攝紀錄片的同時，郵政部門還發行了武漢新四軍誕生地的首日封。首日封上印有新四軍誕生地：漢口勝利街332-352號的圖景，還配有江澤民同志的題詞：“北伐名將，抗日英雄，鐵骨錚錚，浩氣長存”。
但是在文物管理部門的眼里，僅有老同志的回憶資料，是不能肯定漢口勝利街332-352號是新四軍軍部舊址的。
漢口日本租界全圖（1930）
直到2001年10月底，武漢方志館資料室提供了一本武漢勘察設計院編、中國地圖出版社出版的《武漢歷史圖冊》，其中有一幅民國十九年（1930年）十一月漢口市政府工務局摹、漢口日租界居民制做的《漢口日本租界全圖》，讓這個問題“柳暗花明又一村”。
根據《漢口日本租界全圖》標明，在大和街路段的南側，中小路（今大連路）以東，大正街（今蘆溝橋路北段）以西，一排3組房子，也就是現在的勝利街332-352號，即當年的大和街26-44號，正是當年的漢口軍部！
同年12月14日，新華社發布消息《武漢找到新四軍誕生地》。2002年，新四軍軍部舊址被確立為“湖北省文物保護單位”。
舊址修復解決兩大難題
將漢口新四軍軍部舊址按1937年成立時的原樣進行修復，并以此為依托開辟紀念館，是人們心中共同的愿望。然而，這個愿望的實現不得不面臨兩大難題。在武漢市人民政府和新四軍研究人員的共同努力下，這些難題最終得以解決。
其一，原始資料和文物嚴重匱乏。為此，有關研究人員四處尋找。在紀念抗戰勝利60周年之際，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還聯手《楚天金報》尋找相關文物。遺憾的是，新四軍軍部在漢口時間很短，留下的資料很少，加上當年知情的老同志多已去世，查找工作難度很大。幾經聯系，得知南昌有一位叫湯光恢的老人，曾是葉挺的副官，在漢口軍部工作過。據湯老講述，當年他住在一樓，葉挺、項英住二樓；軍部掛了“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的木牌，是黃底黑字，很醒目……目前舊址復原的布局、陳設，基本上按湯老的回憶。政治部、參謀處、副官處、軍需處、軍醫處及葉挺、項英、郭沫若的房間等，得以一一復原。
其二，自從1938年10月武漢淪陷后，這里就成為了普通民宅，最多時甚至住進了幾十戶人家。到建國后，這些房子已幾易其主，后來成了中原電子通信學院的宿舍。房子里住過形形色色的居民，他們對房子的一次次改造和加固都增加了修復的難度。一些磚塊被印上、刻上了字，木頭門和樓梯等被刷了好幾層油漆。2006年，武漢市政府撥專款700多萬遷出其中居民，并開始按原貌修復。經過緊張的搶修，加固了大木構架，更新了一些建筑構件，就連油漆也按照最里面那層顏色進行修復。
2006年12月25日，適值漢口軍部成立69周年之際，漢口新四軍軍部舊址紀念館正式對外開放。
舊貌換新顏 再現當日風采
走進新四軍軍部舊址紀念館內部，吱呀作響的樓梯、鮮紅的地毯和麻質的壁紙都給人以淡雅節制之感。
一樓復原的主要有會議室、政治部、副官處、參謀處、軍需處和軍醫處等。政治部作為新四軍的政治工作機關，負責管理全軍的黨的工作和政治工作；副官處主要負責軍部機關的行政管理和生活保障；參謀處負責制定新四軍軍部機關編制、部隊集中組編和作戰的方案；軍需處負責部隊糧秣、被服、裝備的籌辦供應；軍醫處負責部隊的醫療保障和醫務人員的培訓。
二樓復原的是新四軍將領們的辦公室兼臥室。當年在這里工作和生活的新四軍將領有葉挺、項英、張云逸、周子昆、曾山等，還有從日本回國參加抗戰的郭沫若。將領們臥室內的陳設都極其簡樸，一張書桌、一張床、一個書柜，僅此而已。書桌上的那盞燈、那方墨陪著他們廢寢忘食地工作，床前的火盆里也總是滅了再續。正是在這樣艱苦的條件下，漢口新四軍軍部同國民黨當局談判，解決了新四軍各支隊集中整編、干部任命、隸屬關系和后勤給養問題，確定了紅軍游擊隊的整編辦法，確定了新四軍的作戰部署并從多方籌集款項、武器、物資，補充了新四軍給養供應的不足。
葉挺的住處掛著“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奪志”的對聯，是郭沫若所書贊揚葉挺堅忍不拔的革命斗志的。郭沫若和葉挺是好友。1938年1月9日，郭沫若應陳誠的邀請從廣州乘火車到武漢，對是否就任第三廳廳長還舉棋不定。葉挺將郭沫若從小客棧里接到漢口軍部住下來，白天陪他到璇宮飯店拜會候任政治部副部長黃琪翔，晚上到八路軍駐漢辦事處會見周恩來、鄧穎超、王明、博古、董必武等人。大家一致意見：現在國共合作打開了政治機關的大門，門雖然開得很小，但我們應該擠進去，用力把它擠大一些。這不是為做官，而是搶工作陣地，多做工作。郭沫若接受了大家的意見，同意接受國民政府的任命。
葉挺辦公室兼臥室中懸掛著郭沫若所贈題詞
