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竹雯老人，人稱“蠶奶奶”，因為直到年過90，她仍然忙于桑蠶事業。她既是革命者，又是科研工作者。1938年，她16歲時投身抗日斗爭，194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作為新四軍的一名女戰士，她隨部隊轉戰大江南北11年。1949年5月蘇南行署成立，丈夫管文蔚擔任行署主任，一直延續到新中國成立后。革命勝利了，她不愿做一名純粹的“干部家屬”，那做什么好呢?因為投身革命前，她已在丹陽正則女子職業學校蠶桑專業學習，她決心要用自己的所學服務于人民，這一干就是60多個春秋。
朱竹雯2006年榮獲全國繭絲綢行業終身成就獎
參加丹陽游擊隊
朱竹雯原名張耘，從鳴鳳小學（現丹陽實驗小學）畢業后，被母親送進呂鳳子先生創辦的丹陽正則女子學校。在許多女孩子都選擇刺繡、師范、烹飪專業時，她選擇了蠶桑專業，她喜歡蠶寶寶，更愛大自然，她要一生與綠桑、藍天、白云相伴。
1937年8月13日，淞滬戰事爆發，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日本鬼子打到了丹陽，她毅然投筆從戎。當時丹陽四鄉流傳著這樣一個消息：管山有位抗日志士管文蔚，他將各村16至50歲的青壯年組織起來，編成抗日自衛隊，保家衛國。張耘聽說后也想去報名，但得到的答復是不收女性。她便去找管文蔚，管文蔚見是位女青年，有點詫異，站起身來問：“你有什么事？請坐下來講。”張耘心情有點緊張，說道：“打日本鬼子，人人有責。如今怎么不收我們女同學呢？”管文蔚溫和地說：“我們歡迎有抗日救國熱情的青年參軍，只是抗日自衛團剛剛成立，像工作分配、吃飯住宿等事情尚未安排好。等我們準備充分了，你們再來參加，好嗎？”“好的！”聽到這些，張耘高興地告辭了。
1938年5月，張耘正式參加了丹陽游擊隊，被分配到抗日宣傳隊工作，任務是到各鄉鎮向群眾宣傳抗日救國、人人有責等思想。一次，她在丹陽訪仙地區遇到了當年鳴鳳小學的同學殷逸，殷逸那時在游擊隊從事軍需工作。張耘想向他要些手榴彈打鬼子，但殷逸不給，說他無權分配，要領導來安排。張耘心里蠻佩服這位同學，認為他很守紀律。當時武器稀缺，生活條件也很艱苦。戰士們居無定所，常在老百姓家里打地鋪，用稻草鋪起來就是床。
嘉山下美麗的愛情故事
丹陽縣城東北有一片丘陵山地，最高峰名為嘉山，海拔雖然只有149米，卻“橫臥長江邊，壁立千仞，狀如伏牛”。山勢逶迤，頗具特色，在一馬平川的江南倒也并不多見。嘉山南部山明水秀，幽雅清閑，有名噪千年的古寺——嘉山寺。嘉山寺又名龍慶寺，初建于北宋紹圣年間。寺前有數畝大的水池，池上有亭，傳說是白龍的化身。寺內有一古井，上窄下闊，地下最闊處有半畝大小，井水甘冽，且從沒干涸過。嘉山寺依山傍水，遠近聞名。乾隆皇帝三下江南，兩次到嘉山寺，并御筆親賜“龍慶禪寺”匾。管文蔚的家就在神奇嘉山西北角的倪山村。
張耘參加丹陽游擊隊以后，一直非常負責地從事著抗日宣傳工作。她活潑大方，擅長演講，受到群眾歡迎。有一天，管文蔚找張耘單獨“談心”，他說：“聽說你們宣傳隊到離丹陽城6公里的東洋橋去宣傳，6個人中只有你1個女同志，是嗎？深入近敵區工作，是要有勇敢精神的，你做得很好。”張耘低著頭說：“做這點兒工作，不算什么。”管文蔚問道：“打敗日本后，你準備干什么？”張耘說：“我學過蠶桑技術，可以到農村指導農民養蠶，也可以當小學教師。”管文蔚沉吟了一會兒說：“你這是為個人謀出路的人生觀。我們要為全體勞動人民都獲得徹底的解放而奮斗。”接著，管文蔚望著張耘說：“革命工作是長期的、艱苦的，我需要有人幫助，你幫助我好嗎？”張耘遲疑了很久，好不容易說道：“我還年輕，文化低、能力差，不能勝任。”管文蔚回答說：“這沒關系，你可以一邊工作一邊學習，而且我可以幫助你。”就這樣，張耘留在了司令部工作，她開始了新的生活。
