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家白壽彝老先生曾經寫到：“新四軍的歷史首先是一部政治史，其次才是軍事史”，從新四軍組建開始，內部的政治博弈與外部的政治斗爭始終伴隨其發展。皖南事變后新四軍于鹽城重建軍部，在劉少奇、陳毅等人的努力下，開始向組織上強固、政治上堅定的“鐵一般黨軍”轉變。這一時期，華中局、新四軍遵照中央要求，結合自身狀況，努力解決、消除存在的獨立主義、宗派主義、山頭主義、自由主義等土地革命時期和皖南軍部時期的種種積弊，提出并踐行了解決黨內矛盾、規范組織生活和加強黨性鍛煉的科學思路與規章制度。
新四軍建設的方向是“黨軍”，顧名思義，是確立中共黨組織的核心領導地位，這種領導天然地要求黨內諸多關系的平衡與協調、最大限度的發揮組織優勢，始終如一的貫徹中央意志。為達成這一目標，新四軍必須努力保證黨組織和黨員之間存在規范、科學的黨內政治生活，這種生活既能夠使組織和黨員之間、黨員和黨員之間、黨員和組織之間形成上下雙行、中行平等的交流、溝通渠道，進而有效教育、管理黨員，維護組織權威，同時也能及時傾聽、了解黨員想法，保證黨員權利，提高黨員忠誠度和歸屬感，最終發揮“黨軍”的凝聚力和戰斗力，在黨內、軍內形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
當前學術界在黨內政治生活方面的定義有兩種維度。廣義上是指黨內的各種活動，包括黨組織對黨員進行的各種教育、監督、管理和幫助等；狹義上僅指黨的組織生活。當我們把黨內政治生活放到黨政軍一體的新四軍中來觀察時，會發現黨內政治生活的科學化、規范化與否，直接關系到軍隊戰斗力的發揮和凝聚力的高低。新四軍首任軍長葉挺和副軍長項英之間的分歧和爭議，某種意義上影響了皖南軍部時期新四軍的作戰和皖南事變中的突圍；皖南事變前因國民黨不容忍設置政治委員，故部隊中亦削弱了黨的政治領導，限制了新四軍的進一步發展；新四軍重建軍部后，代軍長陳毅和代政委饒漱石之間的矛盾，導致了“黃花塘風波”的爆發，亦影響新四軍高層之間的團結和穩定。但新四軍重建軍部伊始，在陳毅代軍長、劉少奇政委的領導下，新四軍在黨內生活規范化方面進行了諸多努力。因此，本文論述的新四軍在規范黨內政治生活方面的努力屬于廣義的范疇，包括黨內各種活動、約束、教育和黨的組織生活。
皖南事變后新四軍規范黨內政治生活的必要性
皖南事變中新四軍遭受了重大損失，之后中共中央決定于鹽城重建軍部，組建和規劃了新的領導機構與部隊編制。新軍部在新的組成成份、新的根據地、新的斗爭形勢面前，面臨著千頭萬緒的工作亟需解決，其中最核心的便是統一黨內思想，樹立組織權威，而抓手便是規范黨內政治生活，強化黨的領導，注重黨性教育。
1.吸取皖南軍部的教訓。重建軍部后的新四軍形成了七師一旅的規模，但編制上的統一不代表思想上的統一。皖南事變后國民黨瘋狂的發動政治攻勢，控制國統區輿論，試圖混淆視聽、顛倒黑白。例如當時國統區的《中央日報》《掃蕩報》《社會工人報》等輿論均不負責任的斥責新四軍“游而不擊”“不遵紀律”，甚至有著廣泛社會影響的第三方輿論《申報》，在皖南事變后也發出社評稱：“新四軍存在之日雖不容否認其為一宗力量，然力量的估價必以服從紀律為前提，必以對于抗戰的實際貢獻為衡量，前提不立，則貢獻等于零，估價等于零”（《申報》1941年1月31日）。可以說在一段時期內，新四軍除“軍事上遭受嚴重損失外，其抗戰以來的戰績與名譽也幾被‘消弭殆盡’”。黨中央在皖南事變后，匆匆發布了一份《中央關于項袁錯誤的決定》，嚴厲批評指責項英、袁國平犯的錯誤，雖然此件僅向高級干部傳達，但在當時內外批評的情況下，新四軍將士不可避免的會在思想上形成一定的混亂。對于深入敵后作戰的軍隊來講，缺少權威的認同、正確的指揮、統一的思想，軍隊是不可能令行禁止、整齊劃一的。所以，強化對新四軍將士、尤其是對黨員的組織教育、政策教育和思想教育，對于新成立的軍部來說是首要大事，全面深入的領導全黨全軍吸取皖南軍部的教訓，便成為規范黨內政治生活中十分重要之事。
