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大學是美國教會在中國創辦的一所著名的綜合大學，美國傳教士司徒雷登是該校首任校長。1937年“七七”事變后，日本占領了北平，高校紛紛南遷，而燕京大學一度以獨特的“孤島”方式保留下來。燕京大學的外籍教師居多，他們中的很多人利用歐美等外籍教師享有治外法權的特殊身份，支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的斗爭，作出了獨特的貢獻。
斯諾與毛澤東
美籍新聞系教師斯諾：
只身奔赴陜北撞大運
1934年初，斯諾以美國《紐約日報》駐華記者身份應邀任燕京大學新聞系講師。新聞系當時只有六七個教員，其中一半是美國、英國和德國一些通訊社和報社駐華記者兼任的。
斯諾擔任新聞撰述學、旅行通訊等課程的教學。第一次上課，斯諾的開場白頗具親和力：“我不是來教的，而是來學的，中國是世界上一個充滿了新事物的地方，可學的東西太多了。”
斯諾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收藏了大量國民黨“禁書”給學生看，還經常在家中向學生們披露那些被國民黨封鎖的國內外消息，學生們稱斯諾家是一個“呼吸一點新鮮空氣的窗口”。
1935年6月，斯諾被聘為英國《每日先驅報》特派記者，仍兼任燕大的講師。他熱情支持青年學生的抗日愛國運動，當時北平學生運動的領導人清華的姚依林（后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燕大的黃華（后任國務院副總理、外交部部長）、北大的黃敬（后任一機部部長）都是斯諾家的常客。不久，“一·二九”運動爆發，斯諾聯絡了好幾個國家的記者到示威現場采訪，“一·二九”運動的消息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
1935年底，斯諾得知紅軍長征到達陜北的消息，立即產生了冒險到那塊紅色區域采訪的強烈愿望。在宋慶齡和中共華北局的幫助下，1936年6月，他帶著向友人懷特借的16毫米小型攝影機和一架照相機，從北平出發，經西安輾轉到了陜北。
7月8日，斯諾在安塞百家坪遇見周恩來。周恩來親自為第一位采訪紅色區域的西方記者擬定了參觀訪問日程，并說：“你見到什么，都可以報道。”斯諾原以為他在陜北的采訪、攝影要受到限制，聽了周恩來的話，感到非常意外和興奮。
7月11日，斯諾抵達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受到幾乎所有中共領導人的迎接。毛澤東對他說：“你這個險冒得好，我們這里一切都是新聞，你真是撞上大運了，肯定能出一本暢銷書。”
斯諾能夠自由地在陜甘寧邊區及紅軍西征前線進行采訪，其對象包括中共領導人、紅軍將領以及普通紅軍戰士和群眾。
毫無疑問，采訪毛澤東才是斯諾此行的重頭戲。7月、9月、10月，斯諾多次在保安毛澤東居住的窯洞里同他長談，通常是從晚上9點開始，到凌晨2點結束。毛澤東跟他無所不談，包括共產黨，蘇維埃運動，紅軍的成長，五次反圍剿，長征的勝利，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普通紅軍戰士的英雄故事，等等。應斯諾的懇求，毛澤東還首次講述了他個人的生活經歷。
在一次白天采訪時，斯諾提出給毛澤東拍照，毛澤東欣然應允。斯諾選好角度，發現毛澤東頭發很長，他想“戴上軍帽才更像紅軍領袖”，于是就把自己頭上戴的那頂綴有紅五星的軍帽戴在毛澤東的頭上，他摁下快門，相機記錄下毛澤東的歷史性鏡頭。
10月底，斯諾帶著記得滿滿的采訪筆記和拍攝的大量膠卷及電影膠片，離開保安經西安返回北平。11月初，斯諾在美國駐華大使館的中外記者招待會上，敘述了自己的見聞，展示了他拍攝的一張張照片。11月14日，上海的英文報紙《密勒斯評論報》率先刊登毛澤東與斯諾談話，并配發了斯諾拍攝的毛澤東頭戴紅五星八角帽的照片。接著，世界許多報紙都在頭版顯著位置登載斯諾的報道和攝影照片。
1937年2月5日晚，燕大新聞學會在未名湖畔臨湖軒召開全體大會，斯諾在會上首次放映了反映陜北的影片，燕大學生第一次真實地看到了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紅軍領導人的形象。2月22日晚，燕大歷史學會在臨湖軒召開選舉會，新聞系的一位學生代表斯諾用漢語作了訪陜見聞報告，然后放映了斯諾拍攝的幻燈片300多張，電影300余尺，使長期禁錮的國統區青年學生看到了“紅星照耀下的中國”。
1937年6月，斯諾完成了《西行漫記》的寫作，不久該書在英國公開出版。英文版本最早來到了燕大，在許多學生中流傳。1938年2月，中譯本在上海出版，使更多的人看到了共產黨和紅軍的真正形象。
日軍發動“七七”事變后，又侵占了北平，大肆搜捕抗日愛國人士。斯諾在住所掩護了不少抗日青年，其中就有不少被列入黑名單的燕大學生。斯諾幫助這些學生扮成乞丐、苦力或小販逃離北平，有的奔赴了延安，有的參加了抗日游擊隊。
斯諾家中存放著西山抗日游擊隊從日本人手里奪回的黃金、珠寶。游擊隊請他幫助變賣以解決軍需，并提出給斯諾高額回扣。斯諾說：“我一分錢也不要。但我建議你們把扣留的幾名意大利修道士放了。”游擊隊接受斯諾的建議，釋放了那幾個意大利修道士，斯諾也托人幫助游擊隊把黃金、珠寶變賣了出去。
“七七”事變時，鄧穎超正在北平治病，為了盡快離開戰亂地區，鄧穎超去燕大找到斯諾，請他設法帶她出去。斯諾讓鄧穎超化裝成他家的“保姆”，一起乘火車抵達天津，日軍在車站嚴查所有中國旅客。斯諾對日本人說：“我是美國記者。她是我的家庭保姆。”日本人揮手放行。然后，斯諾將她送到英法租界，托付給好朋友、美國合眾社記者愛潑斯坦。愛潑斯坦于當夜親自護送鄧穎超乘船去了山東煙臺。
斯諾說：“我的住所很快成了某種地下工作總部了。我肯定不再是一個中立者了。”
1939年9月下旬，斯諾赴延安與毛澤東重聚。從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軍民身上，斯諾看到中國人民熱情澎湃的高昂斗志和精神面貌。他把《西行漫記》贈給毛澤東。毛澤東在為斯諾舉行的歡迎晚會上舉著這本書說：“這是一本真實地報道我們的情況，介紹我們黨的政策的書。”
《西行漫記》影響了當時中國的許多中國青年學生。他們中不少人奔赴革命圣地延安，身邊帶的除了路費和行李，就是《西行漫記》。
1941年，斯諾返回美國，但他仍關心、關注著中國，于1960年、1964年、1970年三次訪華，毛澤東每次都同他進行親切友好的交談。每次到訪，斯諾都毫無例外地造訪燕園，徜徉于未名湖畔，寄托對燕京大學的深深眷念。
1972年2月15日，斯諾在瑞士日內瓦逝世。在彌留之際，他一吐畢生之情感：“我愛中國，我愿在死后把我的一部分留在那里，就像我活著時那樣……”毛澤東發唁電稱斯諾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1973年10月19日，斯諾的一半骨灰安葬于燕園的未名湖畔。毛澤東送了花圈，周恩來參加了骨灰安葬儀式。
在湖光塔影的映照下，斯諾長眠于他稱之為“花園一樣可愛的小湖”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