白天，張耘隨管司令前往各個連隊視察并指導工作，晚上則坐在油燈下學習政策與文化知識。他們二人有時會去攀登村旁的嘉山。有一次在嘉山山頂，管文蔚向張耘提到了陸游《夜泊水村》一詩中的“一身報國有萬死，雙鬢向人無再青”，他指著嘉山山麓北邊的鎮澄公路告訴張耘，自己當初是如何默念著這首詩而立下抗日救國的遠大志向的。那是個晚霞出奇美麗的傍晚，在嘉山腳下倪山村西桃園，那里的景色美如世外桃源，管文蔚停下了腳步，神情莊重地向張耘“求婚”，她的臉一下子紅了起來，不知道說什么好……
1938年10月，金秋送爽，稻穗飄香，管文蔚在喜慶的鞭炮聲中迎娶了與他心心相印的姑娘。婚筵就設在管家的廳堂上，一共請了三桌客人，有親朋好友，也有挺進縱隊的同志們。送什么給她作為新婚禮物呢？管文蔚愣了半響，隨即便快速沖出了門外，不一會兒，他雙手擎著一束紅得滴血的雞冠花對新娘張耘說：“對不起，院中只有它。相信我，等到革命勝利的那一天，我一定會將天下最美麗的鮮花一起采來獻給你！”那晚賓客散盡之后，管文蔚緊緊抓住張耘的手說：“從此以后，你我將風雨同舟，相依為命。”張耘用力地點了點頭。她明白等待她的不會是榮華富貴，不會是養尊處優，而是出生入死，南征北戰。
朱竹雯與管文蔚在南京梅園新村45號庭院內
與江都百姓魚水情深
1938年7月上旬，新四軍第一支隊司令員陳毅在丹陽延陵附近的一個村子里約見了管文蔚，后派第一支隊政治部主任劉炎前往管部視察，授予丹陽游擊縱隊番號。9月，改番號為新四軍挺進縱隊，對外稱江南抗日義勇軍挺進縱隊，管文蔚任司令員。部隊經過整訓，軍政素質大幅度提高，成為開辟丹北地區的主力。陳毅司令員又制定了以江蘇揚中為跳板并向蘇北發展的戰略計劃。
1939年，因為抗戰需要，新四軍挺進縱隊北上至蘇北江都吳家橋小蕩村，張耘隨丈夫同行，與部隊一起住在當地地主李家。陳毅司令員特地下令，部隊不準隨便走動，不準驚擾村民，很快打消了當地群眾的顧慮，并贏得了他們的支持。雖然李家家宅碩大，但部隊住進李家時，上至陳毅下至戰士，一律打地鋪。他們將稻草鋪在地上，再鋪上席子當作“床”。李家老太爺見新四軍軍紀如此嚴明，便騰出一間有一張床和一張桌子的廂房，方便陳毅居住和開會。
張耘和管文蔚是新婚，按照當地風俗不能住在一起。那個年代的愛情美好而單純，張耘能每天看到丈夫就很開心、很滿足了。作為司令員夫人，她嚴格遵守紀律，不搞特權，還經常幫助村民，積極與當地人搞好團結。張耘后來回憶說：“雖然現在我已經記不得當時小村的樣子了，但我們當時跟當地人相處融洽，沒有發生過一點不愉快的事情。特別是陳毅司令員，更是得到了他們的尊重。”在抗戰艱難的時候，許多村民紛紛送來糧食并鼓勵家人加入新四軍，用實際行動支持抗日。
在吳家橋李家的短暫時間里，張耘發現當地有養蠶的傳統，但沒有先進的飼養知識作指導，她便按照上級指示，主動出面，用自己掌握的蠶桑專業知識為村民做技術指導。張耘后來回憶說：“我住在李家的時候，跟李家幾個女兒相處得很好，那時候除了幫助村民養蠶，還四處宣傳新四軍抗戰的重要意義。”
許多年過去了，張耘依然牢記著江都人民，因為江都人民給了她第二次生命。她懷著6個月身孕的時候，前方戰事緊張，她不得不和弟妹轉移到丹陽。那天天氣陰沉，她們從吳家橋出發，到達江邊后，發現一群日偽軍老遠就向她們喊話，讓她們停下來接受檢查。張耘等人被迫躲進江邊的一家茶棚，茶棚的男主人了解情況后，將張耘身上攜帶的介紹信和鋼筆等物件藏進茶桶，讓她們裝扮成自己的親戚，日偽軍前來搜查時，一無所獲，只好離開。張耘后來感慨地說：“當時如果被日偽軍逮住，肯定沒命了。茶棚的男主人很勇敢，也很聰明，是我們的救命恩人哪，可惜我忘了問他的名字，現在也無法報答他了。是江都人民給了我第二次生命。”