2.消弭整編部隊的影響。重建后的新四軍，基本上整編了華中地區共產黨所領導的武裝力量，其中有些武裝背景復雜、實力不一、自成體系。這對新四軍新軍部的統一領導、對新四軍在華中敵后的立足以及部隊戰斗力的全面發揮形成一定的挑戰。黃克誠率領的八路軍實力強大、資格老道；整編進來的一些義勇軍、游擊隊，甚至新四軍中的部分將士習慣于以往走州過府的工作，習慣于流動游擊、攻城掠地進行人、槍的積累，而對于發展、建設、鞏固根據地的工作，對組織部隊業務學習、集體整訓則不認真、不積極、不情愿。因此陳毅總結：“那種習慣于發展、擴大、追求數量的工作熱情，必然與力求鞏固、力求深入的工作任務發生矛盾”，簡單來說便是新四軍將士中存在著主觀愿望和斗爭形式不相匹配的思想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離不開黨組織對將士進行理論教育和形勢教育，因此，這一必要性有力地推動著新四軍重建后規范黨內政治生活。
3.化解各種“主義”的干擾。新四軍上承大革命時期的“葉挺獨立團”，被百姓冠以“鐵軍”稱號；其前身是歷經磨難，風霜雨雪中堅持三年游擊戰爭的紅軍游擊隊。這樣的歷史淵源，一方面為新四軍提供著深厚的精神力量，另一方面也給新四軍留存了不少思想痼疾。陳毅、劉少奇多次指出新四軍之中存在著山頭主義、游擊主義、宗派主義、獨立主義、本位主義、保守主義等等阻礙軍隊正規化、政治化、黨化的各種落后思想。這些客觀存在的落后思想，有的或許在特定的時期起過一定的積極作用，有的則自其滋生之時便是共產黨和人民軍隊發展、壯大的阻礙。當重建的新四軍向著正規化和黨軍化邁進之時，在黨內、軍內有組織、有計劃的滌蕩這些落后思想便成為發展進程中的必然之舉。
4.堅持敵后作戰的要求。當新四軍從皖南山區轉戰華中敵后，“東進北上”的戰略得以落實后，必然要求一定的組織教育、發展策略、戰術戰法、戰爭理念的跟進，甚至對剛擺脫國民黨于黨內軍內掣肘的新四軍來說，在政權建設、統一戰線、土地革命等方面都是新的課題。從政治上來看，皖南時期的新四軍隸屬于國家正規軍隊編制，將士們的吃飯、穿衣、武器、彈藥的主要來源是國民政府調撥和社會捐款，雖然備受國民黨克扣，但出于合作抗日的需要，新四軍沒有在皖南廣泛發動群眾、建立民主政權。從軍事上來看，皖南山區的地理環境適合傳統游擊戰的要求，在正確的戰術方針下，新四軍創造了諸如蔣家河口戰斗、繁昌保衛戰等經典戰例。但是，當新四軍轉戰河網密布的蘇北平原之后，無論是政治環境、斗爭形勢還是發展方向都有了新的要求：反掃蕩、開辟根據地、鞏固政權、統一戰線、改善民生等等，無一不考驗著軍部重建后的新四軍。陳毅指出：“意志不統一必造成行動的不統一，行動不統一必遭受各個擊破的命運”，因此為避免此種情況的出現，為適應華中敵后作戰的現實需要，客觀要求新四軍從思想上統一認識，從規范黨內政治生活上理順黨政軍三者的關系，形成對華中局、新軍部領導權威和發展戰略的高度認同、嚴格服從。
皖南事變后新四軍嚴肅黨內政治生活的努力