后來，葉挺和郭沫若進一步深談，從工作談到時局，一致認為：只要團結抗日，國家是有希望的。葉挺說：“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沫若兄，我很快就要到前線去了，不知何時才能再相見，你給我留個墨寶吧。”郭沫若問：“寫點什么呢？”葉挺說：“《論語·子罕第九》，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郭沫若說：“好。”提筆，飽蘸濃墨，凝神片刻，一揮而就“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奪志”12個大字。將論語原文，加了一個“以”字，減了兩個“也”字。葉挺拿起條幅，左看右瞧，連聲夸贊：“真可謂力拔山河，氣貫長虹啊！我一定好好裝裱，掛在辦公室里，每天必看，以銘我志。”
紀念館內同時舉辦有包括《新四軍在這里誕生》在內的三個專題展覽。《新四軍在這里誕生》展覽共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成立漢口軍部，完成部隊集結；第二部分，揮師東進敵后，轉戰大江南北；第三部分，堅持華中抗日，五師戰功卓著。專題展覽運用了聲、光、電等技術手段，配以圖片和實物，簡要反映新四軍軍部誕生的過程和遷移情況、新四軍七個師八年抗戰斃傷俘日偽軍47萬余人的豐功偉績以及新四軍第五師華中抗日取得的卓越戰功。
館內的陳設基本保持原樣，收藏著200多幅原始照片和30多件珍貴文物，再現了當年新四軍在武漢抗戰中的豐功偉績。
鐵軍精神激勵武漢
開放至今，紀念館除有游客個人參觀外，還有不少團體預約和團體活動，入黨入團、愛國主義學習和一些掛牌活動等經常在這里舉行。
在市民、游人和團體“走進來”的同時，紀念館也堅持“走出去”，通過舉辦音樂會、故事會、宣講會等形式進學校、進部隊和進企業，以及不定期在市民中舉辦流動展覽等，都使得新四軍的鐵軍精神得到繼承和發揚。
正在參觀軍部舊址紀念館的學生
漢口新四軍軍部在武漢的時間不長。新四軍籌備處、漢口軍部和駐漢辦事處在武漢的時間總共不到一年。但是對新四軍組建、配合保衛大武漢在外圍消耗日軍兵力、支援東進開辟華中敵后戰場以及創建華中抗日根據地，都起到了重大作用。
漢口新四軍軍部誕生于武漢，為這座歷史文化名城增光添彩。鐵軍精神激勵著武漢人民，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為“創新武漢”、“和諧武漢”做出更大的貢獻。
老通城的“豆皮之旅”
十月底的武漢，“乍寒還暖”。《記者老區行》欄目同新四軍一樣，從這里出發。剛抵武漢，記者一行就被這座城市濃厚的歷史氣息感染了。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巨幅宣傳畫屹立在長江邊，馬路旁隔不了多遠就會有燈箱循環播放有關辛亥革命的視頻……一切仿佛都在訴說，這是座革命的城市，是座英雄的城市。
短暫的舟車勞頓，伴著一絲絲寒意襲來，為了更好地完成采訪任務，我們一致認為吃飽肚子才是硬道理。常聽人家說，到了武漢一定要吃這四樣東西：老通城的三鮮豆皮、蔡林記的熱干面、小桃園的瓦罐雞湯、四季美的湯包。其中，尤以老通城的三鮮豆皮為最，因為毛澤東主席1958年吃過這里的三鮮豆皮之后，明確地說：“豆皮是湖北的風味，要保持下去！”
我們慕名來到位于菱角湖萬達廣場內的老通城新店，這里是2011年初開始營業的，始建于1929年的漢口大智路的老通城酒樓在2006年因長江隧道施工已被拆除。吃著金而黃、方而薄、香而醉的豆皮，我們聽到這么一段充滿傳奇色彩的故事。
1929年，蔡甸人曾厚誠租下漢口大智路3號湖北省銀行的一個門面，開辦了通城飲食店。后來，曾厚誠又向湖北省銀行租了二樓，開辦了大智旅社。曾厚誠同情革命，經常為旅居的共產黨人免費提供食宿方便，還把經理室和與通成飲食店后門相通的公新里6號住宅，作為中共秘密接頭和開會的地方。
抗日戰爭爆發后，國民政府機構遷至武漢。郭沫若、冼星海、田漢等文化名人都曾光顧大智旅社，其中著名音樂家冼星海與曾家的兒子曾昭正、女婿李行夫是好朋友，一起進行抗日救亡歌詠活動。他們編印的《抗戰歌曲集》和《大家唱》深受民眾歡迎。1938年1月17日的《武漢日報》上，冼星海發表《救亡歌詠運動和新音樂的前途》一文，其中稱贊了“湖北武漢之曾昭正、李行夫”等人的成績，并把自己的許多作品交給曾、李二人刊登在《大家唱》上。冼星海的《游擊軍歌》就是在通城飲食店的樓上譜曲的。
1938年6月至10月,武漢會戰爆發，曾厚誠不得不解散員工，關閉店鋪，攜帶家眷逃離武漢。在撤出武漢前，日本漢奸私底下找到曾厚誠，以商會會長的身份引誘他，希望他留下來為日本人服務，曾厚誠嚴詞拒絕。他舍棄多年心血積累的店鋪，將家庭分散避險。曾昭正帶領海星歌詠隊徒步到宜昌、重慶進行抗日宣傳，還應征飛虎隊當過翻譯。曾厚誠給了幼子曾幼誠7000元法幣，讓他去上海投奔姐姐曾子平（上海復旦大學學生、地下黨員）。曾幼誠拿出3000元捐給革命組織，帶上剩余的錢和姐姐曾子平參加了新四軍，屢立戰功。1988年，曾幼誠被授予空軍中將軍銜，這是從老通城走出去的共和國將軍！
1945年抗戰勝利后，曾厚誠回到武漢，在原址上復業，其后歷經數十年風雨至今。
聽完這段故事，我們被深深地打動了，不僅是因為老通城悠久的歷史，更重要的是從它身上感受到了中華民族不屈的精神。這趟武漢“豆皮之旅”真是收獲頗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