參加郭村保衛戰
張耘隨管文蔚到郭村后主要負責民運工作。做好民運工作需要細心，加上男同志要上前線，因而做民運工作的大多是女同志。民運工作主要有發動、組織群眾，如組建兒童團、婦女隊等，宣傳團結抗戰、人人有責的思想。張耘常教孩子們和年輕婦女們唱歌，比如《義勇軍進行曲》《游擊隊歌》《太行山之歌》等。張耘是首長夫人，群眾看到她如此平易近人，跟國民黨官太太不一樣，就把她看作自己的姐妹，很支持她的工作。
發生在1940年6月底的郭村保衛戰是新四軍東進后遭遇的第一場比較大的戰斗，頑軍有上萬人，比新四軍多達10倍。戰斗打響之后，部隊需要什么，群眾就送來什么。有的群眾還幫著挖戰壕、削竹簽、送茶飯，擔架不夠用，群眾就把門板拆下來送上前線……張耘回憶說，當時國民黨頑軍反復攻打新四軍陣地，打完了東邊就轉而打南邊，新四軍發現這一特點后，就發動周圍群眾幫著守戰壕，民兵們將帽子放在扁擔上，在戰壕里擔著扁擔走來走去，讓頑方誤以為戰壕里有部隊，便不敢貿然進攻。其實新四軍主力部隊都到另外的地方阻擊去了。
保衛新四軍金庫
后來，張耘在蘇中金庫負責財經工作。1943年春，日軍對蘇中抗日根據地進行頻繁掃蕩和清鄉，部隊的財產沒有固定的存放場所，如何才能保全這些財物呢？當時，財務人員大多是十六七歲的女戰士，幾乎每人身上都背著一個20多斤重的袋子，里面裝著鈔票和金條、金磚。在掃蕩最嚴酷的階段，她們幾乎天天搬家，夜夜行軍，晚上睡覺的時候就以錢袋為枕頭。每當遇到日偽掃蕩，她們就得跟隨部隊撤退，為了不暴露目標，她們甚至獻出了生命。所以，每半年召開一次的財經會議猶如一場盛會，大家相聚在一起噓寒問暖，殘酷的斗爭使人無法預料是否還有重逢的機會。
隨著蘇中抗日根據地的不斷壯大，地區稅收也不斷增長。如何保管好這些錢財讓財經部門的同志們動了很多腦筋。后來部隊選擇了一艘大漁船,把整個蘇中的金庫都轉移到漁船上，以便減少部隊的保護消耗。如果遇上掃蕩，就讓裝滿錢財的漁船漂蕩在海上。船上工作很辛苦，漁船四面搖晃，不少戰士都暈船嘔吐，有的戰士甚至連黃水都吐了出來，根本吃不下東西。但為了保證部隊和根據地的供給，張耘與她的戰友們毫無怨言。
為了革命，張耘無數次與死神擦肩而過。1946年夏，七戰七捷第三戰期間，她身懷六甲卻遭遇叛亂，和母親、三個孩子一同被劫持，當時她已做好了犧牲的準備，粟裕將軍得知消息，立即下令營救，張耘等終于化險為夷。
援外的科學使者
解放戰爭終于勝利了。那年張耘27歲，身為無錫軍管會主任管文蔚的夫人，張耘不愿憑借著革命經歷當領導干部，她要投身于新中國的建設事業中去。夫妻倆談了一夜，管文蔚說：“你是學蠶桑專業的，還是去搞蠶桑吧！”張耘有些遲疑地說：“以前學的知識已經忘得差不多了。”管文蔚用鼓勵的眼光看著她說：“不要怕，你一定能行！”就這樣，張耘堅定地投入到了蠶桑事業中。
為了不讓周圍的人知道自己是管文蔚的夫人，她改名朱竹雯，把孩子們統統送進寄宿學校和全托幼兒園后，只身前往與無錫城隔著一道山的蠶絲試驗場，那里前不著村后不著店。她要么打地鋪，要么和實習生、技術員住在一個房間，一邊工作一邊向她們學習。就這樣，朱竹雯不僅把學過的知識重溫牢記，還學到了許多新知識，很快就成了行家里手，當之無愧地擔任了無錫蠶絲試驗場場長。針對江蘇缺少培苗技術的狀況，朱竹雯組織場圃育苗試點，通過“請進來、走出去”的方式，創造了多種先進的桑樹育苗技術，使桑苗繁育技術迅速普及。江蘇省成為全國的桑苗供應基地，并多年保持蠶桑生產全國第一。