新四軍在鹽城重建軍部后，開始從受制于國民黨的軍事力量向著中共獨立自主領導、黨政軍一體、“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正規化武裝集團轉型，這種轉型不單單是隸屬關系的轉換，更要求在思想和政治上保證黨的絕對領導、軍事組織和技術上有優越性、軍紀上兼顧軍事紀律和群眾紀律、行政事務上集中統一、高效敏捷、作風上充滿革命熱情和遠大理想。能否成功完成這種“黨化”的轉型，其核心在于黨組織能否堅持正確而堅強的領導，發揮號召力和凝聚力，領導組織內的黨員構建權威認同、思想統一與良性互動的黨內政治生活。在這樣的情況下，華中局、新軍部審時度勢，在規范黨內政治生活方面進行三種類型的努力和嘗試：
努力構建完備的教育體系，使各級黨員接受充分的黨性教育和鍛煉，幫助和要求黨員消除落后觀念。在開展黨的教育方面，華中局、新軍部對三個層次的黨員開展不同形式、不同內容的教育活動。針對黨員干部的教育主要通過華中局黨校，分批輪訓地方縣以上、部隊團以上的黨員干部。新四軍領導人清醒的認識到：“提高部隊的黨性首先要提高干部的黨性”，“幾萬人的進退生死都決定于一個或幾個干部之手……如其服從黨、擁護黨，運用政策靈活，自己黨性堅強時，于革命于黨都是無價之寶……反之……常常造成危害全局不可挽救的失敗”（陳毅《論建軍工作》）。針對軍隊和地方上普通黨員的教育，則通過黨支部、政工人員組織集體討論和學習，根據基層黨員承擔的工作性質不同、個人文化知識水平層次不一的實際進行靈活機動的安排，運用基層黨員喜聞樂見的報告會、討論會以及劇目等形式開展多樣教育。針對積極分子、青年學生、新同志等潛在黨員群體，主要通過抗大分校進行教育。陳毅代軍長指出：“共產黨本身是先鋒隊，任何革命只依靠先鋒隊是不可能勝利的，先鋒隊的偉大之處不僅在于他能沖鋒陷陣作戰英勇犧牲，而且在于他能領導千百萬群眾作自己的后備隊，共同前進”（陳毅《論建軍工作》）。新四軍舉辦的各抗大分校既面向社會招生，同樣也從黨政軍內調訓基層干部進行理論教育、黨性鍛煉、文化教育和技能訓練，從而起到為黨組織提供后備力量的保障作用。
努力提高黨組織的權威性，發揮監督領導作用，及時懲處教育不合格黨員，提高黨的純潔性。華中局、新軍部及時總結新四軍皖南時期黨內生活方面的經驗教訓，主要進行了三個方面的努力：一是恢復政治委員制度，賦予政委“黨在軍隊中的全權代表，執行黨在軍隊中的政治方針及紀律的完全負責者”（陳毅《論建軍工作》）的地位，擁有對軍隊中一切工作、一切行動的督導權與最后決定權；二是強調民主集中制是黨組織的基本原則，明確要求“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三是加大對黨政軍干部的監督、審查、整頓。隨著抗日戰爭形勢的發展和黨中央出臺的整頓“三風”決定，華中局、新軍部領導開展了以鍛煉黨性、增強組織觀念、清洗壞分子、保障干部純潔性、加強黨在軍隊中領導作用為根本目的審查工作，并開始“履歷書”制度的施行。從而對有錯誤思想傾向的黨員形成有效震懾，并在這一過程中及時教育黨員干部，提高組織生活觀念。
努力構建黨內順暢的溝通交流渠道，發揮黨支部的作用，確保黨組織的活力。劉少奇是黨內公認的理論大家，他領導的華中局、新四軍對這一時期黨內組織生活方面進行了不少的創新。首先，劉少奇提出健全黨的干部小組會，內容包括自我批評和黨性檢查兩項。劉少奇強調：“干部小組會有向上級政治機關作報告的必要，所以每個干部的品性、思想、言論、行動一旦出現不好的傾向，想離開黨一點，就要批評他”（劉少奇《在華中軍分會上的報告》）。其次，提高連隊中黨支部的黨性教育能力和自主工作能力，要求黨支部在實際工作、學習、戰斗中做出堅強領導，并組織開展創造模范黨支部的活動。規定“每一個黨員，在黨的同級組織中，有權批評任何一個參加會議的黨員，干部要定期向支部做工作報告，支部有討論與批評其報告之權”；此外，劉少奇、陳毅等領導人還對新老黨員之間關系、黨內紀律、黨員的自我學習和提高、黨員要有怎樣的黨性修養等黨內生活的諸多方面提出了要求，付諸了努力和實踐。
皖南事變后新四軍嚴肅黨內政治生活的意義與缺憾
重建軍部后的新四軍在規范黨內政治生活方面進行了一系列的努力與嘗試，這些努力與嘗試的背后一方面是對中央精神、政策的貫徹落實，另一方面則是華中局、新四軍審時度勢、對新環境下歷史要求的準確應對。作為抗戰時期共產黨在華中領導的最強大的武裝力量，新四軍成了當地百姓眼中共產黨的化身，在建設抗日民主政權、壯大革命根據地、贏取農民、士紳、工人支持與幫助的時候，一批有紀律、有信仰、有文化、有黨性的黨員隊伍就是最好的“工作隊”。
以上兩方面的內外因素是推動華中局、新四軍努力對黨內生活規范化的主要動力，這種努力和實踐，教育、提高了新四軍及地方黨員干部參與黨內生活、行使黨員權利、服從組織權威的意識。
黨員的階級覺悟、政治思想、處理政治事務的能力、水平都是在不斷地學習與實踐中得到提升的，對于農民成分居多、文化水平普遍較低的新四軍來講，普通黨員自身政治化、黨化的程度與黨內政治生活的規范與否有著密切的聯系，規范化的黨內政治生活有助于普通黨員塑造正常的政治心理、樹立堅強的政治信仰。
伴隨著新四軍軍部的重建，其軍事上開始向正規軍團轉型，政治領域的黨內生活上開始努力規范化，新四軍成為了一支黨領導下的堅強鐵軍，他們縱橫在華中敵后，成為保衛華中人民的鋼鐵長城。
但是，由于華中局、新四軍身處日偽包圍圈內、時常處于轉移途中、歷史存續時間較短，軍內領導人調動頻繁等因素，新四軍黨內政治生活規范化的努力依然存在一定的現實局限性：一是新四軍作為共產黨領導下的一支主力部隊，軍事任務是其首要考慮，支部活動、組織教育、政治學習等日常政治生活都要以提高作戰能力、軍事技能，完成軍事任務為總的目標，實現以“政治上鐵的團結，造成組織上鐵的團結”（陳毅《論建軍工作》），但這在一定程度或多或少會影響到政治生活的嚴格性；二是新四軍作為一支堅持游擊戰為主的敵后抗日部隊，扁平化的組織結構和高度權威的命令體系更能確保軍隊的靈活與機動，因此在開展黨內政治生活過程中，在民主與集中二者的平衡上難免簡單粗暴，民主集中制更多的體現在集中而不是民主；最后，新四軍黨內政治生活規范化的首要動機，在于對皖南軍部時期黨內生活中的若干錯誤進行改正，并在此過程中時刻向黨中央看齊，這本身就包含著強烈的目的性與針對性，屬于重在一時“抓”的范疇，而不是常態的、基礎的“建”的過程，因此，這樣的努力進程不可避免的受到華中局、新軍部領導人的注意力和作風的轉變的影響，這在劉少奇調離后發生的“黃花塘風波”及饒漱石領導的“整風運動”中可見一斑。
總之，當新四軍邁著艱辛的步伐在蘇北重建軍部之時，歷史便賦予了這支部隊開辟華中、保衛華中、建設華中的艱巨使命，為完成這一使命，新四軍以建設“鐵一般的黨軍”為目標，在規范黨內政治生活上做出了卓著的努力。在這種政治生活的熏陶之下，新四軍及其后續隊伍作為一顆火種，無論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還是在社會主義建設、改革開放的新時期，都永不懈怠的傳播著黨內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他們留存的革命風范和“鐵軍精神”影響深遠，被人們傳承至今。