20世紀60年代，朱竹雯兩度受國家農業部派遣，擔任援外任務。1966年5月，她以專家組組長身份率隊赴阿富汗，援助該國蠶種場建設項目，將中國歷史悠久的桑蠶技術遠播國外。從場所基建到蠶種培育技術傳授，她都身體力行，甚至像鋼筋工一樣上腳手架綁鋼筋。她還連夜親手為阿富汗工人縫制勞保手套，替工傷人員維權，第一次把勞動權益保障的觀念引進阿富汗，得到了該國政府和當地工人農民的高度評價。朱竹雯身在阿富汗，與管文蔚和孩子們相隔萬水千山，只能每月和他們通信一次，互相問候，互報平安。半年后，朱竹雯載譽歸國。臨別時，阿富汗農業部官員竟不舍其行，一位司長深情地說：“中國人民是勤勞、聰明、勇敢的！朱竹雯女士一個人抵得上我們這兒的三個人！”1967年4月，阿富汗政府果然請求中國政府，誠邀朱竹雯女士再次赴阿。這一次，阿富汗農業部官員和同行朋友們，更把中國專家們待若上賓，熱情接待，視為家人，并虛心求教，誠懇學習。朱竹雯和專家組成員一道，更加努力，更加勤懇，為阿國的桑蠶和絲綢業發展做出了特殊貢獻。他們向阿富汗人民傳授了知識和技術，也傳播了中國人民的友好情誼。工作一年半以后，才于1968年9月返回祖國。
獲蠶桑絲綢界終身成就獎
朱竹雯后來擔任江蘇省農林廳蠶管局局長，直到擔任農林廳副廳長時，仍分管蠶桑工作，1984年到江蘇省絲綢公司當顧問，1994年離休后，擔任江蘇省老區開發促進會常務理事、江蘇省老科技工作者協會副理事長、中國蠶學會名譽理事長、江蘇省蠶桑學會名譽理事長等職務，促進了省內、國內蠶桑事業的發展。江蘇省蠶繭產量1949年為13萬擔，1954年為25萬擔，到1984年發展到120萬擔，人們不會忘記蠶奶奶所做的貢獻。
朱竹雯在花甲之年參與了國家黃淮海中低產地區綜合治理項目，任黃淮海平原發展蠶桑子課題組長，隨之獲得國家科技推廣一等獎。此后又主持了國家星火計劃中的優質桑蠶繭絲綢綜合開發和應用項目，獲得國家星火科技進步一等獎。朱竹雯說，一棵桑樹的經濟效益相當于一畝田地。為增加農民收入，她不辭勞苦，奔波于種場、絲廠、田間與農戶之間。
2000年是新四軍黃橋決戰勝利60周年，當年10月，蠶奶奶應邀參加紀念會。會后，蠶奶奶又奔赴姜堰、蘇州、吳縣、丹陽、鎮江等地調查指導蠶桑產業化經營，受到各地干部與繭農的熱烈歡迎。2002年以來，她還擔任了優質雄蠶絲的開發項目的技術顧問，研制出了高品位織物，創新了品牌。2008年2月22日的《新華日報》刊載了《春蠶之夢：一位八旬老人的不懈追求》一文，贊譽了這位將畢生精力貢獻給桑蠶事業的可敬老人。從蠶姑娘到蠶奶奶，朱竹雯默默地無私奉獻著，終于榮獲了蠶桑絲綢界的最高獎——終生成就獎，贏得了業內的廣泛尊敬。朱竹雯贏得這份榮譽是當之無愧的。當時，獲此殊榮的只有兩人，另一人是江蘇吳江人費孝通的姐姐——蠶桑絲綢專家費達生。兩人都為中國的蠶桑業發展做出了杰出的貢獻，有所不同的僅是：費達生是朱竹雯的老師，費達生從學校畢業后便一直為蠶桑工作嘔心瀝血，直至103歲去世；朱竹雯則參加過抗日戰爭與解放戰爭，歷時11年，直到新中國成立后才繼續從事蠶桑事業。
唐代詩人李商隱曾寫過這樣一句詩：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2012年10月5日，朱竹雯因病告別了她熱愛的事業和親人，享年91歲。病重期間，她和友人、親人談得最多的依然是桑蠶。蠶奶奶朱竹雯正像春蠶一樣無怨無悔地為祖國和人民奉獻了畢生，她曾寫過一首《七絕·桑贊——桑樹夏伐后視察所見偶感》，正是她一生的寫照：
樂哺春蠶獻此生，罄將枝葉賦真情。
滿園盡見桑拳舉，為表赤誠作誓盟。
朱竹雯（右）與老師費達生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